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里的模范夫妻
/ 李山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性灵，《诗经》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自己的文化创生时期产生的精神花朵，三百篇的歌唱所表达的内涵、风神、韵律，展现的是我们这个文化人群在创建属于自己的精神传统时的所思所想、追求与崇尚、对生存的理解感悟、对美恶的判断处理……一言以蔽之，《诗经》的内涵，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底。 20世纪以来，人们常说《诗经》是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这样的看法大体不错，但说《诗经》是“集”难免让人误会，将《诗经》中的“诗”与后世李杜元白集中的“诗”等同来看。实则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既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作为文学经典，《诗经》诗乐相谐的特质、情景交融的手法、意象玲珑的境界、直面生活的态度确立了三千年古典诗歌的基本情调。作为文化经典，《诗经》是周朝礼乐的组成部分，表现了周人农事、宴饮、战争、婚恋各个方面的情形，展示着先民对天人、家国、上下、男女关系的理解。不仅如此，《诗经》在广泛的传承传播中不断参与着后世历史文化的构建。自西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历代对《诗经》的阐释形成一套体系庞大的学问，直指政治运行秩序和个人伦理生活。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距今已有三千年，最晚的作品距今也有两千五六百年。从时间上看，它离我们不可谓不远，但如果回到生活，就会发现《诗经》一直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之中。我们日常挂在嘴边的“独领风骚”“逃之夭夭”“泾渭分明”这些词语便出自《诗经》的诗篇，我们时常赞美的夫妻和睦、上下和乐、社会和谐无一不在《诗经》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在现代社会的琐碎生活中，我们时常感到自己的肤浅，于是要重回经典。虽然地有南北、时有古今，但被同一方水土所滋养的人，情志大抵相通，于是，“志之所之”的诗便成为文化人群的精神庇护所。那么，今天应该如何读《诗经》呢？我们知道，《诗经》的解读，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从《左传》中的引《诗》赋《诗》到孔子的编《诗》论《诗》，再到汉儒的解《诗》说《诗》，以至宋儒的疑《诗》、清儒的训《诗》，期间经历由尊师说、家法到“据文求义”的大转型。汉代齐、鲁、韩、毛四家分今、古文两派，讲《诗》差异颇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学术预设，那便是《诗经》是经过孔子之手的经典，是圣人为后世确立的圣贤大法，必须贯彻于社会生活之中，其中有些不见诸文字的“微言大义”必须通过代代相承的老师方可闻知。到了晚唐五代，社会、思想发生剧烈变化，学者在经典解读上的思维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宋代士人在解《诗》时提出了“据文求义”的新思想，即解释者应该先弄清楚《诗经》文本的意思，再结合《毛诗序》《毛传》《郑笺》等后人的解释来理解的《诗》的本义。这种《诗经》阐释的转型，虽然没有改变《诗经》圣贤大法的地位，但毕竟将个人对诗篇的体贴融入了作为教化文本的诗礼体系之中。近百余年来，人们解读《诗经》仍然沿着宋儒“据文求义”的路子，只是不信旧说的态度更加彻底，许多研究者树立了《诗经》是一部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的学术预设，《诗经》的文学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此同时，一些以阶级斗争观点解诗、以现代爱情观点解诗、套搬西方理论解诗的做法也干扰着对诗篇的合理解释。