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化哲学在方法论上的终极突破
如果世界观侧重于知，方法论侧重于行，那么哲学是严格知行合一的，是为知行合一性，这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西方哲学却吃不准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
许多人，不学哲学还好，学了哲学，反而会在日渐清晰的方法论指导下走向迷惘，轻者被孤立，严重的还要疯掉。我想他们是没搞明白，说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说的是哲学同时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同时领会清楚，才算真懂哲学，偏取其一或者各行其道地理解，就是知行不一，必分裂于无可避免的内在思想洁癖，并最终外化于行为上的道德洁癖。
因为知易行难，所以哲学从来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难学，就是因为知的目的服务于行，所以爱哲学就是爱生活，所以理想的哲学就是对生活本身的最准确反映和最真挚的爱，所以最理想的人生注定离不开最正确的哲学指导，容不得半点儿洁癖存在。
反之，不能达到终极理想标准的哲学就成为实质的伪哲学，因为从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来看，伪哲学必定在起点处错位于世界观的方向性，进而必然导致在方法论落实过程上离题万里，于是只能忍无可忍地忍受专业哲学在结果处的思想洁癖与道德洁癖，却不自知。
综上，尚处在进行时当中的一切旧哲学，虽然极尽方法论的高明，但只要一接触现实人生实践，就无法达到理论上的预期效果，最终只能沦为只局部偶尔有效的专业方法论，不具有任何终极性。
不是我非要污辱旧哲学，的确是因为直接利用旧哲学，根本没有人能实现超越所有哲学派别立场之上的全人类意义上的终极自圆其说。
从自圆其说的角度，东方文化相对于西方由哲学主导的文化更有效，因为毕竟偶尔有人能够现实地实现终极自圆其说。这样一来，旧哲学在常识化视角内自然被普遍降格为伪哲学，这就让其从属于自圆其说能力相对更强的道，有了全部的合理性。
这样我们便可判定，道是更广义的哲学，而旧哲学则是专业程度相对较高的一种伪道，所以人们即便对旧哲学再虔诚，只要不能自主发掘出如道一样的哲学整体性，最终也很难活出真正精彩的理想人生——只有把握了整体一致性，才有终极知行合一的天人合一人生。
这样就不难理解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性了，人类基于众多战斗人生演绎的悲喜剧的根源也就找到了——因为旧哲学提供的世界观的对立不可消除，所以旧哲学的一切方法论皆缺乏明显的终极性，所以一切旧哲学都因方法论的便宜而导致内在世界观的狭隘，从而助长了功利心的滋长与泛滥。
在其本文明与文化体系内，旧哲学有如此多不能入主克服的自相矛盾现象，皆因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不能终极认清政治无道德的本质，正因为有这样的起点错误，所以导致西方哲学不能自圆其说于伪善至今，只能被动等待经道文化中和后的常识化哲学来拯救——一种终极颠覆式拯救。
在哲学化的过程中，学习和揣摩世界观，其行为本身也是行，而方法论本身也是知识的一种类型，所以从一贯提倡知行合一的角度，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真正高明于周全的哲学思想。
佛学为什么不算？因为佛学以虚构的西方极乐世界为基本前提，虽然建立的本意是为了消除迷信，但最终还是避免不了迷信，因为深奥的佛理依然如道文化一样靠悟。
反之，因为缺乏抛弃跪拜已久的上帝的主动性，所以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在潜意识里陷入了不可知论的陷阱，不可自拔至今。唯物主义虽然是可知论者，可惜同样受制于终极方法论突破的不能，因而无法常识化地终极颠覆唯心主义哲学。
综上，古今中外的哲学，实现大一统的唯一标准就是常识化，从不能常识化求同存异的共性看，终极世界观很容易有，唯一缺的就是方法论的终极突破，为什么？
