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 乡人乡贤 食古终可化——访范增如先生 2019年第70期（总425期）
范增如先生 李立洪 摄
食古终可化——访范增如先生
王文杰
范增如，号三书生、遗石子、食古叟。1940年生于四川达县。1962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到安顺地区一中任教，1983年调地区教育学院任教。1987年评为副教授，旋任教务科副科长。1993年地区教育学院并入安顺师专，任教务处副处长及中文系主任。1999年退休，长期从事元明清文学、乡土文学教学和地方古文化研究，已出版和即将出版专著三部，发表论文三十余篇。曾任民盟安顺市委委员、政协安顺市二届委员。
范增如，一个朴实、敦厚、睿智的退休的普通大学教师，随着他在古典文学研究和地方古文化研究的辛勤劳作及取得的成就，已渐渐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其论文除在地区和省级刊物上频频发表之外，还常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与此同时，他的专著的问世，文史界的评论也接踵而来。论著有述有论有证，很有深度和力度。由于研究成绩突出，并且提出了许多很有分量的见解，因而贵州卫视《新闻广角》、贵州卫视《发现贵州》栏目和安顺电视台、电台也专门采访过他，对他作了大量介绍。
范增如先生（右）考察屯堡文化 安顺学院屯研中心提供
作为古典文学爱好者，我和范老有了相当多的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我惊奇地发现他的一生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坎坷和挫折，然而他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中，竟然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奋斗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就，这种学者的楷模形象使我有一种想要完全了解他的欲望，于是就有了我的访谈内容：
王：范老，长期以来，您除了承担繁忙的行政工作和教学任务之外，还坚持不懈地从事古文化研究，而且取得了许多成就，可谓是硕果累累，因而人们都尊称您为“古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楷模”，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范：有愧于“专家”和“楷模”的称号，但我确实努力地做了一些事。长期以来，我几乎没有周末和休息日，每有时间，便进行古典文学研究和到有古文化遗风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有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因而8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了不少考证性和独见性的学术论文。在前后近40年的任教生涯中，我走遍了安顺辖区的山山水水，进行大量古文化遗风的史学考证，可以说取得的一点微薄成就就是走出来的。
范增如先生（中） 安顺学院屯研中心提供
王：您常把自己称为“三书生”“遗石子”和“食古叟”，能谈谈它们的含义吗？
范：这是我一生的写照。所谓“三书生”，即读书，教书，著书。要想拥有丰富的知识，只有博览群书。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史书籍。只有大量的读书，才能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我所用。教书，是我的本行，我只有在大量阅读和广泛吸取别人所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书教好。常言道，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得有一桶水，否则，又怎能对得起莘莘学子呢？著书，是我的追求，我认为人活着应该有所作为，应该为后人留下一点精神财富，这才是人生的真谛。而“遗石子”和“食古叟”则是我人生的两个阶段的体现。由于我家庭的原因，使心理上和精神上几乎崩溃，但是，我顽强乃至形成刚直不阿的性格，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就像苏轼所说的是一块被人们遗失的石子一样，在事业上被人为的抛置。“食古”，性本好古，也是我的专业，现在老了，退休了，仍整天研究我多年来收藏的古书、古文物，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多出几部有价值的书。
王：安顺过去几十年，地方古文化研究一直不受重视，实地考察研究更是无人问津，可是您却把它当成使命般的工作来做。是一种什么力量使您如此一往情深？在这方面您取得了哪些成果？
范：最初是“为谢素食安顺大米之罪”。1958年来到贵阳，虽然大炼钢铁伊始，诸如黔灵、东山依旧青葱，南明河中渔火尚可见，所谓穷山恶水之虑顿消。我庆幸能在花溪河畔任教，那里真山真水深藏真意，淳美的布依族风情令人神往。1962年，到了安顺——夜郎故土的腹心。也许是因为性本好古，萌发了对它的过去做一番考究的想法。我发现安顺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游览胜地，这里气候宜人，说它四季如春并不为过。这里山奇水奇石奇洞奇，不用说白水如绵，红崖胜火，众多的洞天奇观，纯系大自然的造化；就连那白石造就的石塔、石板房，银辉闪闪，也在勾引游人的目光；还有那“避秦”（躲乱）的山坉、洞坉，原本是历史的陈迹，游历其间，也会引发悠悠思古情。这里民族风情纷呈异彩，包括屯堡人的跳神（地戏），这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本不惹人偏惹人。这些安顺特有风物，至少在明初，就成了“游宦”“流寓”者咏物诗、记游文的绝好题材，他们惊诧于天下竟有如此奇特的自然景观。本地文人则感慨于如此奇山异洞生在边陲，不临名都，鲜为人知。而地方古文化研究又缺乏深入的考察，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爱好者及教育者，我觉得担负起这些使命是责无旁贷的。于是我翻阅方志，请教耆老，实地观察，几乎是钻头觅缝，时至今日，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安顺“云山坉”不是明代屯军堡子》，在《贵州文史丛刊》发表后，引起了较大轰动。其次，《安顺地戏释名及其他几个问题的讨论》《贵州安顺地戏并非傩戏》《明代红崖碑的发现》等的发表，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此，很多刊物纷纷来函要求转载。
范增如先生（右二）在屯堡文化调查研究会 安顺学院屯研中心提供
王：据我所知，您在屯堡文化研究方面成绩也很突出，但是一般人认为，搞古文化研究无非是收集，整理一些民间古籍和民间传说而已。作为一个古文化爱好者，我想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请您具体谈谈。
范：长期以来，我在从事古典文学、乡土文学研究的同时，也一直在进行屯堡文化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愈来愈觉得屯堡文化领域的博大和精深。“收集和整理”对古文化教育工作者来说确实重要，但认为屯堡文化研究是“收集和整理”却是非常片面的。屯堡文化的包容面较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汉民族在特定时代保存下来的活标本，包括传统文化，也包括发展了的具有地方风格的“新文化”、文人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和民间文化。可见，屯堡文化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之广阔。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屯堡文化研究的发展，有的人片面认为屯堡文化是研究贵州山上的“屯堡”本身，其实它是透过屯堡人的各种遗风和现象，去研究明代安顺外来汉族的方方面面的历史生活状况。因此，研究屯堡文化应该采取全方位文化视角，而不仅着眼于屯堡本体形态的层面，即力求在形态分析的基础上对其作出合理的文化阐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屯堡文化研究实为不易。
