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重构（七） 朝堂，那就是用来扯淡的地方

永泰元年，即公元765年的四月，皇帝将一位在太原军区（河东镇，主要地盘是太原和大同）做经济主管工作，名叫裴谞的官员，调到了中央，想让他来担任主管经济的国务委员（左司郎中）。在裴谞来京述职的大会上，皇帝突然问他“榷酤之利，岁入几何？”这一问，不仅当场把裴谞吓出了一身冷汗，也让在场的所有干部们鸦雀无声。而大家等来的，是一片长久的沉默——裴谞来了个一言不发。

我们首先要理解，皇帝问的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所谓“榷酤之利”，其中的榷，指的是榷酒钱，酤指的是官酤，也就是由官方酤酒，所以皇帝问的，都是和酒相关的事情。

回顾下此前几节：763年吐蕃攻破长安，在关中平原大肆“伐大树”，帝国这几年辛苦存下来的家当库房，再次被洗劫一空，帝国又一次回到了“白手起家”的状态。随后，764年，仆固怀恩反叛、割据灵州也就是今天的宁夏，还纠集吐蕃与回纥联合入侵，这次入侵虽然被帝国阻挡，但是近十万大军数月的集结，对帝国国库打击很大。

今年（765年）年底，仆固怀恩势必组建更大规模的联军卷土重来，而帝国中央面对一穷二白的困境，面对邀请众多军阀大佬们勤王的花销，必须要开展一系列的生产自救行动，其中第一时间执行的措施就是新开酒税，实行酒的官方专卖制度。

关于酒税怎么收，当时的帝国领导们，提出了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所谓的“榷酒”，什么意思呢？就如种田的叫课户，专门产盐的叫盐户、亭户，专门生产酒的就叫酒户，帝国通过行政命令，划定某一部分人是专门的酒户，然后根据每户的产酒量和酒价，要求每户每年上缴一定比例的钱。最后，酒的销售由酒户自行负责，其他不是酒户的严禁进行酒的生产和买卖。

也就是说榷酒，实际上就是收酒税的意思，帝国发酒的生产牌照，垄断酒的生产，但是不管酒的销售。这么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帝国直接“供给侧改革”，从供给侧收钱，可以保证把钱收上来。问题是当时的帝国兵荒马乱，而且全国课户都被大量隐匿，连开元天宝年间三分之一不到，你连纳税户的户口都管不住，又哪有本事去严格管住酒户呢？一旦产酒牌照没法严格控制，那这个酒税过程中就必然包含大量偷税漏税，这钱能收多少，就很难说了。

于是就有了第二种办法，叫做官酤，就是不进行“供给侧改革”了，直接进行流通领域改革，把酒的买卖改成官方垄断，只允许在政府经营的地方买酒，民间禁止买卖流通。这么一来，就把政府的控制从供给侧改到了销售端，政府的控制力大大加强了，为什么呢？因为酒不像盐，盐的生产只有特定地方可以进行，所以政府只要控制特定的土地，就可以控制盐的供给侧，可是酒随时随地，谁都可以生产，所以政府只有控制流通，才能更好的控制其中的税收。但是这个办法的问题是，中央没法知道地方开的官方直营专卖店，到底收了多少钱，只能听任其自行上缴。

当然，一些比较聪明的朋友可能会想到，既然是官酤了，为什么要给地方去经营呢，为什么不像安史之乱连载里的第三十三节提到的食盐专卖一样，直接由中央来经营呢？可是酒和盐有着巨大的不同，要知道盐是刚需，酒可不是“刚需”啊。

食盐是刚需，所以食盐对销售要求不高，卖场对用户不需要很敏感，食盐的专卖唯一需要在意的，就是有人私买私卖。所以对于食盐专卖来说，政府对于卖场的地点，服务，便利性等等都不用考虑太多，怎么去排队买盐，怎么从专卖场地把盐转送到终端，那都是用户自己去考虑的事情。政府要做的就是增加巡院，增加武警巡逻，制止私盐销售贩卖。

但是酒就不一样了，第一，酒的刚需性远远没有盐那么强，官方酒场如果不能便民，不能在地理位置，在服务，在产品质量等方面至少过得去，那么大家就会减少酒的消费。所以如果是由中央去直接运营官场，大家可以略微想像一下改革开放前的国营饭店和国营百货，回忆一下那个服务质量，以及其冷清的程度。