中国传统哲学虽然也有“道可道非常道”的不可知论嫌疑，但道之于中国人，与西方的上帝具有同样的本体色彩（前文已经论述清楚道就是自然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双重本体，但那些文字却是基于本文而后写出来的），只是中国人普遍将道内化于生活，无须像膜拜上帝一样对待道。
从主体性的角度，显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色彩更浓，因为没有原罪的负累，所以只要结合西方哲学精华发掘得好，就可能是主导未来哲学自身走向完成时的新的文明比较优势。
既然哲学的知与行没有本质上的对立，为什么学起来却那么难以统一呢？那是由人的社会属性和人类文明的主观性决定的——在潜意识里，人一直过的是延续自兽的集体生活，也就是用集体生活维持每个人的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的最大化，显然靠全体人齐心合力才能维持，可惜在没有天敌的威胁之后，历史性相对过剩的资源激发了人无度的主观欲望，无奈资源又同时相对人的欲望而极度匮乏至今，所以旧的公平合理分配机制只能被扭曲殆尽，于是靠强制力维护的社会秩序之下，人的意识开始在法的畸形尊严中普遍违背了自己的初心——潜意识的集体性——于是人开始了注定生而分裂的人生旅程。
列宁说“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其实相对于可以随时让人类灭亡的客观世界，人真正能改变的只是自己与世界的认知关系，称之为伦理关系亦可，因为那最终解决的只是人的主体性问题。
人基于自私心理的内在思想分裂不是凭空产生的，这可以从无私的社会性动物的群体生活中对比发现，这说明，从人之初的自我意识诞生开始，就决定了人的意识人生必然分裂这一结果，而列宁之所以敢说“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就是因为人有主观能动性，能自主调和这些主观思想分裂——人的主观能动性一体两面于人生，一边让人分裂，一边又开启了主动弥合分裂的过程。
面对又一处恼人的因果一致性，可见因果一致性就是由人的主观性引起的自相矛盾，要认清并终极化解这其中的自相矛盾，只能靠辩证法指导的正确辩证思维，所以因果一致性是哲学化绕不开的关键命题，必须认识清楚，不然就无法实现真正哲学化。
人心先天内在分裂，却要用改变世界来调和，这是哲学认知的难点所在，因为人心分裂使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对立开来，但人类文明附属于自然文明的地位从来不变，就像人从来活在道之内，而不是之外一样，这就叫对立统一性，只能辩证地认识，是谓辩证法。辩证法的要点是在对立中统一，在统一中对立，二者具有亘古未变的一致性，正确的哲学认知必以认清其中的同步性为基础。
这些道理看似简单，却一直避免不了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的传播尴尬。之所以会这样，一是因为辩证法不够常识化，二是因为人的注意力很难往这方向集中。
一旦注意力足够集中，其实谁都能轻易自主发现，相对于自然文明，人的内在思想分裂是后天产生的，相对于人类文明才是先天的，所以正确认识人的自我认知与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之间的递进关系，人的内在思想分裂自然容易自主调和。
如此可行的事儿，却一直存在现实的不能，可见在人类文明中一定有某种力量在阻碍人接触哲学，是政治，还是宗教，还是其他的什么？兼而有之是最正确的答案。
由此可见，只有终极搞清楚，人类文明到底是诞生于先在的自然文明，还是由上帝将人与自然同时创造？才能对旧哲学实现颠覆性改造，再莫衷一是，就是对人自主推进文明进步的亵渎了。
于是，人之初这个一直语焉不详的文明关键切换节点，必须从终极调和哲学内在分裂的角度，重新提上认知议程，这是实现哲学终极化和终极常识化绕不开的关键节点。
人本来活在自然当中，为什么还要分人类文明和自然文明呢？道理当然与道分阴阳一样，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是为了更好地合。这一切，显然都是人的自我意识惹的祸。
在个体层面，人出生的被动性和认知的主动性之间，其实是个体与家庭之间客观见之于主观的矛盾，这种个体成熟的主动性与人的社会性生存之间也有矛盾。
这三个维度的矛盾产生，均源自作为个体生命的人基于自我意识诞生而造成的思想先天分裂，这种矛盾以个体为起点，通过家庭、社会还可以层层递进到整个自然界，不能细分这些维度，哲学就没法学，更没办法常识化。
