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定难军党项的崛起及灵州朔方的失陷
唐末五代定难军党项的崛起及灵州朔方的失陷
序言：
唐德宗贞元中，分振武和朔方两节度使辖区设立夏州节度使，治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黄巢攻入长安后，党项族拓跋思恭纠合番汉兵马数万余，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驰援长安。拓跋思恭因平乱勤王之功，被赐姓李，后被提升为夏州节度使。从此开始，党项拓跋一直世袭夏州节度使。也正是从唐末开始，无论中原帝国谁掌权，党项拓跋一直割据银夏五州之地。也因为唐末五代中原混乱，党项拓跋渐有不臣之心，表面上称臣进贡，但实际上招降纳叛，阻断贡路。还不时勾连契丹，威胁西北国防安全。宋真宗年间，党项拓跋最终攻陷西陲重镇灵州，奠定了日后西夏崛起的基础。
拓跋思恭的崛起及世袭银夏
唐德宗贞元中（785—805年）分振武、朔方二节度置夏州节度使，治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初日夏州节度使，领夏、绥、银三州，兼领宥、盐二州。拓跋思恭在咸通时占据了宥州，权知夏绥银节度使，此举引起了唐王朝的抵抗与惩戒。唐末农民大起义时，黄巢叛乱，拓跋部支持唐朝。唐僖宗于中和元年（881年）十二月，唐僖宗嘉奖拓跋思恭，赐军号为“定难军”，督促拓跋思恭率兵入卫京城。中和三年（883年）七月，黄巢被平后，唐僖宗因为李思恭平定叛军出力很大，加任李思恭为太子太傅，晋爵为夏国公，赐姓李，拜夏州节度使。
《宋史夏国传》 载：“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此时的夏州地区正式成为党项拓跋部的统治中心区域。正如胡三省所言：“此拓跋氏强盛，遂为跨据西夏张本”，李思恭凭借自己的才能将唐朝中期正值衰落、势力最弱的拓跋部发展为党项族最强大的部族，开李氏拓跋崛起之先河，其突出的军事才能与外交才能是拓跋李氏最终能发展为独立王朝的重要因素 。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李思恭之弟李思谏袭其兄之位，接任定难军节度使，这也是拓跋李氏世袭定难节度使的开始。自此后，夏州正式成为拓跋部实质上的“割据”地区，奠定了拓跋部脱离中原统治，建立独立政权的基础。
唐末五代世袭及唐明宗征剿失败
五代十国时期，党项相继依附于五代各政权，但期间一直世袭定难军节度使一职。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李思恭去世，由于李思恭的亲子李仁祐早卒， 其孙李彝昌又年幼，因此定难军节度使一职由李思恭的弟弟李思谏继任 。
乾宁四年（897年），李茂贞叛乱，唐昭宗被迫离开京师，奔逃到华州，以华山为天险，抵挡李茂贞的进攻。 唐昭宗为了击败李茂贞，在逃亡途中诏令加升李思谏为副都统，以定难军节度使兼任宁塞军节度使一职，与唐将共同讨伐李茂贞。在这次讨伐战争中，李茂贞为了逼退李思谏的军队，领兵围夏州。夏州形势危急之际，李思谏修书求助朱温，朱温派其部将刘知俊联合李思谏的军队共同击退了李茂贞的军队。李茂贞上表唐昭宗请罪，而李思谏与朱温的合作正式开始。作为李氏拓跋部统领的中心地区的夏州自此成为朱温的势力范围，《西夏书事》评其为“李氏变节之始”。
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灭唐建梁，五代历史正式开启。朱梁建立之初，李思谏即上书归附朱梁，梁太祖令其继续担任唐时的职位，并且加升他为检校太尉兼侍中。次年，李思谏离世，李思恭的孙子李彝昌继承李思谏的职位，成为新一代的定难军节度使。开平三年（909年），拓跋部发生内乱，李彝昌被其部下高宗益所杀。高宗益是夏州节度使，他和他的同党们企图割据夏州以形成单独势力，结束拓跋李氏对夏州多年的统治形势，此举引起了夏州民众的反对，民众杀了高宗益，并且将李彝昌族父李仁福拥立为新的定难军节度使。
开平四年（910年），梁太祖部将刘知俊因为担心太祖忌其功高震主，于是暗中勾结李茂贞起兵反梁，李茂贞为了报当初李思谏的仇，与刘知俊合计共围灵、夏二州，李仁福向梁太祖求助解围，梁太祖派部将李遇、刘绾带军至夏州，与夏州军一起击败了李茂贞与刘知俊的军队。
开平四年（910年）十二月，梁太祖加升李仁福为检校太保、同平章事。 梁末帝乾化三年（913年） 三月，李仁福被封为陇西郡王，《西夏书事》评：“此李氏封王之始”。自此后，李氏拓跋的势力更加壮大。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次年，加李仁福为朔方王，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赐李仁福功臣号，长兴四年（933年），李仁福去世，后唐追封其为虢王，其子李彝超嗣位。
后唐长兴四年（933）二月，定难节度使（治夏州，今内蒙白城子，领夏、银、绥等州）李仁福卒。军中立其子李彝超为留后。其时，契丹于北方崛起，常侵后唐北边，夏州实际独立于中原王朝，唐明宗李嗣源恐二者联手吞并河右，南侵关中，欲借李仁福病故而平夏州，遂于三月以李彝超为延州彰武军留后。以原延州节度使安从进为夏州留后。李彝超以军上百姓拥留未得赴镇，拒不奉诏，派兄阿罗王守青岭门，并集境内党项各部以自固。后唐以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宫苑使安重益等率五万兵护送安从进赴镇，药彦稠进屯芦关（约今陕西安塞北），李彝超抄唐军粮草及攻具，唐军退保金明（今陕西延安北）。五月，安从进攻夏州，夏州城坚固难攻，四周万余党项不时骚扰抄掠粮运，唐军粮草匮乏，被迫撤军。十月，李彝超上表谢罪，后唐以其为定难节度使。
