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无问西东-但问西南
《北京青年报》2018-1-22刊，发表时原题及内容均有修订与删略，原稿如下：
历史如此真实，人生也需如此真实
——《无问西东》里的清华与西南联大校史
肖伊绯
2018年新年伊始，由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张震、陈楚生主演，李芳芳编剧、导演的电影《无问西东》，于1月12日全国公映。观影者横跨老中青三代，对这部影片普遍给予了较高评价。
《无问西东》以上个世纪20年代的清华大学及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为叙事时空起点；又以30年代抗战爆发与1938年西南联大的创立展现重大历史时期的人生抉择；以及60年代的政治生态与青年情感之纠结；更联结上个世纪末至今的食品安全问题及其连带而出的人际信任、生命思索等诸多头绪，最终提出了人必须面对“真实”的问题——如何面对真实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以及如何面对最重要的真实——真实的自己。
影片名为《无问西东》，出自清华大学校歌歌词“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影片试图通过四个不同时空的故事，来诠释清华精神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风貌。影片最初为纪念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而拍，因种种原因“雪藏”至今，又恰逢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所谓“无巧不成书”，熟悉清华大学校史及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校史的观影者，自然对这样的巧合心有戚戚，不禁多有感慨。更有诸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徐志摩、冯友兰、梁思成、林徽音、邓稼先、华罗庚等大师都以路人群众的面目穿插在电影中，最终在片尾“彩蛋”般地揭晓出来，令观众颇有师道世道、殊途同归之感。
不过，影院中不太熟悉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校史的观众，对这样的叙事手法与时空穿插，恐怕也会略感不适。既然影片的主题为尊重与推崇“真实”，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观众观影时缺乏“真实”历史的参照，也就难免会将那份观影之后的纯粹情感层面上的触动流于浮泛了。
其实，与影片中每逢重大历史事件，总会以旧报纸浮出屏幕的方式，来让观影者面对影片背后“真实”的历史的做法相似，我们不妨仍以查阅那个时代旧报纸的方式，来略微重温这一段颇为传奇却又十分真实的历史罢。
◎1938年12月1日：西南联大开学了！
1938年12月18日，香港《立报》刊出一篇题为“西南联大概况”的报道，辗转向日军铁蹄下的中国学子们，传达了一个令国人鼓舞的讯息：“西南联大开学了！”据报道，西南联大在云南昆明已于当年12月1日开学，12月8日正式上课，全校新旧同学及转学者，共计达1600余人。
须知，当时北平、上海等地已被日军侵占，要想在一份普通的国内报纸上刊发“西南联大开学了”的消息，并不容易——“沦陷区”被日军实行消息封锁政策，没有新闻自由，这一消息只能辗转千里，秘密转移到当时还是“自由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还有一定新闻自由的香港去发布了（即便如此，当年香港报纸版面上凡涉及日方内容，亦一律以X替代“日”字，以避免日方干扰破坏）。且看这西南联大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能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如此引人注目呢？报道原文如下：
西南联大概况
各院系主席人选略有变更
新旧同学一千六百余人
本月一日开学八日上课
【昆明通信】西南联大，于十二月一日开学，定八日正式上课。记者昨访该校负责人，据谈：现全校新旧同学及转学者，计一千六百余人，其第二次补考学生，亦将于日内放榜，以后当再有增加。关于该校组织，仍多照旧，惟院系主席人选，略有变更。兹将该校组织系统及人选，揭载于后：
教务组织：（一）常务委员办公室，常委蒋梦麟、张伯岑、梅贻琦，秘书主任杨振声，秘书章廷谦、沈肃文。（二）总务处，总务长沈履，文书组主任沈津，会计组主任沈展拔，出纳组主任王家祥。（三）教务处，教务长樊际昌，注册组主任朱荫章，副主任薛德成，军训队队长张伯苓，副队长马约翰、樊际昌，主任教官毛鸿，体育组主任马约翰。