更让人分裂的是，文明的成长性要求，社会负有对社会成员的教育义务，但面对教育机制和教育内容双重不完善的现实，人类的公共教育体系建设一直举步维艰——教育机制的不完善是政治不作为，教育内容不完善是专业哲学不作为——说不作为有点过分，也不够准确，准确地说应该是乱作为。
如此严密的推理之下，极尽权威的政治和专业哲学界竟然都如此不堪，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定政治终将消失的可能性极大，因为政治作为一种现象存在，既不符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展趋势，又不合逻辑的单一终极指向性。看来人类还是很有希望的。
对政治懒政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政治在统治阶级主导下，只追求既得利益者利益的畸形最大化，但专业哲学界却都穷经皓首于真理的执著追求，为什么还要遭受懈怠的指责呢？当然是哲学主动进步不能惹的祸了——实际上，哲学每次重大进步的理论依据都如修道与佛一样，靠悟，逻辑推理不过是悟的前提。
靠正常的逻辑推理，并不必然产生哲学新思想，因为单一分支文明里的哲学思想表述总避免不了循环论证的尴尬，所以从终极方法论的角度，根本解决新思想的产生对不确定的悟的依赖，是产生终极哲学的唯一方向性前提，也就是必须解决逻辑分析的确定性问题。
如果考虑政治学是哲学的分支，可见哲学进步难，于人类文明进步是基础性障碍——哲学的纲不举，政治学这个畸形的目就张不开。
考虑到政治在本质上是不同阶级利益博弈之后的妥协之大成者，是人类集体不成熟的标志，说明哲学在专业上的社会属性认知并未常识化地深入人心——因为不能自圆其说于全人类，所以理论上无论多深奥，实际仍只相当于专业性意淫而已——所以终极哲学必须摆脱专业性，最终当然就只有常识化了。
假设真有一门常识化的哲学，能让人人都自律于人之初对集体生活和集体利益的绝对服从，那么在现代文明相对丰沛的物质条件下，中华文明天下大同之和谐局面便可立即实现。这足以说明，物质虽然人幸福生活的基础，但理性的精神人生才是幸福的本质——人类的满足与不满足都取决于思想，不取决于物质，物质是先在的，精神是后天的，既是不成熟的，又是可成熟的。
由此可见，原始共产主义之所以解体，资源匮乏的原因有限，反而是技术有限进步的原因更大，因为没有天敌的稳定生活让人的感性物质追求畸形膨胀，于是本末倒置地导致人类重物质人生而轻精神人生至今，只能靠漫长的与人类历史伴生的哲学史来渐进纠正。
从哲学常识化的角度，在理性精神人生和感性物质人生本末倒置的实际人生中，其实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暂时束手无策于自我意识催生出的善与恶两个极端心理——人之初之前，人的祖先是兽，没有善恶观，但有了自我意识之后，人会主观地定义人之初善恶观不清晰时代的集体生活以至善的和谐之义，这是一种错位的价值观，就像基督教判定人有原罪一样。
至于终极正确的价值观，也有，比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极力推崇的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境界就是，因为那里既有天人合一的人神平等，又有天下大同的集体和谐，所以天地不仁是世界观的最高标准，圣人不仁是人生观的最高标准，而且这两种不仁当中同时内含人类集体利益最大化，所以中华文明因注重修身而在整体文明程度上一直占据人类文明的高位。
可惜这样的哲学观一样很难普及，因为即便真正努力学了，也不一定必然学会，因为掌握其全部理论精髓靠个体自悟，所以借用西方哲学的逻辑对其做常识化解读，是当务之急，因为西方文明催生了能够营造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科学，所以必须尊重西方文明精华，尤其是哲学方面的。
其实这样做的真正好处在于，通过互译寻找根本解决哲学思想体系在单一文化体系内循环论证的可能路径，而我也恰是在与具备整体一致性的道的互译中发现，不具备整体性的西方哲学在逻辑自身定义上有循环论证的绝对缺陷，于是通过逻辑与规律对人类文明的单一终极指向性，我又发现二者异名同出于道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于是我认定了逻辑于人的先在性，还确定了逻辑于语言文字的本体性，这样我就将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之间建立起确定的逻辑关系，从而彻底打破旧哲学循环论证的尴尬，并自信于终极瓦解上帝存在的一切合理性。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化理论所实现不了的效果，因此当我确定，除了客观物质文明需要通过本体研究认识其本质之外，主观精神文明也有语言上的本体需要定位，当我通过逻辑与规律同样的本体性理论上可以异名同出于道之后，我便确信道是比上帝更高明的主客观双重本体存在，于是我坚信，自己已经在哲学方法论上实现了终极突破。
