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崩乐坏”到“礼乐重构”

2017中国兰陵 荀子礼治思想论坛

专家教授讲坛系列七

从“礼崩乐坏”到“礼乐重构”

——荀子礼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山西临汾市委党校  石耀辉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安泽）人。成年后游学齐国，曾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晚年在楚国春申君治下任兰陵令，后在兰陵授徒讲学，并终老兰陵，著成《荀子》一书。今天，当我们把荀子放到世界文化史上“轴心时代”的大背景中去，结合荀子学说的博大精深和深远影响来看，荀子堪称是中国先秦时期百家学科式的集大成者。正如郭沫若所说：“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① 郭沫若先生慧眼如炬，对我们今天正确评价荀子这位被长期误读的思想大家，提供了一把宝贵的钥匙。本文仅荀子礼乐思想的特点及当代价值，作一浅探。

一

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标志，礼乐文明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礼”之于人伦秩序，“乐”之于内心和谐，“礼”之于行为规范，“乐”之于心性陶然，是道德伦理和美感的结合，是行为规范和内心感召的结合。②“礼”是人伦规范和行为准则，旨在实现人伦与社会的有序和谐；“乐”是表达内心情感、引起共鸣的艺术表现，旨在提升人的审美情感和道德情操，儒家将“礼”、“乐”结合，通过“制乐”以“兴礼”，外在的礼制规范通过乐的艺术陶冶，内化为人的道德品质，从而实现其礼乐教化作用。

礼乐文明最早产生于上古尧舜禹时代。近年来，在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考古中，不仅发现了4300年前的城垣、宫殿、祭祀区、王级大墓、陶礼器、铜器以及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而且发现了大量礼器和乐器，计有鼍鼓8件、石磬4件、土鼓6件、陶玲6件、铜铃1件、埙1件。特别是铜铃的发现，是迄今所见的第一件金属乐器，这标志着中国礼乐文明重要内涵“金石之声”的来临。结合文献记载，帝尧时代已有了较为完善的乐舞。《风俗演义·声音》载：“尧作大章，舜作韶。”郑玄注“尧乐也，言尧德章明也。”《吕氏春秋·古乐》也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在2015年4月15日，在山西临汾召开的“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上，考古学家们认定，“陶寺是尧的都城，临汾是最早的中国”，由此，陶寺文化也自然成为中华礼乐文化的最重要的源头。

礼乐文化经历了夏、商，到周代达到顶盛时期。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王位，代行国政，“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明堂》）③ 周公以其伟大的创造力，在继承唐虞夏商文明的基础上，因革损益，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奠定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基本格局。然而，从西周末年起，随着王权的衰落，礼乐制度日益遭到严重冲击。《国语·吴语》载：“周室既卑，诸侯失礼于天子。”诸侯几乎不朝觐天子，而是改为“朝觐霸主”，与此相应的是“大夫失礼于诸侯”，一方面是大夫违礼儹越之事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人们只注意于礼仪而忽视了礼义，徒具形式而失去了礼的本质。随着社会秩序大崩溃，“礼坏”之后，与之相联系的“乐”也随之而“崩”。

礼崩乐坏对春秋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天崩地裂的大变故。正因此，孔子才率先举起了恢复礼乐制度的大旗，“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把重建礼乐文明的重任寄托在“君子”身上，企图通过君子的“修己”，以达到“安人”、“安百姓”的效果。孔子虽然由此开启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序幕，但孔子之后，礼崩乐坏的局面比之前却更无以复加了。重构礼乐文明的重任自然落在了“后圣”荀子的肩上。

二

重构礼乐制度是荀子思想的基本主题。如果在荀子思想中，找出一个一以贯之的“道”，这就是“礼乐重构”。据郭沫若统计，“礼”字在《荀子》一书中出现375次，全书仅有两篇不见“礼”字。相比之下，“礼”在《论语》中出现了74次，在《孟子》中出现了68次。“隆礼”是荀子学说的一大特色，而“礼”和“乐”是不可分割的，礼主分，乐主和，礼乐一体，由此，重构礼乐制度就成了荀子学说的基本主题。

荀子认为，“礼者，人道之极也”（《礼论》），礼不单可以治国，还可以修身。“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礼论》）人作为一种生物，天生就具备生存和享乐的欲望，要满足其生理快感，而外界的物资相对却是有限的，每个主体若都从自我的私欲出发，必然无法满足，从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争斗，社会的动荡。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规范性机制——“礼”，以此来制约人们的欲望、引导人们行为，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荀子·王制》指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在荀子看来，人之所以比动物有力量，其力量来源于合群，人怎样才能合成群？依靠的就是人类的有分，正因为人有性别、身份、地位、分工等区分，人才能在群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分才能合，合才能一，一才能有力，才能得胜。

荀子的“礼”，首先是指社会伦理规范，其中当然包括宗庙祭祀、郊社祭祀、婚、丧等活动中的祭礼以及相关礼仪，这在《荀子·礼论》篇中多有论述。从广义上来看，则是指一种社会伦理规范及其制度。荀子云：“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荀子·大略》）“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荀子·儒孝》）又云：“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可见，荀子把“礼”视为规矩绳墨，视为区分人的等级和分辨是非的标准，视为社会秩序的“经纬”和“群居和一之道”。当然，荀子并不认为“礼”的教化作用是万能的，对于那些顽冥不化之人，必须采取强制措施，这就必须“重法”。荀子认为，“法”指的就是体现“礼”的法度、法制、法律条文，“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荀子虽然主张治国必须礼法并重，但总体上还是礼重于法，礼主法辅。“法”只能使人免于恶，是最后的保证，而“礼”则可引导人达到应然的状态。