因此酒的私下买卖，要比盐的私下买卖，难以禁止的多，或者说打击成本高太多了。要私买私卖，就要有货源和下家，盐的货源非常固定，必须是产盐的地方才能出盐，政府只要加强对有限的几个点的控制，就可以有力的控制供给侧。同时，盐的下家也不那么好找，盐的制作复杂决定了要私运只能大批量拿，而且私卖贩盐的违法性，让他们很难坐在那里开店，往往需要流动贩卖。

因此，盐需要出手，就必须要找大批量要货的下家，可是盐这种刚需，一旦某一个地方大量的不进官货，很容易被察觉，政府要打击也相对容易一些。所以，至少在大城市、产盐地比较近的人口集中地带，政府要控制盐的买卖，相对还算现实。

酒的买卖就要随意零散的多，任何人都可以酿酒，因此普通老百姓想要喝酒了，随意做点散货并散装销售是很容易的，政府很难在全国如此广阔偏远的土地上去监管这种零售的买卖。

既然国家直营店做酒的买卖，看上去不可行，那咱们退而求其次，我中央派人去监管各个酒场的销售，是否可行呢？恐怕也还是很难执行的，因为人家把酒场开的遍地都是，你如何去监管法呢，每个店派个人？那得多少成本啊？

即便每个店都派人执守，可是酒庄这种消费饮品的销售，是典型的成本端不可控，销售额不可控，最后导致现金流不可控。每个店的开店成本，运营成本，你又如何去判断，去监控？源头不在你手里拿货，每个店每天到底卖了多少酒，你又怎么去知道，去盘点呢？最关键的是，此时的地方都是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军阀，如果你一定要把人家的钱都拿走，那地方军阀就是要跟你使绊子，你中央开的国营酒场，可能一天也没两个客人，你中央的监管者，可能早就被威逼利诱的不敢管事了。

因此，如果要官方专卖垄断，在当时的环境下，就只能交给地方，尤其是交给军头控制的地方，才能具备可行性；这种模式下，地方收了钱，但是该怎么上缴给中央，就完全由地方说了算，中央很难去控制，所以这样收酒税，地方很划算，中央很受伤。因而中央如果要直接掌握酒税，就必须从供给侧入手“榷酒”。

围绕着是中央的榷酒还是地方的官酤，几十年里做了中央与藩镇军阀，做了一轮又一轮的斗争，政策翻来覆去也变了好多回。在763年十二月帝国的第一次收酒税，由于面临吐蕃肆掠，中央风雨飘摇，有求于地方强藩进京勤王，所以酒税的基本模式，大约是中央与地方做了一个妥协，首都一带是采用的供给侧榷酒的方式收酒税，而地方则自己开店官酤，然后自己报税上缴中央。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帝在一个例行的述职大会上，突然间询问从太原军区上调的裴谞关于酒税的事情。

由于吐蕃与回纥以及仆固怀恩灵州镇连年入侵，帝国中央军事开支大增，帝国很缺钱。而关中在遭遇吐蕃长达一个多月的扫荡后，被严重破坏，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再加上今年又碰上天灾，导致首都到处饥荒，米价涨了好几倍，帝国的国库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嗷嗷待哺的状态。

此时的帝国收酒税已经一年半了，我们可以想像，皇帝一看这首都直接供给侧改革得到的酒税收入，再瞟一眼各地上缴的那点酒税收入，那得有多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一看有一个从基层管经济上来的官员，就想交给他一个光荣的任务，总之，你从来的，专门抓了这么多年太原军区的经济，那么一定知道，太原军区官方直营店卖酒，一年能收多少钱，如果改革为供给侧收税，每年应该能收多少钱到中央。中央现在很缺钱，你一定要充分发挥你对基层经济熟悉的优势，好好的帮中央把这笔流失的税收给拿回来。

裴谞一下子就进退两难了，表面上，这个问题实在很好回答，他在太原军区专门管经济这么久，酒税每年能赚多少心里还能没个大概？可是他哪敢这样回答呢，他裴谞今天敢在大会上，把太原军区一年收多少酒钱的数字和皇帝报出来，明天全天下的军阀就都知道是他裴谞把大家给卖了。裴谞又哪敢做这么高大上的事情呢？

