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论大学国文（八）周作人赋得杨柳

周作人上大一国文课，从来没见人提起过，笔者在《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中首先独家考证。考证的起点，是1917年，周作人应邀到北大教书，4月3日，访蔡元培校长，得知在学期中间不能添开新的功课，只能临时安排他教预科国文——预科国文，就是后来的大一国文——这使周作人大为丧气，10日下午又往北大访蔡校长，辞教国文的事。幸好蔡校长惜才，变通让他暂在北大国史编纂处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终于挽留下这位日后新文化运动的得力干将。

所以周作人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不愿意教大一国文课。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五年后，胡适介绍他去燕京大学兼课，担任的是中国文学系新文学组的功课，周作人被这“新”字吸引，很高兴地应允了，谁知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还是国文课，后来他回忆说：“根本原是与我在五年前所坚不肯担任的东西一样，真是大上其当。这不知怎样解说好，是缘分呢，还是命运，我总之是非教国文不可。”

又有佐证，根据冰心在《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中说：“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当了一名讲师。……我教一年级必修科的国文，用的是古文课本。大学一年级的男女学生很多，年纪又都不大，大概在十七到二十岁之间。国文课分成五个班，每班有三四十名。因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闽粤的学生，听不大懂马鉴主任、周作人、沈尹默、顾随、郭绍虞等几位老先生的江南口音，于是教务处就把这一部分学生分到我的班上。”这岂不是说那些能听懂“江南口音”的学生的“大一国文”课便由周作人等先生来教了吗？

还有一个佐证，是在周作人自己的写的《杨柳》，其中说到：“有一个时期我曾在某处教国文，担任过本一的作文三年”。就这样，笔者顺藤摸瓜，找到了周作人的《杨柳》，并将它选入人民版《大学语文》教材。

在这篇随笔中，周作人开篇便说：“杨柳这题目是我所喜欢的，已经有好几年了，我常想自己来写篇文章，也想叫人家写。……我同友人们谈到国文考试，总反对那些古学或策论的试题，常说只要写一篇谈杨柳的文章就好，虽然实在也还没有实行过。可是我一直至今还是这样想，相信要考学生的国文程度须得赋得杨柳。”

赋得就是命题作文。周作人对大一国文有特别的见解，他说：“所谓国文，特别在考试时，干脆地一句话实在即是作文，即现今通用文字的应用，合格的条件只是文理通顺”。他批评说：不知道从那一朝代起国文这名称变成与国学同义，作文题目往往如“养浩然之气论”“社会主义出于儒家说”“抗日救国策”等等，实在是不适合学生做，也实在是考查不出学生的真实作文水平。所以他主张“赋得杨柳”，这样的题目人人能做，最能看出实际水平。

不要以为周作人反对讲政治，反对抗日救国，日后他之附逆那是日后的事，我们不能三岁看老将人的一生一竿子抹杀。当时周作人已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倡导的“美文运动”取得了很大的实绩，而他还要把这种新文学精神带到国文教学中，当时五四同人也都认为新文化运动非得占领了课堂才算真的成功，如此看来，“赋得杨柳”倒是非常具有政治意义的。

除了在燕京大学兼课，那时周作人还在北京女高师兼国文课，这篇《杨柳》提到学生时用的都是“她们”，让人猜想是讲的女高师的教学经历。他把这新文学运动的精神，直接带到国文教学，引导学生参与到“美文”创作中来。这样看来，北京女高师在那个时候涌现出苏雪林、庐隐、冯沅君、程俊英、石评梅、陆晶清等一批女作家，是否与这“赋得杨柳”有若干的关系？笔者只是猜测，有兴趣者可以进一步考证。

录自笔者即将出版的《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

何二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大学语文”专职教师，中国首家“大学语文研究所”所长，“大学语文研究”网站站长，“全国大学语文教师群”（190089416）群主。网络化生存，体制外行走，这里有大学语文界的独特风景。文章公众号：大学语文终身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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