学院组织：（四）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中国文学系主席朱自清，外国文学系主席叶公超，历史社会学主席刘崇宏，哲学心理教育系主席汤用彤。（五）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政治学系主席张熙若，法律学系主席燕树棠，经济系主席陈岱孙，商学系主席丁佶。（六）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算学系主席江泽涵，物理学系主席饶毓泰，化学系主席杨石光，地质地理气象系主席孙云铸，生物系主席李继纲。（七）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土木工程系主席蔡荫，机械工程系主席李辑祥，电机工程系主席赵友民，化学工程系主席张大煜，航空工程系主席庄前鼎。（八）师范学院院长黄子坚，教育系主席邱椿。（至于公民训育系，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算学系，理化系各系主席，据黄子坚先生语记者，均已内定，惟尚未下聘书）（九）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主任严文郁。（十）工程处主任王明之。该校各院系新添教授，中国文学系有唐兰、杨振声等，外语系有刘泽荣，化学系有邱定彦，算学系有姜立夫、张希陆，教育系有张彭春，生物系有陈桢，社会历史系有蔡维汉等多人，该校与云大交换代课教授，中文系有闻在宥（云大），罗庸（联大）等。（十二月五日）
遥想当年，这一纸从香港发出的“西南联大开学了”的快讯，无论是被当年从战火肆虐的抗战前线逃难至香港者看到，还是辗转多途、流离失所至西南后方者看到，内心会是何等震撼与快慰。一所集合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最顶级资源的超级大学，已然顶着日军海陆空三方密布如网的炮火，昂然矗立于中国大西南！
原来，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举国共赴国难之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率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开课。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联大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梅贻琦在昆明宣布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三所学校分别北上复员。联大师范学院则留在昆明，改成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留下的永久纪念。
影片《无问西东》多角度、多侧面、多视点的再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名道姓的将香港《立报》上所刊发的教员名单一一列出，并安排具体角色分别演绎，但那些筹划有限预算、搭建简易校舍的场景，在漏雨的教室黑板上书写“静坐听雨”的教授，以及在红色泥埂掩体中依然讲授着哲学、文学、生物学的“野外课堂”等等，无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当雨季来临，坐在漏雨教室中听课与听雨的联大师生，与在雨中坚持锻炼的联大师生——这样的画面，非常贴切的体现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与温度。西南联大的校训“坚毅刚卓”四字，在此得以生动再现。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立报》上所刊发的教员名单中，“教务处”一栏中出现过两次的人物，即军训队副队长马约翰与体育组主任马约翰，就正是那位在影片中带领联大学生雨中跑步与锻炼的老年体育教师的原型。马约翰（1882—1966），是中国第一位体育教授，也是西南联大中唯一一位体育教授（时年已56岁）。马约翰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自幼喜爱体育运动并终生从事体育教育事来，1914年即入职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体育导师兼体育部主任，1954年起任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如今，他的雕像屹立在清华校园中，和他同享殊荣的是梅贻琦、蒋南翔、朱自清、闻一多、梁思成等教育家、国学大师、科学巨擘。在十二个雕像中，他也是唯一一个因体育而被奉为“名家”的教授。
◎“世界教育史的一页”：西南联大的八年
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时光，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1946年11月1日，已各自复课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齐聚北平，举办了规模盛大、意义非凡的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庆典。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的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是以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开课时间为起点的，即从1937年11月1日算起，至1946年11月1日，恰为九周年。
虽然，实体意义上的西南联大——这所战时组建的庞大教育实体业已解散，但在抗战中缔造的联大精神，却让出席此次庆典的师生铭记难忘——梅贻琦、黄子坚、胡适等三校代表纷纷到会致辞，追忆过往，也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一笔珍贵的口述史史料。
