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三）正统主流
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
（三）正统主流
后来儒家思想体系是怎样成为正统地位的呢？
秦暴政被推翻后，西汉初期沿袭秦制，仍分封诸侯，并用道家黄老思想治国，重用酷吏，严刑峻法，社会矛盾有加剧趋势。国家是统一了，但当时常有诸侯国叛乱发生，最高统治者需要寻求办法缓和社会矛盾巩固中央集权。至汉武帝时，来了个儒学大师董仲舒。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解释儒家经典《春秋》的一部书籍）中儒家“大一统”思想描述为依据，提出“大一统”是天地常理，是宇宙最一般的法则，以此为哲学原理推出建立大一统政权和实施大一统思想的合理性；同时用（现在看起来是迷信的）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说得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观点（人君若为政不仁，上天会降灾象谴告，再不悔改天就会收回君权），力主道德教化，“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并整理编撰了三纲五常伦理规范。董仲舒取法荀子改良之道，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部分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写了个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上书，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论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论证：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法度，百姓才有行为准则，这样才能巩固政治统一，而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所以统一思想是“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提出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并被汉武帝采纳。儒学体系从此确立官方地位，并成为后来中华社会正统文化。
到了宋代程朱理学时期，儒学思想体系得了质的飞跃。因为程朱理学对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学体系影响甚巨，所以先来简略了解程朱理学的概念。
理学是宋初兴起的，又称道学（这个道学与道家学问不是同一个概念）、性理之学，可通俗理解为道德教化之学。但因其“道德之教”已升至宇宙观和信仰层面来做理论阐述，所以就具备了哲学层面，故可称为是道德神学。性是道德之意，理即是“成德”、“内圣”，性理之学就是成德成圣之学，故不管是“理学”还是后来的“心学”，都是成德成圣的道德教化之学，只是都上升到了哲学层面去阐述，就具有神学色彩，故可称为道德神学。
理学在与佛道的交流碰撞中也吸收神的世界观，但他们是以儒家经典和易经为依据去构建道德神学理论的。理学的至高神是“上帝”（《诗》《书》《礼》都有该称谓），又称皇天、上天、天理，皇天在人间的代表是君（天子）、师（至圣先师孔子、亚圣孟子）。理学上升到宇宙观去论证这个最高的“神”：天是最高的理，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和主宰，人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知真理的目的（致知）；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修“内圣”，至“外王”。
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使理学体系达到最高峰，而朱熹是集大成者。
朱熹把孔孟置于正宗，确立“理”的宇宙观，强调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更完整地概念化、系统化；在方法论上主张“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内圣外王”；并对前代大儒的理论包括三纲五常等日常道德规范做了精致的整理。至此，儒学已成为一门系统化的政治哲学和道德信仰体系。
朱熹把儒学思想提升到了哲学和信仰高度，补足了儒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短处，使儒家思想体系成为概念化、系统化、真理化的可操作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古代一套最精致、最完备的思想文化理论体系。所以朱熹是儒学文化的一位集大成者，被尊称“朱子”，位列孔子孟子之后。
俯瞰儒家文化的发展脉络，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形成，经董仲舒确立为正统，到朱熹的集大成，一路过来是一脉相承和不断丰富完善的。至朱熹时期，儒家文化的内核已非常清晰：哲学上的“天人合一”，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社会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方法论上有一整套完善的操作规范。这些都符合统治阶层长治久安和平民百姓修身济家的需要。这就是儒家文化能成为中华社会官方和正统主流文化的第三个要件。
程朱理学巩固了儒家文化的正统主流地位，也因为这套理论过于精致和制度化被统治者专制地利用，宋以后中国开始走向保守停滞。这应该不是这套文化体系的责任，而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问题。
儒学后来还出现一位集大成者，就是明代中期的王阳明。
王阳明认为理学过于繁琐，不利于教化，所以反对程朱过于严谨至苛的格物致知方法。认为心即“理”，是谓心学。王阳明心学有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劫，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是“致良知”，于心中寻“理”，“理”全在心；方法论是“知行合一”。阳明学集中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系列哲学思想之大成，既强调道法自然（道），又主张“天人合一”（易），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儒），通过“心即是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核心概念来实现理论与实践统一、主体与客体统一、终至“内圣外王”的统一。
王阳明心学对中华后代乃至东亚思想文化研究影响甚大，后人对其评价亦甚高。王阳明精通儒道释，是公认的朱熹之后中华近代儒学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被尊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
纵观中华文化发展脉络，儒道释及诸子百家古今大师们的著述和贡献，均功在不杇。然其文化思想作品已不能与易经和老孔著作的旷世经典地位相提并论了。易经最早揭示事物变易的因果逻辑，老子对天荒地老宇宙万物造化之道作哲学解释，孔子对人生进步和社会伦理作智慧指导，却在人本和人道精神领域留给后人以更宽广的自由空间。
并非老孔之后智慧未及，所谓大道至简，实是老孔已先行将大道解释，后来大师们分工丰满已而。
所以，如果要学习中华主流文化精华，摄取智慧为当世个人、家庭、企业组织乃至仕途为政所用，当多读春秋战国时期的经典著作，后来大师们的著述，则可当作理解和应用这些经典原著思想的工具书应用。
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到世上，一生的确有很多东西要享受，但中国人会更多考虑祖孙几代人和亲人邻里的幸福，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和长治久安追求。反观很多次生文明，的确拥有了令人羡慕的发达物质和工具，但其系统而深层的社会发展问题已渐渐显露出来。站在历史的高度，我对中华文化的智慧充满信心。
行文至此，只有深深的崇尚、庆幸和满怀感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薪火传也，继以不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坐而论道，起而行道，知行合一，中华未来，必小康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