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当下我们面临的社会环境和学术境况不同于汉、宋、清三代的儒士，解读经典的使命和趣味自然也与他们不同。今天读《诗经》应当重在读出诗篇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品性，将《诗经》的产生放在夏商以来历史瓶颈突破、社会文明大幅提升的大背景下观察，将《诗经》的篇章与西周礼乐文明相联系，重视含藏在三百篇中的社会精神线索。同时，要结合现实生活，注重诗篇所展现的生活情韵。 当然，无论是读书还是治学，都有一个旨趣问题，《诗经》展现了两三千年前的礼乐文明，也展现了活泼泼的生命情态，围绕它的研读可以严谨深刻，也可以灵动有趣。《传记文学》本期推出“封面专题”——“所谓伊人:《诗经》传”，集合了9位青年学人以史传的方法研读《诗经》的文章，这9篇文章以可靠的传世文献为基础，结合出土文献的近期成果，对《诗经》研究史、《诗经》记录的周人事迹、《诗经》在后世的接受与阐释、《诗经》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及《诗经》的海外传播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讨论。可贵的是，这些讨论在调动良好学术素养的同时，并不板着面孔说话，展现出了年轻一代在经典研究中的学术朝气。
《诗经》里的模范夫妻
/ 吴娇
《诗经》里歌唱过的模范夫妻，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史籍可证的君王与后妃，生儿育女，开疆拓土，成为家族甚至一国的楷模；另一种则是姓名无考的普通人，琴瑟和鸣，伉俪情深，小家庭经营得和睦美满。事迹流传范围更广的，自然是第一种，而在第一种里排首位的，当属周文王与他的正妃太姒。他们二位是《诗经》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一对佳偶，“天作之合”四字，最早便是《大雅·大明》一诗里形容他们二人的诗句。在诗人看来，文王夫妇的结合，是“有命自天”[1]，是西周数百年基业最重要的奠基之一。他们夫妇二人百年之后同享奉祭，一直被周人视作表率，是真正的神仙眷侣。
周文王，姓姬，名昌，“文王”是他去世后的谥号，生活于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晚期，那是一个硝烟四起、哀鸿遍野的乱世。周文王是西周开国之君周武王的父亲，这位周家先祖的光辉事迹在许多先秦典籍中都有记载。以《诗经》为例，属于“大雅”的《大明》《文王》《文王有声》等诗篇都反复强调了“文王之德”如何惠及族人，如何让周家在风雨飘摇的殷周之际得了“天命”、得了天下，足见文王其人其德。不过，有趣的是，虽然《诗经》里遍布“文王之德”，但三百篇伊始的第一份“德”，却没有单独只给周文王，而是放到了他与妻子两个人的身上，正是《关雎》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汉代经学家解释《关雎》诗旨为“后妃之德”[2]，虽受后人质疑，却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对于周人来说，无论是帝王还是小民，家庭都是最重要的。《诗经》中的许多诗篇都表明，在周人看来，“德”是周君最重要的品质，但“德”无法量化，更没有什么标准规定。君王要想有“德”，就必须“仪刑文王”（《大雅·文王》），以文王为榜样，而效仿文王首先要学的，就是要娶一位太姒这样品貌出众的贤妻。只有先有了好妻子、好家庭，才会有后面的好事。
太姒出身于莘国，“姒”是她的姓，其名已不可考，“太姒”是后人对她的尊称。相传，太姒的家族是夏禹后代。太姒在当时也是名门之后。《大明》诗以“大邦有子，伣天之妹”二句极言太姒身份的高贵。她与文王年少结亲，婚礼场面也是极其壮观。据《大明》诗句的描述，周文王不仅“亲迎于渭”，还“造舟为梁”，打造了一场非常盛大的迎亲典礼。参之《仪礼》，先秦婚礼中最为热闹隆重的环节便是“亲迎”，即新郎需亲赴岳家迎接新妇。《左传》记春秋时周天子或诸侯成婚，往往命公卿大臣为婚使，代表国君出城迎接君夫人。文王成亲时，还是诸侯少君，他的母邦“周”也只是殷商王国西边的小邦，这门亲事对于周家来说非常重要。为了表达对未来妻子的敬重，年仅十一二岁的文王亲率迎亲队伍，一路跋山涉水来到了位于“洽之阳”“渭之涘”的莘国。古莘国的位置，相传在今陕西省合阳县附近，但1975年的考古发现推翻了旧说，证明古莘国的位置当在今天的陕西省渭南市阳郭镇地界。[3] 阳郭距离当时周人聚居的岐山约200公里。今天有连霍高速相通，自驾最快三小时可到。但在三千年前，周文王一行从岐山出发，至少得在路上舟车劳顿大半个月，才能到达这片河泽广布、水草丰沛的土地。