然而，笔者经年查阅相关著述，对此次庆典虽略有记述，却始终未见有详细披露者。向来对近现代文教事件记载甚详的《胡适日记》，也未有任何记录；此外，无论是胡适，还是梅贻琦的晚年忆述，也未见提及此事。这对后世研究者而言，当然是相当遗憾的。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只存在了八年的西南联大，研究它的校史只能到其抗战胜利后自动解散、各校自行复课为止了。
殊不知，1946年11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曾以较大篇幅报道过“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可谓为西南联大校史补题上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句点”。因资料难得，在此酌加整理，转录全文如下：
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日
三校热烈联合庆祝
梅贻琦说：三校合作的精神应该要继续
黄子坚说：三校在友谊上应作学业竞争
胡 适称：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
【本报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昨日联合举行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日。晨九时，国会街北大门院，即涌满活跃的联大学生，九周年纪念特刊，在大门旁发卖，四壁纪念报刊，都是介绍联大八年来的回忆事迹。十时，胡适校长与陈雪屏两氏，同车同至。之后南开秘书长黄子坚，率联大学生五人，由津来平参加盛会。清华梅校长，因交通工具关系，率学生数人，于十时半即达会场。十时五十分，纪念会开幕。
梅贻琦校长首先致词
梅贻琦首先致词谓：今天是西南联合大学九周年纪念日，今天三个学校，已经离开昆明，回到北平。八年来，我们都在昆明。现在感觉到非常幸运，全部又回来了，尤其大家聚集在这里。然而想到从长沙的临时大学迁移至昆，遇到的困难，度着磨难的日子，今日联大的常委张伯苓、蒋梦麟、傅孟真，不能回来同庆，还有留在昆明的师长们，师范学校成立了独立一部份，联大查训导长留在那里。我愿意从军的师生们，欢欢喜喜的到来。牺牲了的师生们，他们为了国家……我一面为他们禁不住感伤。还有因当局防护不周，而殉难的师长，回忆这些，我们这个会，不应仅在形式上，需特别着重过去联合的战果，三校分开了，三校合作的精神，应该继续。因为抗战以前，三校已经有相同的教育方法，或者是大同小异，人事上有“通家”的传统。胡适之先生是清华的校友，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是北大校友。南开秘书长黄子坚，也是清华校友，张伯苓在很早以前，曾任清华教务长，我自己在南开受过教。俗话说“亲戚远来香”，但三校越近越香。梅氏还对长沙与昆明的情形，叙述很多，说胡校长于二十六年离国前，还去长沙绕路半小时。由长沙到昆明，不像那些为安全而去西藏，喜马拉亚山避炸弹。联大选定了昆明，都是为了西南的交通路线，滇缅公路，可以运图书仪器，以为补充。三十三年因战局的关系，曾一度设叙永分校，但不久即迁回昆明。不是已经没有危险，一度敌人趋贵阳，同人们仍冒危险努力，一直听到胜利的消息。又等了一年，今年三四月间，陆续返平，七月底，最后一批学生，坐了难民车，经三个月功夫，联大三校已大部复校回来了。九年来，可以说在勉强的情形下，有着勉强的结果。最后，梅校长以“彼此本合作精神努力”一语，结束此三十分钟的演讲。
南开黄子坚，他的话引起大笑
其次，由南开秘书长黄子坚致词谓：梅校长清瘦的面貌，男低音的声调，可以回想昆明大西门外草坪上的情境。北平的阳光，和昆明一样，现在要冷了，希望今年北平的冬天，和去年一样。他回忆昆明长沙圣经医院的情形，从长沙到昆明，他和李继侗，袁复礼等步行六十余天。二十九年，敌人轰炸三校，曾派他赴川贵各地巡视，觅一校址。他笑说四川的滑竿，主要是三种生物乘坐，新娘子、猪和大学教授。他的话不断的引起听者大笑，他最后说：过去虽可珍惜，但是要展望将来，把握现在，希望三校在友谊上作学业的竞争。
胡适说，我应该是太老师
这时，轮到胡适校长说话了。他说：还是有点喉痛，不敢大声说话，现在是客人，但不敢以客人自居。北大应由汤用彤和杨今甫两位出席，但是他们一个病了，一个代我主持国文系的系务，都不能来。在会场外看见纪念的标语有八年的，也有写成九年的，如说九年，临时大学在长沙的学办，是我首先提议，我是创办人之一。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教育界人士，参加庐山会后回南京，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负责人，都在那里，经胡适建议，长沙设立临时大学第一区。胡适称：去美国后，第二年敌人炸南大，同事寄去的被炸照片，经我亲自写文章送各报馆刊载。因此联大不仅是我国历史的一段，也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我对于长沙率领学生步行六十八天，历一千英里之旅的教授们，表示崇敬。对梅校长三校“本来是通家”一语，极为同意。我不但是清华的校友，清华校长罗家伦是我的学生，我应该是“太老师”。北大的理学院饶毓泰、数学系主任现任代理理学院院长江泽涵，都是南开校友。清华朱自清教授，是北大学生，因此“通家”的事实，不胜枚举。胡氏最后提出此次赴南京开会前一天，梅校长与陈岱荪访晤时一句话：“休戚相关”。
只有合作，才有办法