我们也许会想，裴谞是不是可以不那么死脑筋，我故意报一个假的数字，故意压一压钱的数量，糊弄一下凑合着把今天过去了，不就得了？这样，似乎就可以既不当面得罪皇帝，也不得罪各路军头大爷。

问题是，事情哪有那么容易混过去，皇帝就等着你报数呢，你报个小小的数字，皇帝马上就会说，哇！你太原军区每年卖酒才赚50万啊，诺，我给你数数俺们大长安，那家伙，一年能收两千万呢！这样，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给你一个全面提高的好机会，你赶紧去学习一下首都的先进经验，在太原给我搞个试点，搞好了，再把它给我推向全国！可想而知，裴谞一旦接了这么个倒霉催的任务，那么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就很清晰了——杨国忠第二！

皇帝其实已经在心里有了主意，定了计划，裴谞就是他自认为的执行这个计划的合适人选，所以才会在大会上突然抛出来这个问题。在皇帝看来，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怎么回答，那就是一个交谈上的过门，总之，领导问问你对xx事情有什么看法啊？不管你什么看法，领导目的都是为了告诉你，我觉得这里面很有问题啊，要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你一定要好好干，我对你可是抱有很大的期待，期待你干好了我为你记功啊。

然而，裴谞却似乎没有半点接下这个来自最高领袖的光荣任务的意思，毕竟是混迹了官场几十年，裴谞一上来，就采取了一个非老油条断不敢采取的方案——装傻充愣。皇帝问裴谞话，他却故意半天不说话，就当没听见。本来这种述职会议，就是一个走过场的欢迎大会，你皇帝却突然抛出一个这么严肃的问题，这不是为难人么，我故意不说话，皇帝知趣的话，再问就显得有点没面子了。而由于我假装没听见，虽然可能让皇帝不爽，但毕竟是小事，大家都还有个台阶可下。

可是皇帝这次显然是铁了心，不肯就这么放过他，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沉默，皇帝还是毫不气馁，打破了这个尴尬的氛围，大声再问第二遍“榷酤之利，岁入几何？”裴谞此时无论如何也没法装没听见了，于是裴谞把心一横，大声说道：

“敬爱的陛下啊，我从太原一路走到首都，那家伙，一路上都是吃不饱饭的老百姓啊，那个可怜的，我心里那是贼疼贼疼啊！您这好家伙，一见面不问我老百姓过的咋样，不问我人民群众有什么困难，一来就跟我说什么钱、钱、钱的事，您这是让老臣俺的心里那是哇凉哇凉的啊！”

皇帝一听裴谞这么公然扯淡，心里早把裴谞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一万遍，可是面对人家炉火纯青的扯淡本领，他也实在没有办法。难道皇帝还能和他辩论，你说的不对，老百姓吃不吃的饱饭不重要，我要收的酒钱才重要？皇帝显然不能这么干，皇帝这么干了，除了让他当场被唾沫星子淹死，让他青史留名成为历史的笑柄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皇帝只能当场表扬一番裴谞，你心里时刻不忘人民群众，不愧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当然，没多久皇帝就把裴谞赶出了京城，因为裴谞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实在是把皇帝得罪大发了，皇帝又哪能给他好脸色呢。

裴谞自己当然也知道，这回可算狠狠的得罪了皇帝，可是得罪了皇帝，也就只好去外地当官了，你是替军头们得罪皇帝的，皇帝不待见你，有的是军头们夹道欢迎你；可如果得罪了所有的军头们，会是什么个下场，实在令人不敢想象。反正什么杨国忠、李辅国、程元振一类的人，殷鉴不远呐，裴谞又哪敢做这样的事情呢？

从帝国酒税征收方式的博弈中，皇帝很明显的看到，帝国中央此时还很孱弱，帝国的官员们根本就没有信心，也不愿意站在皇帝这一边。所以，皇帝诚心的希望官员们帮他干点活，做点事，诚心的希望帮助官员们进步，可是官员们却不大敢领情，把想搞点实事的朝堂大会，硬是整成了成天扯淡的地方。

帝国现在必须要立即把中央的枪杆子给抓起来，可是要把枪杆子给抓起来，就必须首先把钱袋子给拿出来，可现在似乎皇帝想干什么，都被满朝官员们用扯淡的方式回应。面对着满目疮痍的首都，皇帝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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