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一篇极简版中国近代印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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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1872年在上海创刊。1932年时，编辑部邀集各界人士回顾六十年来中国种种变化，中华书局创始人、掌门人陆费逵应邀写了一篇《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曾见多部研究中国印刷史、出版史的专著频频称引这篇文章，昨天二平送我的《书业商之人格》一书中也收入此文，正可以原貌重温。

我想先把此文的“结论”部分录在下面，方便读者先行了解一代出版家的判断与忧患：

我国的印刷业、出版业，现在确实太幼稚了！

我国的印刷业、出版业，前途还有一千倍以上的发展，我们要努力！

”一·二八”之日军暴行，予我国印刷业出版业一个大打击。他们是有意摧残我国文化，我们要努力恢复进展！

商务印书馆新楼。

1872—1832年的中国出版业与印刷业，对陆费逵而言，前三十年是耳闻，后三十年是亲历。陆先生在此文“绪言”中述及的出版机构名称来历一事颇为有趣，比如有一个问题现在还有人问：商务印书馆明明是出版社，为何名号中只说“印书”呢？

在《我国书业的大概》（1921）一文中，陆费逵已经明确指出，中西书业的组织方式明显不同：“盖欧美各国经营出版业者，恒不自办印刷，营出版业或印刷业者分工复细，'铅印’'石印’'照相’'制版’'雕刻'等，固各专其业，即出版者亦复科学、文学、宗教、教科、小说、美术……等，各营其一二种也。我国则因社会上此种实业尚未发达，故凡关于书业一切之必需物，皆须自营，而出版业未大发达，无从分工。”

其实古登堡印刷术刚传播开来的一两百年间，欧洲的许多印刷厂也同时兼营出版业。分工不细，似是一个产业初兴时的常态。只是上面那番话说了十年之后，陆费逵还是得继续感叹中国书业“幼稚”，还是要从中西组织机构差异说起。只是这次说得更具体，且直接拿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名号来举例了。他说：商务印书馆的十分之六业务是出版，印刷只占十分之三，但它最初因专办印刷，所以名号中一直有“印书馆”三字。中华书局的印刷业务占比也很大，彩印且占第一，但因初创时只营出版，不做印刷，所以一直以“书局”为名。印刷业出版业难分清楚，习惯上大家只好统称“书业”。

陆费逵坚信现代印刷术乃西人据中国西传的刻书法改良而成，所以说起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试验中文金属活字铸造与机械印刷，他用了一个国人听了都能会心一笑的说法——“外孙回外婆家”。现在印刷史学界的看法已经比较客观，不再认为两种印刷术有“血缘关系”，但也承认可能存在借鉴、启迪关系。

陆费逵很看不上早期西洋印刷术铅印的中文书，他说他看过几十种《申报馆丛书》，“所用的墨，因调和不得法而渗油，笔画的四周，有黄黑色的油迹。”

他认为十九世纪中国石印业的发达和科举密切相关。读书人赶考，千里迢迢，所需经书及时文选萃一类，自然以便于携带为要。石印术可将原书版本缩成极小，照相落石，迅即印出，价格又便宜，所以大受欢迎。科举一废，石印书一落千丈，只剩几家专印古书或小说的小石印书坊了。

中国现代出版印刷业，也可说由废科举一事催生。因兴办新式学校，最先要解决新式教科书编印问题。于是先有文明书局，后有商务印书馆，争相编印各类急需教科书，竞争激烈，此消彼长。到满清末年，商务已经一家独大。

民国成立，中华书局创办，也是先杀入教科书领域，十年之后，即与商务形成两家分治局面。但就印刷而言，“比之欧美，相差甚远；比之日本，也还不如。”

陆费逵极称赞杭县丁辅之兄弟创制的汉字“聚珍仿宋版”，说用这种字体印的书，古色古香，可与清代最精之仿宋刊媲美。

陆费逵先生这篇《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堪称极简版中国近代印刷史。文中还有“杂谈”部分，颇有可资采撷的掌故。再读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