他认为九年的合作，九年的流亡，只有合作，才有办法。纪念会至十二时，午后一时联大教授吴之椿、孙云铸、费青、冯至、袁家骅、吴晗等讲演。联大图片展、朗诵诗歌会、球赛，及七时举行的戏剧联欢晚会，会况热烈空前，参加达千人，夜九时许始散。
这篇1800字的报道，“现场感”十足，生动描述了“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这一历史事件的细节。清华、北大、南开的“通家”之谊，抗战之情，“休戚相关”之传统，已跃然纸上，三校共同缔造西南联大的奇迹，在梅贻琦、黄子坚、胡适的口中娓娓道来，恍然如昨。事实上，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亲密合作、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支撑联大度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是联大成功办学的根本保证。抗战爆发后，除西南联大其他部分学校还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等，但都未能成功维持下来。正如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值得一提的是，梅贻琦致辞中提到的“叙永分校”，称设立时间为“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可能记忆有误。据当年叙永分校学生郎昌清忆述，该校设立时间应为1940年。叙永是位于川、黔、滇交界上的一座小县城，今归属四川泸州市管辖。此地是盐商贩运食盐至黔、滇必经之路；长江支流永宁河蜿蜒曲折穿过县境，把叙永县分成东西两城。两城之间有上、下两座桥相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1940年，日军借道安南(现越南)攻滇，昆明也危在旦夕，西南联大为此也做了必要时迁校之准备。于是同年设立叙永分校，让大一新生先在此上课，限 12月20日报道。叙永分校的开学时间为1941年1月6日，到8月中旬就结束了第一学年的全部课程；同时，第1批学生回到昆明本校，也就宣告了叙永分校的结束。
此外，须要加以说明的是，庆典中胡适以北大校长、清华校友的身份致辞，似乎只是一位与西南联大有着校史渊缘的资深人士发表感言而已。胡适因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不久，即临危受命，被当局派驻美国，出任中国驻美全权大使，为宣传中国抗战与争取国际支援而游说于欧美各国。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7月，方才归国；同年9月，出任北大校长。也即是说，此时出席庆典的胡适，归国出任北大校长，也不过才履职两个月而已，与西南联大的创办与运营，着实是没有任何参与的。在胡适之前，以北大校长身份参与西南联大创办，并任西南联大校委会常委的乃是蒋梦麟，只不过他也已于1945年离职，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了，他的职位由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顶替。殊不知，胡适与西南联大的渊源，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既知史实，据1946年4月由西南联大内部印行的《西南联合大学校友录》一书，可知胡适还曾当选西南联大校委会常委会，只不过“备考”一栏中标明有“尚未到职”字样。从某种意义上讲，胡适以其在中国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的卓越声望，以其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深厚渊源，虽因身在国外而未实际参与到西南联大创办与运营当中，但仍享有着西南联大“名誉常委”的身份。
抗战胜利，百废待兴。纪念日之后，庆典之后，乃是一段历史的结束，更是未来的开启。西南联大结束其八年历史使命，开办九年后仍然留驻于广大师生记忆中；而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北上复校工作，仍是千头万绪，还需更多商议。1946年11月3日，北平《世界日报》又刊发报道，称三校在北大开联席会议，要联合汇编校志，商议复校校务等。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又邀请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南开大学秘书长黄子坚等出席，留下了一帧珍贵的西南联大原有三校及新生一校的“四校负责人”存照，这或亦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又一新篇罢。
抚今追昔，“世界教育史的一页”西南联大，如今已翻过了创立80周年的历史。虽然它在历史时空中，以教育实体实际存在的时间只有八年，可这八年却见证着中华民族从抗日救亡到重振图强的重大历史，其意义与价值之深远可贵，在此都勿庸赘言。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从个体生命到团体力量；从个性到共性的生命感悟，从个人到国家的真实诉求，皆在这八年时光及至延续至今的80年间，一脉贯通、息息相关。或许，影片《无问西东》所要表达的，就正是这样一种时光短暂、真实可贵，历史如此真实，人生更需真实的生命主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