王：听说您是四川达县人，并且小时候读过私塾，并在四川长大，您认为这段经历对您后来从事古文化研究有什么特殊意义？
范：是的，我是四川达县人。出生在巴山下，宕渠边，曾在那里度过了18个春秋。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懂中医，我排行老八，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在我两岁时，父亲去世，年迈的母亲把我拉扯大。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通情达理，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我的家乡达县，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边陲小城，千百年来积淀着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中原、荆楚、巴蜀与夜郎文化在那里交汇，形成一种独特意味的文化摇篮，我就是在那摇篮里成长起来的。大渡河、长江的乳汁，峨眉山的天籁哺育了我，为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从小受家庭和环境的影响，喜欢读书，断断续续上了几年私塾，由于那时教的多是古文，从那时起便对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高中毕业后，考上了贵州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专门化班，从此，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和研究一发而不可收拾。可以说，这段经历是难能可贵的，它使我终身受益。
2005年屯堡文化研讨会合影 安顺学院屯研中心提供
王：不少报刊都介绍过您，说您是我省当代研究古文化影响较大的专家之一。我想知道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古文化的，早期情况怎样？
范：地方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对安顺地方古文化的研究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需要，同时，研究它的历史和文化对于了解安顺、认识安顺、发展安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62年到安顺工作后，发现安顺是西南地区一个举足轻重的城市，古时就是古夜郎的发祥地。我立即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收集各种资料：口碑的、文献的、图像的、实物的——并运用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各种学科知识和方法进行研究，公开发表了几十万字的论文，内容涉及安顺的文化源头、流变、文学艺术、风土人情、人文景观、地理地貌、宗教观念、戏剧艺术，以及屯堡、地戏、红崖碑的发现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在此期间，我一方面大量查阅史料，一方面又进行田野调查，安顺辖区（包括现在划出的清镇、开阳、息烽、修文）的山山水水都有我的足迹。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撰写论文也就顺手得多。这期间，我可以说是“弹无虚发”，不但发表了几十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而且还注释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原安顺行署文化局、黄果树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三家主持编选的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白水红崖集》，参加编写《民族预科班省编教材》的文言文部分。另外，出版了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王：请结合您的研究成果，谈谈您是怎样从古典文学研究的角度对地方古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
范：我是搞古典文学研究的，又生活在安顺这块宝地上，自然就把目光投向安顺的古文化。在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需要查证大量史料，而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地方文献对安顺的古文化记录虽不够详实，但也不乏珍贵史料，应充分运用。同时感到个人势单力薄，必须借助群体力量，多学科同仁的合作，研究才能得以深入进行。因此，安顺师专成立了“屯堡文化研究中心”，并获得国家级“中国百村调查——九溪村”科研项目，我参与其中，受益匪浅。不少论文的亮相，与同仁的交流是分不开的，如新近发表于报刊的几篇即是：《黔中文化研究管见》《屯堡人解》《屯堡人之心理特征》和《屯堡人的迎赛会》。另外有：《贵州安顺地戏并非傩戏》（载《安顺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史证安顺屯堡的两重性——兼谈安顺山坉并非屯军堡垒字》（载《安顺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古夜郎沿革及其先民》（载《安顺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再谈安顺山坉·洞坉》（载《安顺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安顺“云山”不是明代屯军堡子》（载《安顺师专学报》1998年第6期）《濮人僚人辨》（载《安顺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与此同时，我的古文化研究文集专著、约35万字的《明清安顺风物诗文注评》，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现已作为安顺师专乡土文学教学课本；另外，正在出版的和即将出版专著，有约15万字的《黔中文史论稿》和约20万字的《红崖古籍研究论稿》。这些成果虽是古文化研究，然而把它们归并为古典文学也不为过。
范增如先生（左四） 安顺学院屯研中心提供
王：新的世纪将给人们新的希望，您在古文化研究方面有何新的打算，并且您对人生有何新的看法？
范：21世纪是新人的世纪，在新的世纪中，应该保持一种新的精神状态。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对古文化将一如既往地深入研究下去，把屯堡文化和夜郎文化研究深、研究透。可以说，对古文化的研究是我的生命之源。对人生的看法，我认为人是应该有精神支柱的，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信仰或无所追求，那就剩一具躯壳，也是一个可怜的人，人活着就是要为后人留下一点精神财富，才算是人生的真至。
· 作者简介
王文杰：贵州省青联第九届委员，安顺学院人文学院教师，贵州儒学会、语言学会、屯堡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