迎亲当天，周家人按最高规格的礼制来置办仪式，其中最为后人所称道的，便是他们将木船拼为浮桥，“造舟为梁”，架在渭水边，供新人成礼。关于“造舟”，后人有新造舟船和铺设浮桥两种解释，但无论哪种，都显示了此次婚礼的特别与隆重。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造舟”是周贵族特有的水上迎亲仪仗，如《毛诗传》就说：“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后可以显其光辉。”[4] 大意是婚礼时周天子、诸侯、大夫和士人分别用七船、四船、双船和单船连为浮桥，以示礼遇正妻。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天子造舟”是周家礼官的新创，初始就是专为太姒设计的，其目的就在于向天下人宣扬周家对这场婚礼的敬重，所谓“欲其昭著，示后世敬昏礼也”[5]。如此看来，文王和太姒这一对夫妇，真是很符合“天作之合”的形容了。试想年轻气盛的文王从岐山一路东行，沿途是大好河山，心中是宏图壮志，等待他的是高贵的公主，当真是“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另一边，太姒在家也没有闲着，她需要完成贵族少女的婚前课程，包括仪容、礼节、女工等，为日后主持家族事务做充分的准备。只有圆满结业并告祭之后，太姒才有资格出嫁。吉日当天，春光旖旎，水天一色，钟、鼓、琴、瑟齐鸣，乐人们唱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一派欢乐景象。在悠扬的乐声和亲人的祝福中，新人走过长长的浮桥，郑重地向祖先申告，他们将结为夫妇，绵延子嗣，延续两个古老族群的血脉，完成上天赋予他们的使命。从这一刻起，二人的命运便紧紧相连，生死攸关。
曾侯乙墓出土琴（吴娇 绘）
曾侯乙墓出土瑟（吴娇 绘）
亲迎礼成之后，太姒随文王来到了周人聚居的岐山一带。这对天成佳偶的婚后生活应是十分幸福美满的。考诸史籍，都是一片对太姒的溢美之词，比如“大姒嗣徽音”（《大雅·思齐》），称赞太姒仁而有德，又如“旦夕勤劳，以进妇道”（刘向《列女传》）。周人祖先出身于农官，尤其讲究勤劳俭朴，《诗经》中凡言女子美德，多半都是在说主妇的勤朴。就算是贵妇，日常的“是刈是濩，为絺为綌”（《周南·葛覃》）等织布制衣的劳作也是需要亲力亲为的。太姒身为大邦公主，成为文王嫡妻之后，能放下身段勤劳持家，实属不易。当然，文王自己也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大明》），不仅以身作则、敬爱妻子，将自己的小家庭经营得红红火火，还能团结兄弟，推德行于家邦，吸引众多诸侯国脱离殷商的统治，纷纷归附于周。
在周家崛起的过程中，文王推行的是“修文德以来之”的策略，太姒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雅·思齐》说她“雍雍在宫，肃肃在庙”，无论在宫廷宴饮还是宗庙祭礼中都保持着庄严恭敬，显示出君夫人的端庄稳重。她还尽心辅佐文王，让臣子们的正确意见能够被采纳，使得文王治下一片太平安宁。如此看来，太姒当是一位品貌双全、德智兼优的贤内助了。她身故之后，灵位与周文王的母亲大任、祖母大姜一并奉于宗庙，一直享有后代周王的祭祀，被尊为“周室三母”。她们三位也是享有《诗经》专诗颂扬的周人女祖。西汉刘向在《列女传》中甚至还提出，太姒是“周室三母”中最贤者，当推举太姒为与“文王”相对应的“文母”。