无论是中国哲学史，还是西方哲学史，整个人类哲学与文化一直按照逻辑的内在规定性在演绎，虽然不成熟，但也能指导人类文明一直在艰难曲折地取得进步。
旧哲学指导的进步之所以慢，以人只会盲目区分善恶有关，因为少有人像老子道思想那样以不仁为至仁，更不懂佛学所提倡的无善无恶的人生大境界，所以在遍布思想洁癖和道德洁癖的社会里，从来少有人敢在公开场合主张自私的天然合理性，背地里却极尽自私的能事，这就是不成熟的哲学用错位的道德观在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层面对无知之人的普遍惩罚。
人之初以后，开启的是有意识的原始道德人生，这时人的集体生活外有天敌，内有生存资源的窘迫，所以人的原始道德人生表现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层面双重的善——原始共产主义的和谐。
这种意识与潜意识层面双重的善止步于物质的相对过剩，因为这种进步一方面启动了人性贪婪的主观之恶，一方面又使规避天敌的客观生存环境得以大为改观，这反过来也同步助长了人的自私与贪婪，所以人彻底抛弃了延续自兽的至善境界——人类的集体内部和谐被破坏——因为人的自私与贪婪的主观意识的压抑，人的社会性意识弱化，更多变成了潜意识和下意识。
旧哲学的最大无奈在于，至今无法让人足够正确认清自己的潜意识——有认识，但不足够——所以许多伪哲学会以普遍的自私为名，定义人性本恶。
更可悲的是，这等基于无知而导致的本末倒置式认知，不但至今未得正本清源，反而以主要的立法原则日益占据人类文明主流，这说明人类社会越来越扭曲。
举个简单的例子，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法律将和政治一样消失，但在法学教育中却说，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表面上看毫无争议，但如果表述为“法律是待消灭的阶级统治工具”，肯定更周全，哲学的常识化普及需要这种周全。
反之，作为哲学分支的法学教育，盲目追求哲学的分支属性，因为缺乏哲学整体性视野，所以必然在结果处造成与哲学母体的悖离——不真懂哲学的人，会产生南辕北辙的潜意识分裂心理，法是治理社会的最好工具，只能加强，不能弱化——事实证明，许多法学专业人士之所以政治立场偏激，原因恰在于三观不当造成的思想洁癖现象严重。
其实我并不纠结这种扭曲的严重，因为我深信物极必反的道理——我们处在一个文明复兴的时代，这种集体性扭曲越严重，说明距离中华民族集体终极反思的时刻也不远了。
如果再考虑到这种集体性扭曲占据文明主流始于近代民主与法制建设，而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是现代科技的暴发式发展，我会更加确信，诱发科技暴发的真正原因，恰是西方文明对上帝的极端虔诚的物极必反。
这其中，我们还应该看到，正因为极端迷信上帝，所以错失哲学整体性的西方哲学能物极必反地触发现代科技。反之，中华文明却因过早感知哲学的整体性而固步自封于保守。但请大家不要忘了，人类因哲学进步而代表的文明进步只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所以在由现代科技暴发诱发的新一轮文明进步高潮中，同样因为哲学整体性感知能力差别，曾经进步的西方文明开始保守了，曾经保守的中华文明开始重新发力于对哲学整体性的重新认知了——这种进步与保守的换位悄然发生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最终实证于中华新文明对世界发展格局话语权的拥有——哲学不是不能实证，只不过周期太长而已。
经过这样的分析，相信人会在清晰的方法论中迷失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希望从此说我是在自相矛盾中胡说八道的人会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