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对中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化逻辑认知模式的系统比较分析，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终极方法论视角进一步发现，人类之所以整体受制于一贯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感性和理性冲突，都是因为曾经不知道——感性潜意识和理性显意识之间虽然有冲突，但也正是二者之间的冲突同构了人的下意识人生。
这个由潜意识和显意识同构而来的下意识有什么终极文明意义呢？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中国传统语境对人生有知行合一追求，这与现代所谓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之间具有异名同出的一致性，表面看，都是知与行的分而后合于辩证法所谓的对立统一，但辩证法的规律在理解上都有个转化的过程性，因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它们之间的共性不足在于没能常识化明确对立命题之间都有同生共死的一致性，明确了这一点，至少是唯物辩证法得以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前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人生无论是知行合一，还是知行不一，在过程上实际都是由感性和理性同构的下意识人生。常识化地明确人都活在下意识心理机制下之后，世人才能常识化地理解，任何人的下意识知行合一人生都由潜意识和显意识在冲突之后通过同构跃迁而来，也可以说是由形式逻辑堆叠之后所必然引发的跃迁而来。经过这样的解释，生物进化在神经系统形成方面的科学机理无论怎样复杂，它的哲学机理都已通透于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自圆其说，这样再看哲学语境所谓人的终极理性追求，就可以常识化表述为，有自我意识的人一直在追求以显意识理性对潜意识感性进行绝对控制，直到理论和实践层面同步实现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标准，就是这种绝对控制追求的终点。由此可见，旧思想界显然都没意识到，原来这就是哲学理论和人性的同步终极成熟标准，因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会有一贯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完全是因为受特定机缘驱使，让我能通过常识化视角下意识地在循序渐进的理论创新中释放隐藏在我的自我意识当中所内涵的终极理性，希望这种具有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理性能在全面普及之前就能感染到每一个接触到它的人。因为下意识人生内含常识化属性，所以本书将进一步论述清楚，科学认知与哲学认知虽然产生方式不同，但创新产生的结果却相同——共同主导构成人的常识人生，也即无论是科学理论创新，还是哲学理论创新，最终都一并被形而上学地纳入并形成人类的常识认知体系。正因为局限文明条件下的哲学与科学理论体系都有开放性，所以人类的常识认知体系也可以理解成是一个一以贯之的常识化体系，因为人类文明的循序渐进过程即是通过科学化提升人的物理自由的过程，又是通过哲学化过程提升人的精神自由的过程，但归根结底都是同一个混合式的常识化过程，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对哲学开放性的封闭，实际实现的，就是人类集体逻辑天花板终极突破之后的哲学科学化过程。只是这里我必须强调，哲学即便因开放性的封闭而实现科学化，并不意味着哲学附属于科学，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作为哲学理论创新，实际封闭的只是狭义哲学的开放性，而广义哲学的开放性的封闭只能由科学来封闭，所以科学无论广义与狭义，都是广义哲学的分支，因为从等价命题的角度，只有广义哲学才能等价对应逻辑先在，而广义科学即便能等价于逻辑先在，也必然以哲学设立了逻辑先在这个命题为前提，下面读者们会看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道德经》中所谓“有名万物之母”似乎早就预见了这一切。正因为封闭哲学的开放性，是哲学实现科学化的逻辑前提，而且人类此前的一切文明努力都服务于此，所以一切认知皆常识，一切已知皆常识，这本就应该是个普及的常识，可惜坐井观天的旧思想界却因为过于强调科学与哲学的专业性，所以在理论自信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因为都忽视了对常识概念本身进行最必要的大道至简泛化，所以让看似可普及的知识的专业壁垒一直被隐藏于常识这个基础命题之中——不能终极常识化解析常识本身，就是人类的最后一道集体逻辑天花板——下面让我们通过重读《道德经》来正确认识何为常。之所以能通过由同构关系所统领的终极方法论视角正确发现和论述清楚人类的最后一道集体逻辑天花板都隐藏在常识这个基础概念之中，显然是因为我既能通过常识化视角对哲学进行宏观审视，又能通过常识化视角经由终极本体论和终极认识论循序渐进地落实老子大道至简命题所内涵的终极方法论。这说明，通过常识化视角把《道德经》与西方哲学进行互译，天然内含全部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便利，因为下面我将常识化证明，《道德经》就是对《易》经所诱变的中国传统文化思辨语境在基础命题之间的一致性的概括性解析。正因为西方文明不具备相应能力，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就是通过常识化互译把这种能力向西方哲学与西方文明进行理性覆盖。正因为旧思想界都没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反过来可以充分说明，中西方思想界都误读了老子在《道德经》中对常的表述，因为只要把其中的常在认识论层面译作一切认知的归宿，同时又在本体论层面把常理解成天道所代表的逻辑先在，那么常与道在本体论层面异名同出的同质同构关系才能得以形而上学的明确，这样一来，常与道在互文认知结构中的终极方法论意义才能常识化显现。这样一来，当常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命题获得类道但又比道相对形而下一些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之后，通过常与道之间的互文修辞结构的明确，《道德经》的通俗化程度将因此而极大降低。比如《道德经》开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用两字断句和三字断句虽然都讲得通了，但过去主要采用三字断句为主流，结果因为原文和释文都表述得过于模糊，所以导致道家思想最终被误认为是玄学的尴尬，其中传统中文的一字一义与现代中文的多字词差异也容易引起广泛的误解。现在如果用两字断句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再结合常与道的互文修辞内涵理解其中本义，则不但可以明确，可与非对于常与道在内涵层面均有有无同构关系所形成的逻辑认知基础，而且常之于道的再形而上学意味也呼之欲出，这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再形而上学不但都有西方哲学语境所一贯缺失的绝对辩证属性，而且正确认识这种再形而上学的叠加辩证关系，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强名曰道中所隐含的语言文字诞生的强名机制与机理。