古时北京人重阳登高会去哪儿

 远眺景山

 清石涛绘《王摩诘诗意图》

天宁寺

今天是重阳节。在过去,古人们会在这一天赏菊、登高、饮酒,尽享秋日乐趣。到了如今,农历九月九日已是中国的“老人节”,传统与现代巧妙地结合,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节日。2013年,重阳节成为了法定节假日。

“重阳节”又称“登高节”,“九九登高”是重阳的主要活动。时至今日,重阳节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那老北京是何时有了重阳登高的风俗?历代帝王在何处登高?平民百姓又会上哪儿过重阳呢?

   重阳“登高”传统始于东汉

    明清时已是北京的重要民俗活动

有关“重阳节”的来历,说法不一,有的说始于战国,有的说始于汉代,有的说始于三国,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始于汉代“桓景避灾”的传说。据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所载,东汉时豫州汝南(今河南汝南县)有一个叫桓景的人,家乡闹瘟疫,他便上终南山拜仙人费长房学艺。有一天费长房说,九月九日他家中有大灾,全家人必须“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方能渡过此劫,他照仙人指点举家登山,果然躲过大难。从此,九月九日登高沿袭成俗,但经过千年的演变,重阳登高已不是为了辟邪,而是成为了集赏秋、祈福、思乡、娱乐、健身为一体的民俗文化活动。

重阳登高之俗,史籍中多有记述。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载:“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使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隋唐名医孙思邈《千金方·月令》也记载到:“重阳之日,必以肴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归。”唐朝将重阳节定为民俗节日,登高为主要活动,文人多有诗文咏叹,如杜牧有《九日齐山登高》、李白《九日龙山饮》、郑絪有《九日登高怀邵二》、皇甫冉有《登山歌》、杜甫有《登高》,而其中以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最为知名:“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宋代的重阳节更为热闹,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宫廷会在九月八日做好布置,在殿中“分列万菊”,并点“菊灯”,以待翌日隆重游乐一番;宫外的人们则“饮新酒”、“泛萸簪菊”庆祝这一节日,并且互赠“菊糕”。

明清时,“重阳登高”成为京城的重要民俗活动,帝王及百姓都会在九月九日这天登高望远。明代史玄《旧京遗事》记载:“万寿山俗云煤山,圣上重九日登高于此。”《明宫史》亦云:“殿之北则万岁山,俗称煤山……山之上,土成蹬道,每重阳日,圣驾在山顶升座,可遥望靡涯矣。”清代《燕京岁时记》称:“京师谓重阳为九月九。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提壶携楹,出都登高。”清抄本《大兴县志》载:“(九月)九日,载酒,具茶炉、食盒,寻园榭丘阜为娱,曰'登高’。”光绪五年(1879年)《通州志》载:“九日,蒸粉面,置枣、栗其上,曰'花糕’。间有采菊载酒登高者。”民国时《房山县志》、《顺义县志》等文献中,均有九月九日老北京人“食蒸糕”、“相率登高”的记载,足见京城重阳节的盛况。

 明清帝王“重九登临”为祈福

    常至兔儿山、堆秀山、景山、香山

明代北京已有“重九登临”之说,即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时节,帝王必登高拜佛,祈求福寿平安,也顺便观览京城风光。帝王登高的地点多在御园之中,最出名的几处是兔儿山、堆秀山、景山、香山。

兔儿山在西安门内(今府右街图样山胡同附近),明朝属西苑。山为石筑,又称“小山子”、“小蓬莱”,东西分径,可迂折至顶,山高约五十丈。站在兔儿山上四下俯瞰,整个都城尽收眼底。山的北边有大光明殿等建筑,既可观景亦可小憩,故被明帝选为重阳登高之处。每到重阳节,宫监内臣要“着重阳景菊花补服,吃迎霜兔、菊花酒。”天启五年(1625年)重阳节,熹宗朱由校携带宫眷来兔儿山登高、观赏歌舞,以为同乐,《天启宫词》中有诗记录此事:“美人眉黛月同弯,侍驾登高薄暮还。共讶洛阳桥下曲,年年声绕兔儿山。”崇祯皇帝也曾在此登高,并写下“重阳旋磨台,共进菊花怀”的诗句。而今,该山已消失不见,形成街巷,后称“图样山胡同”。