荀子的“礼”涉及到三个层面：礼义—礼制—礼仪。三者之中，最基本的是“礼制”，即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是礼的实质层面；“礼仪”是礼制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礼制”在仪轨、仪式、仪容等形式上的表现；“礼义”则是指的“礼之义”，即正义原则。④ 荀子在“隆礼”方面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天地君亲师”的重要命题。《荀子·礼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出，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这一重要命题，对中国后世影响极大，荀子之后，“天地君亲师”信仰，逐渐与古代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等民间祭祀相融合，成为风行全国的日常而又重大的祭祀活动。正如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晚学盲言》所说：“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李泽厚也说：“天地君亲师”从内容和文字上可一直追溯到荀子。

三

荀子的“乐论”，其实就是艺术哲学，或者说是一种服务于政治和道德的艺术哲学。荀子认为，实现“礼”的途径，从外在来说是“隆礼重法”，需要通过规矩、法治达到“化性起伪”，约束人的行为，需要依靠一种外在的强制性才能实现。而作为诗、乐、舞、剧等统一的“乐”，则能够使人通过艺术熏陶的快乐中，不知不觉地感知“礼”的魅力，遵循“礼”的规范，实践“礼”的要求。通过“以乐辅礼”、“礼乐合一”，实现人的动物性向社会性的转化，从而最终实现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的和谐发展。

在荀子看来，“乐”首先能够宣泄人的情感，满足作为主体的人的生物性欲望的需要。“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荀子·乐论》）但荀子的“乐”，不单纯是满足人的生物性欲望的快乐，这种“乐”暗含了“礼”，具有了“礼”的丰富性和规定性。只有在“乐”中渗透礼的内容，才能保证作为主体的人在“乐”的过程中达到个体身心和谐和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故人不能无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为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辩而不偲，使其曲直……，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以先王立乐之方也。”（《荀子·乐论》）当然，荀子看重“乐”，更在于“乐”能通过一种仪式化、程式化的艺术操演，宣泄人的情感，满足人的生理快感，进而转化为一种受到文化组织（“礼”的规定性）的快感享受，形成一种理想的行为模式，从而实现主体人的深层的、永久的和谐。徐复观先生这样说：性与情，是人生命中的一股强大力量，不能靠“制之于外”的礼的制约力，而需要由雅颂之声的功用，对性、情加以疏导、转化。⑤ 这种认识可谓深得荀子之“乐”以道德理性管控人情的主旨。

荀子论述乐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以礼释乐、归乐于礼”。但礼毕竟不是乐，对于两者的区别，荀子概括为“乐合同，礼别异。”也就是说，礼的基本精神是“别”，而乐的基本精神是“和”，礼乐之“和”的境界，最终仍然是一种道德与政治上的境界，这就是从孔孟到荀子所秉持的“美善相乐”的审美标准。这一标准，在文学上的体现就是“文以载道”。正如蔡元培所说：“无礼之乐，或流于纵恣而无纪；无乐之礼，又涉于枯寂而无趣。”⑥总之，通过礼乐教化，构建起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由外而内塑造君子人格，最终达到移风易俗，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荀子以礼为主体，以法（刑）、乐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的礼乐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作用。荀子的两位弟子，韩非和李斯为秦国统一天下、建立封建专制集权国家，从理论到实践都建树了不朽功勋。秦朝开始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秦灭亡后，到汉代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通过礼乐文明的重新构建，使“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社会达到一个鼎盛时期。到唐末五代，礼乐文明再一次崩坏，后被宋儒重建。从二十世纪初开始，随着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的一再溃败，中国传统礼乐文明开始遭到文化学者们的拷问以至否定，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传统礼乐文明被当成复古、倒退、反动的东西，打翻在地。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不分良莠大量传入，加之新富阶层的敬畏缺失，粗俗、无礼似乎已近常态。如今的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着“礼乐重建”的严峻挑战。

中国社会的礼乐重建，正可以在荀子礼乐思想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荀子认为，礼乐是一个整体，“礼”“乐”在安定国家、和谐社会上，彼此不可分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荀子·乐论》）其义是说，“乐”是调和人际关系不可改变的手段，“礼”是治理社会不可改变的原则。音乐（艺术）使人们同心同德，礼制使人们区别等级差异。有了礼乐制度的统领，就可以使人的思想行为受到约束和教化。但是，“礼”“乐”在社会治理、伦理教化方面并非完美无缺，总有其不能教化、规范的人和事，这就还需要用“隆礼至法”来加以约束。因此，荀子主张“喜乐、隆礼、重法”，治理国家，教化民众，把“礼”“乐”的教化、规范同法制的刑赏结合起来，“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既反对“不教而诛”，又反对“教而不诛”，也反对“诛而不赏”。

注释：

①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09页。

②祖国华《礼乐教化及当代价值》，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411页。

③李学勤《札记正义》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934页。

④子之“礼”：正义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荀子思想与依法治国》青岛出版社2016版

⑤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⑥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页

作者系临汾市委党校校刊主编、副教授，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曲阜师大兼职教授，著有《尧都文脉》《天才的悲剧》等，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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