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场演出的深层使命是什么？
别特连科执棒柏林爱乐
文 | 唐若甫
柏林爱乐乐团将于2022年展开上海驻场，核心内容为4场由其总监指挥的音乐会。这一消息于上周公布后，在久无外国乐团来华演出讯息的国内乐界掀起波澜，人们摩拳擦掌地为驻场叫好，昂首期盼着新任总监别特连科带领这支世界级“天团”的首度莅临。
其实在首度驻场这一名号之外，柏林爱乐早就在中国行过“驻场”之实。所谓驻场，就是乐团或音乐家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内参与到更多除了商演之外的活动中去，尽可能多地和本地生活和社会发生碰撞、体尝、切磋，其终极意义在于深层次的交流并延绵许久。从这方面讲，柏林爱乐乐团对中国的驻场概念形成起到先驱和表率作用。
卡拉扬与柏林爱乐访华
回溯历往，1979年，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初次访华在北京开办的音乐会，便由来自中央乐团的乐师加入乐团联合演出贝多芬交响曲。与本土乐团成员同台演出，重在交流，至今传为美谈，也是中央乐团团史上壮美饱满的一笔。柏林爱乐历次出访驻场中，在维也纳和特拉维夫分别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和以色列爱乐乐团这些“爱乐乐团”同台，传递着和平、友爱、交流的强烈信号。
2005年，乐团在中国台湾的演出经由位于台北市中心两厅院的大屏幕户外直播，吸引到上万民众观摩，总监拉特在音乐会后来到广场向民众问候，深感声势浩大，遂酝酿并推出了革命性的“数字音乐厅”，从此改变了音乐会传播法则。在这一交流中，台湾乐迷对音乐的热衷给予了柏林人无限灵感。
2017年，柏林爱乐在拉特带领下造访上海，开启了落地渠道千奇百怪、精彩纷呈的驻场概念。除了两场演出以外，在一些不计报酬的有识之士的策划、推动和落实下，乐团成员与远道而来的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及本地乐师踢了一场观者爆棚的足球，乐师参与到上海音乐学院三个系主办的活动中，数字音乐厅在歌德学院上海分院作了中文版上线仪式，乐团高管也作了关于艺术管理的论坛分享。这些遍布球场、讲堂和舞台的活动都是实打实的交流，从乐团及管理层的演奏、脚法、教学、示范、讲座中，中国人获益良多。
柏林人也在中国的驻场概念中获益良多。他们在故宫参观惊叹于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在食肆用餐流连于美食派系的精巧绝伦，在厅堂演出艳羡于听众孩童的踊跃热情，在大师班教学中对学生的出众技巧赞不绝口。由此，对于2022年的乐团驻场如何更进一步，笔者有着如下期盼。
一，亲子普育。在柏林，乐团的“王牌”节目除了乐季音乐会，也有强大的亲子普育项目，囊括九个品牌，总监别特连科更是亲自上阵，指挥面向6至12岁儿童的家庭音乐会。此外，时长45分钟的儿童音乐会，主打合唱的“美声英雄”，公开排练，小小作曲家系列、社区及幼儿园音乐会、创作实验室都是其招牌亲子品牌下的强项，常年只有柏林人可以受惠。通过驻场，乐团可以把这些内容汉化带至中国，惠及国人。
二，传播原创。柏林爱乐乐团历次访华，遗憾之处就是除了加演曲目外罕有在常规曲目外演出中国作曲家的作品。2011年，他们在上海演出了日本作曲家细川俊夫的《花季》，但依旧没有中国作品的身影。中国作曲家梯队健全并拥有国际影响力，柏林爱乐乐团历来重视并鼓励当代音乐，2020年就委约冰岛女作曲家安娜·索瓦尔多蒂（Anna Thorvaldsdottir）、美国作曲家安德鲁·诺曼和柏林本地作曲家丽贝卡·桑德斯新作，三位中两位都是女性。乐团能否为2022年的上海驻场委约中国青年作曲家，尤其是女性作曲家新作，是考验交流诚意的试金石。
三，植根本土。虽然郎朗、王羽佳、沈洋都以独奏家或歌唱家的身份参与到柏林爱乐乐团的本土音乐会或海外巡演，笙簧演奏家吴巍曾加入重奏组在柏林爱乐乐团主办的巴登-巴登复活节音乐节演出，但乐团与中国指挥家乃至中国乐团在舞台上（而不是绿茵场）相遇，还是上个世纪的旧谈。新千年来，中国指挥人才辈出，中国乐团蒸蒸日上，他们的进步理应由传媒推广及乐评人撰文被柏林爱乐乐团感知、认同，他们应当获得在自家门口与到访驻场乐团合作的宝贵机会。
四，着眼未来。卡拉扬乐队学院是由卡拉扬成立的培养乐队演奏人才的摇篮，也是全球同类乐队学院的鼻祖。随着进一步驻场，柏林爱乐乐团的诸多常规性机制可由合办、授权或代理的形式引进到国内，其中就包括数字音乐厅、卡拉扬乐队学院，甚至是联合委约和驻团艺术家等，将两次驻场的影响力延续到下一代。
16年前的中国台湾之行，拉特对台湾媒体谦逊地讲道：“乐团到台湾是来演奏和请教的。”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西方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肃然起敬，是对深层文化交流的呼唤。希望在媒体呼吁和大众声援，以及在国际发声的乐评人的努力下，柏林爱乐乐团的再度驻场能找到深层社会使命、平等文化交流和最大边际效应的黄金分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