这样再结合下文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和“此两者同出而异名”，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明确，无名之前的道与有名之后的常在《道德经》当中是互文表义关系，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明确，常即老子对道所进行的再形而上学命题。这样再和之前的三字断句比较，显然两字断句的优势更明显。有了这样的新认知，相应表述不但与后文强名曰道所阐述的语言文字的强名产生机制与机理的呼应关系更紧密了，而且作为其下文的“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现代哲学内涵也容易进行类比分析了，比如把如今有终极方法论意义的同构关系理解成“同谓之玄”，把“玄之又玄”理解成再形而上学或“主观见之于主观”的形而中学（见插页图＝1），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中西方思想精华的常识化互译诱变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哲学的逻辑内因就清楚了——人类的任何语言体系都因强名机制产生，不同语义间天然内涵源自逻辑先在的整体一致性，而科学则一直在哲学所提供的基础语境中对逻辑先在进行分科解构，因此哲学始终是科学的母体。这样再结合《道德经》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我看到的是虚极、静笃、并作、观复、归根、复命、知常之间在因果一致性链条上的跃然纸上。如果我们把这些在中文语境中具有基础命题意义的词语之间的原始一致性链接关系理解成是导致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具有准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一次语言学转向，那么基于中西方思想精华互译而判定常命题是老子对形而上学的道命题所做的再形而上学泛化命题，这其中所终极常识化展现出来的终极方法论意义在终结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之余，还有同步终结哲学实践转向的终极文明意义，因为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准终极自圆其说能力所内涵的逻辑天花板之后，便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实现终极自律，这是具体实现老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理想的唯一通路。这样结合我通过终极方法论所明确的归纳与演绎在同构于类比中对语境人生的同步泛化作用——所谓归纳，就是对所归纳的命题进行形而上学泛化；所谓演绎，就是对需要命题的对象思考到足够清楚时所进行的形而下学泛化——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常识化理解，原来通过绝对辩证能力的过早明确，中国人的抽象认知能力之所以相对很强，就是因为基于文化惯性，我们都会下意识地通过形而上学与再形而上学无限放大的语言文字的意会表义空间。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中文象形字象形表义的全息属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常识化发现，曾经的老子受文明局限束缚，在缺乏相对精准的逻辑认知之前，他只能对自己依据理认知所感知到的基础概念之间的一致性泛化现象做有绝对辩证内含的似是而非表述。这里我们有必要明确这样一个观点，哲学家的文明局限即人类文明局限得以终极显化的唯一渠道，因此便不难进一步常识化理解，在不能正确理解这种终极辩证的终极方法论意义之前，人类就只能一直通过集体下意识对诸多准终极本体命题做方法论层面的徒劳泛化。比如为了将生活技能体系做以必要区分，中国传统文化一贯将相关技能体系的关键词后面冠以道的后缀，比如茶道、剑道、花道、厨道……就是中式分科设学的传统科学命名规则。西方文明也有类似现象，比如古希腊的逻各斯被泛化为今天的逻辑，只因西方早期文明只有逻辑学而没有辩证法，所以他们的逻辑也是一个应用广泛的后缀，比如科学逻辑、哲学逻辑、数学逻辑、语法逻辑、无逻辑等，只是都与分科设学无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理解成西方文明的人化程度低于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当然也是西方文明注定保守于对形式逻辑的盲从而下意识地排斥辩证法的原因所在。综上，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通过把逻辑重新确立为主观存在的本体之后，逻辑在西方哲学语境一贯似是而非的内涵就可以再次被无限放大于逻各斯曾经的本体意义上，只不过再不是曾经错误的以偏概全的本体意义，而是类似柏拉图所不确知的理念的主观存在本体意义，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客观存在本体是什么呢？相对最准确的答案，当然是亚里士多德用以与柏拉图唱反调儿的实体了。这里必须强调一下，实体只是相对准确的客观存在本体答案，不是绝对准确，因为只要明确了形式逻辑不具有终极辩证属性，那么本体命题本身就成为诱变终极哲学就可以退场的伪命题了。如果不退场，那就必须常识化明确，新的本体命题不再具有一元性，而是主客观二元性命题。这样一来，关于世界本原问题就是一个科学哲学化命题了，也即用科学封闭广义哲学的开放性命题了，因为关于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对现代科学和哲学而言，都依然是暂时无法确知的命题，只因通过狭义哲学开放性的封闭，未来每个人都能通过基础教育而终极自圆其说，所以旧不可知论已然寿终正寝之后，正确认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新人类文明将无法再产生不可知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建构的终极本体论是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主客观双重本体论，其部分灵感来源恰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徒二人的本体认知对立，但绝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如今通过对《道德经》中的常命题的再形而上学解析，希望世人能进一步提升《道德经》在人类文明体系当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正因为旧哲学人都缺乏自主诱变大道至简的终极方法论的勇气，所以我才有机会用并不超凡脱俗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中西方思想精华的互译而发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