太姒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除了自身的勤俭恭谨之外，《诗经》里还给出了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她不仅自己与文王育有十子，还养育了文王的其他子孙。《思齐》《文王》诗分别有“则百斯男”“文王百子”的句子，说的就是在文王、太姒这一代，周王室儿孙满堂的盛景。相传夫妻俩的长子伯邑考出生时，周文王才13岁。两年后，次子出生，取名发，这位王子发就是西周的开国君主周武王。其后8位依次是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和冉季载。四子周公旦也是西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无论是安定边疆、团结人心，还是经营洛阳、制礼作乐，周公旦都为西周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贡献。由此看来，这文王一家，真可谓是“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雅·思齐》），父贤母慈，子女争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占齐了，难怪《诗经》里谈周家得天命而崛起，从来都是从文王娶太姒谈起。
不过，在“天命所归”“天作之合”的光环之下，将周家从边陲小邦变成天下大宗，文王夫妇其实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清华大学整理出的战国竹简中有一篇《程寤》[6]，就为他们的生平补上了惊心动魄的一笔。
《程寤》所记的故事，发生在“元祀”之年的“贞月既生魄”，也就是新年刚过、正月里的一天。这一天，太姒做了一个梦，梦中殷商王宫的庭院里长满了荆棘，她的次子，也就是周太子发从周王宫里取了梓树，栽种到荆棘中去，这片荆棘竟然纷纷变成了松、柏、棫、柞等树木。从梦中惊醒的太姒匆匆跑到丈夫文王那里，把这个梦告诉了他。文王担心这个梦不吉，不敢自己占卜，连忙召来太子发，让他立刻找巫师举行祓祭。三位巫师分别为文王、太姒、太子发三人祓祭，还举行了一连串的祈祷仪式，才开始占梦。直到占梦的结果显示为“吉”，文王方与太子发在明堂中“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以表从上帝处获得原本属于殷商人的天命。拜祭之后，文王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了发一番，让他明白“商戚在周，周戚在商”，殷商人和周人之间，终归是有生死一战。
单就核心内容而言，太姒此梦似乎并无不祥之兆，荆棘为恶木，松柏为良材，周太子将商之荆棘化为松柏，预示着殷商王廷的种种弊病将为周所解决，天下也终将成为周人的天下。美国汉学家夏含夷还将其称之为第一个“中国梦”[7]。那么，为什么简文里太姒和文王一开始会如此担惊受怕，甚至不敢自己做主呢？这还要回到故事开始的“元祀”[8] 之年说起。这一年，是文王继承西伯之位的第44年。当年他的父亲被商王拘杀，文王临危受命，带着族人忍辱负重、韬光养晦几十年，没想到同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经营西方，威名远播，文王被商纣王拘禁在羑里长达7年之久。牢狱期间，同被囚禁的长子伯邑考惨遭杀害，文王痛不欲生。最后，还是因为有人进献了山东有莘氏的美女给纣王，文王才得以获释。重聚后的文王与太姒，心中对殷商王朝充满了新仇旧恨，但又忌惮殷商军队强大的战斗力。同时，摇摇欲坠的殷商王朝治下，各方势力暗流涌动，夫妻俩每一步都走得胆战心惊。文王最终下定决心，在各方诸侯拥护下，正式宣称受天命、称周王、改历法，举起反殷的大旗。没想到“元祀”刚过，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梦，且不仅做梦的人不是文王，梦中伐商之人也不是他，不知上天在暗示着什么变故，自然不敢贸然处之，必定要慎之又慎。
后来，也许确实是天命所归、上天眷顾，随之发生的事情，都一如太姒所梦，商纣王天怒人怨，文王溘然长逝，太子发最终建立了西周王朝，定都陕西镐京，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乱。太姒的晚年生活，诗书中没有确切记载，只有只言片语模糊地提到她似乎继续辅佐了武王一段时间。倒是她的四子周公旦颇有远见地跑到了殷商旧部聚居的河南，选定洛阳为东都，在那里精心经营，还将父母的故事写入史书，让乐师不断谱曲传唱，用以教化万民。
百年后，在几代周王的努力下，天下已是一片太平，文王与太姒的事迹在周人的文化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男女夫妇，人伦之始”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个《诗经》的时代，上至天子公卿，下至民间百姓，无人不知“家有贤妻”的重要。于是，照着文王夫妇的范本，诗人们也通过诗篇规划出了一些“模范夫妻”的模样。