堆秀山位于故宫御花园东北部,为人工堆砌的假山,高约14米,明称“堆绣山”,清乾隆年间改称“堆秀山”。山下有路,拾级可至山顶的御景亭,在此可俯瞰紫禁城,远眺可望及西山。《故宫史话》称:“农历九月初九重阳之时,皇帝携后妃在此例行登高赏景,黄色琉璃瓦在晴空下甚是耀眼。”据传,乾隆皇帝曾多次携令贵妃魏佳氏在此登高,且多有赏赐。

景山(即万岁山)坐落于北京城中轴线上,海拔约88米,站在山顶可俯视全城,清代帝王重阳之时多到此登高。据传康熙皇帝曾连续六年在重阳之日率文武百官登临山顶,祈福纳祥,并御题有《九日幸景山登高》诗曰:“秋色净楼台,登高紫禁隈。千门鸣雁度,万井霁烟开。翠拂銮舆上,云随豹尾来。佳辰欣宴赏,满泛菊花杯。”

京城西北部的御园香山、玉泉山、万寿山,峰峦挺秀,视野开阔,也是清代帝王重阳登高的好去处。自乾隆十一年(1746年)起,乾隆帝几乎每年都要与皇太后在重阳节那天同登香山,并写下“名山初试菊花筵,九日登高古所传”的诗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阳节,清末“两代帝师”翁同龢陪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到颐和园西北的金山登高,随后在日记中写道:“饭罢游乐氏园,坐北楼。因入遗光寺,与僧秀山登寺后小亭。亭在山麓,俯瞰昆明湖动荡树梢,亦云高矣。”次年九月初九,他又陪同慈禧太后、光绪帝等由静宜园梯云山馆爬上香山,登高祈福,后到十方普觉寺(即卧佛寺)拈香。

 京城百姓登高多到古刹禅林

    主要去五塔寺、天宁寺、法藏寺、燕墩等地

在古代,北京城园林多为皇家禁苑,百姓不得入内,因此,人们只得于城外寻觅登高景点,多为寺院中的高台、高塔及较高的岗丘、山地,可一览秋日美景。京城百姓登高颇有讲究,根据距离远近,南北城人民各有自己的登高去处。

北城居民多到京城西北的五塔寺、土城、钓鱼台、白塔寺登高。五塔寺原名“真觉寺”,位于西直门外白石桥以东长河北岸,“台高5丈,缘石阶可登,极目四望,长河蜿蜒如带,乱叶飘丹,西山凝紫,斑斓景色一览无余。”《帝京岁时纪胜》称:“重阳日,北城居人于阜成门(实为西直门)外真觉寺五塔金刚宝座台上登高。”至近现代,这里仍是人们登高重阳之所。

土城是元代城墙遗址,至清代仅剩岗丘。清杨静亭《都门汇纂》中有《竹枝词》曰:“土城关外去登高,载酒吟诗兴致豪,遥望蓟门烟树外,几人惆怅尚题糕。”杨静亭生活于嘉庆、道光年间,而《都门汇纂》成书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可见那时北京人的登高之地首选北土城。

南城居民则多至天宁寺、法藏寺、燕墩、陶然亭等地登高。天宁寺位于广安门外,地势较高,因金秋时菊花繁多而闻名,遂成为京城百姓登高、赏菊的好地方。清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有诗曰:“天宁寺里好楼台,每到深秋菊又开,赢得倾城车马动,看花犹带玉人来。”清末民初夏仁虎所著《旧京秋词》中,亦有《九月登高昔在天宁寺》诗曰:“天宁扫塔江亭醉,九日登高会己阑。踏过煤山来万岁,琼楼玉宇试高寒。”

法藏寺位于天坛以东,有弥陀塔,俗名“法塔”,“高十丈,七级八面,面面有窗,每窗有佛,塔内有旋梯可登。”清末震钧《天咫偶闻》载:“天坛之东有法藏寺,浮土(屠)十三级。登之,所见甚远,都人以重九登高于此。”可惜的是,该弥陀塔已于1971年被毁。

燕墩又称“烟墩”,位于永定门外,是一座上窄下宽、平面呈正方形的墩台,始建于元代,为旧京“五镇”之一,台上竖有清乾隆皇帝御制碑一座。墩台西北角有石门两扇,入门后拾级可登,历45级,通达台顶,为城南地势较高的地方,每至重阳日,便有南城居民到此登高祈福。

清朝灭亡后,皇家园林相继辟为公园,北海琼岛白塔和景山五亭、香山半山亭、万寿山佛香阁及京西碧云寺、法海寺、八大处、望儿山(即百望山)、石景山、樱桃沟也成为北京人重阳登高祈福之地。( 户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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