明媒正娶，是成为模范夫妻的第一步。夫妇结合，首先，需得名正言顺。《卫风·氓》里的女子与心上人私奔，《召南·野有死麕》中男女在野外调笑，《卫风·新台》讲老夫抢少妻，都是反面典型。其次，不能短了排场。《卫风·硕人》里除了赞颂庄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美貌之外，还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她的华服以及齐卫两国随亲队伍里高大的骏马和鲜艳的旗帜，显示出车服之盛大、礼数之完备。以完善的礼仪郑重迎接君夫人的到来，这才是诸侯娶亲该有的样子。到了民间，虽然没有那般气派，但同样不能失了礼数和庄重。男子正式求亲的时候，最高规格的礼节是以自己亲手猎得的雁鸟作为见面礼送给女家，以示“忠信不二”之意。婚约缔结之后，双方应趁河冰还未消融的初春时节择吉日完婚，在日出时成礼，在黄昏时亲迎，正所谓：“雍雍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邶风·匏有苦叶》）完成了这些环节，一对男女才算是正式成为了夫妻，相许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家庭生活的考验也就真正开始了。
成婚之后要生儿育女，子孙的多寡和贤肖自然也就成为了检验模范夫妻的标杆之一。后人比不得文王与太姒有“百子”、有武王、有周公，只是期盼家族能枝繁叶茂，有儿孙能承欢膝下。《桃夭》里唱得明明白白：“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一位妻子能带给一个家庭最宝贵的礼物，便是孩子。如果没有孩子，夫人的地位再高贵、品貌再美，也只是徒惹诗人的感慨罢了。《硕人》的女主角庄姜嫁给卫庄公后多年无子，当年那场盛大的婚礼反倒变成了禁锢她的枷锁。不想蹈庄姜覆辙的妇人们唱着《螽斯》，祈祷着能像虫儿那样享上多子的福气。至今故宫还保留着东西相对的“螽斯门”和“百子门”，所取的就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之意。不过，如果子女众多却无一成才，甚至不知孝顺，那也不能算是多子多福了。《诗经》记太姒有养育百子之功，已是接近神话一般的事迹了，普通夫妻如果能像《邶风·凯风》里写的那样，生育七子而七子皆能感念父母教养的不易，那这对夫妻也当得上模范二字了。
生养儿女之外，夫妇相伴一生，很多时候面对的都是生活琐事。平日里，夫妻能否同心同德、合作互敬，是对他们更为长久的考验。在周代，主妇享有很高的家庭地位，也担负着重要的家庭责任。拿“起床”这件事来说，不论是天子诸侯还是普通人家，妻子一般都会比丈夫先起。若是在宫廷中，还会有专人督促后妃在君主起床前离开寝殿，以示后妃之贤。普通人家没有这么多礼仪，但妻子仍然需要早起。《郑风·女曰鸡鸣》讲的就是一位郑国的女子，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起床了，她会叫醒身边还在睡梦中的丈夫，告诉他鸡已叫过三遍，是时候起来出门打猎了。丈夫若是偷懒赖床，她会好言相劝，让丈夫赶早些才能猎到肥美的雁鸭。丈夫出门后，她便在家织布洗衣，整理家务，烧火做饭，等待丈夫回家。若是丈夫带着朋友来做客，她还少不得得备些礼物送人。[9] 客人走后，夫妻俩对坐小酌，饮酒谈笑，享受一天里悠闲的独处时光，说些贴心的体己话，恍惚间，仿佛连时间都放慢了脚步——“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郑风·女曰鸡鸣》）。
在这首诗歌的叙事里，妻子勤劳能干，丈夫也敬她爱她，两人感情深厚。虽然只有细水长流的生活片段，甚至连姓名都未被记载，但看得出，他们分明也是一对“神仙眷侣”。甚至，相比被奉为“天作之合”的文王与太姒，他们不用经历乱世的生离死别，也不用担心哪天的梦境是否预示着危险，能在和平年代里勤勉度日，睡个安稳的好觉，时不时忙里偷闲享受一下二人世界，还能经由诗人的妙笔让后世读者捧卷之余心向往之，倒真是令人艳羡的模范夫妻了。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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