唐军征剿夏州的失败，是唐末五代中原与夏州拓跋党项关系转折的开始。在之前，拓跋政权与中原王朝保持着非常密切的隶属关系，是拓跋政权主动向中原朝廷靠拢，向其朝贡，为其效忠。后一时期,拓跋政权与中原王朝依然存在隶属关系，但随着拓跋政权势力的增强，与中原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并进而扩大化。拓跋政权不再向以前那样积极主动向中原朝廷靠拢，有些不驯服，而中原朝廷常常主动拉拢拓跋政权，对其首领加爵授官。这时的隶属关系使拓跋政权有较大的独立性，虽然从整体看，拓跋部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与中原王朝保持臣属关系，但不臣之心已经日渐显露。
继续世袭与中原貌合神离
后唐废帝清泰二年（935年），李彝超卒，其弟李彝殷代为定难军节度使。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灭后唐建后晋，李彝殷上表归附，授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后晋出帝开运元年（944年），李彝殷出兵帮助后晋攻打契丹，后因功被授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天福十二年（947年），刘知远灭后晋建后汉，乾祐元年（948年）春二月，汉隐帝即位，诏李彝殷为定难军节度使兼侍中。乾祐二年（949年），后汉将静州归入定难军，至此，拓跋部始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拓跋李氏统治区域扩大。
广顺元年（951年），后周灭后汉，周太祖为了拉拢拓跋李氏，诏封李彝殷为陇西郡王，但是李彝殷并未接受册封，而是选择遣使归附北汉。其时北汉势弱，后周对拓跋李氏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后周加封李彝殷为西平王。显德四年（957年）冬，李彝殷叛汉归周，正式接受西平王的册封。拓跋在五代十国数十年的战乱中保护了夏、 银、 绥、 宥、 静等五州免受战争威胁，五州之民休养生息，为此后西夏强大并建国奠定了良好的根基。
在五代的中后期，拓跋党项虽然继续奉行对中原称臣的政策，但是中原多变，拓跋党项不臣之心已经日渐显露。尤其北汉割据河东后，拓跋党项与中原的关系也开始变的日趋紧张。后周对拓跋奉行软硬兼施的政策，软的方面自然是不断加官进爵进行安抚。硬的方面主要是扶持同样割据麟府胜州的永安军节度使折氏家族与拓跋党项对抗，避免拓跋党项在割据定南五州后，继续侵蚀其他州郡。
后周之所以扶持麟府折家对抗夏州定南拓跋，是有着深层原因的。夏州定难军自唐末以来，便为缘边大镇，李氏又世袭节度使，李氏又为党项之大姓。而府州，后汉方置节镇，折从阮父子又晚出，折氏亦不过为五代方兴起的家族。从出身背景来说，折氏远不及李氏雄厚。但却为后周所重用提拔，李氏由此而心生不满。此外，折家祖上开始显赫是从折宗本开始，其后的折嗣伦、折从阮都与后唐沙陀集团有着密切的从属关系。而无论是石敬瑭还是刘知远，都曾出任河东节度使，郭威也是刘知远的亲信，长期任职河东，对麟府一带有着深刻的了解。故而就情感上来说，中原集团对麟府折家是有所关照的。后周朝廷对双方的处理则是责李氏、保折氏，李氏虽妥协，但对折氏之记恨当更甚之。这也应当为之后李氏与折氏世代为仇，埋下了伏笔。而此时后周朝廷之所以有责李氏、保折氏的选择，除了折氏对抗北汉刘氏有功，以及李氏贸易百货依赖中原这两点之外，此外也与折氏、李氏的政治选择和态度有关。折德扆对抗北汉刘氏，于后周来说，有安定河西之用，而于己，则更多的是出于现实的自保之举。此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后汉为后周郭威所篡后，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镇晋阳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太原称帝，国号汉，史称北汉。北汉为与后周抗衡，曾向辽请封，自称侄皇帝。而折氏前因十六州之事就与契丹对抗，北汉既仰仗契丹，折氏自不能与之为伍。加之，折氏地偏小，难以独占一方。投靠后周，对抗北汉，也是折氏出于现实的唯一选择。另一方面，拓拔李氏大搞多面骑墙政策，一面向北汉遣使，一面又接受后周的册封，同时又与契丹保持联系。较之折氏，李氏控制五州之地，地广势大，又有多种政治选择。后周支持更可靠的折氏，以抵御契丹的南下以及可能与之联合的夏州李氏，由此折氏的政治地位又被提升了。然而折氏却处于被多方势力包围的境之下，难以安枕。显德三年(956年)三月，周世宗征南唐返京之后，折德扆晋京迎谒，要求迁入内陆，当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世宗考虑到府州地位之重要，加之折氏熟识蕃情，无人可以取代其位置，因而不予批准,多加优厚赏赐 命其返回府州。自此可知，折氏在河西的作用及地位已无法取代。综上所述五代之折氏，出身党项、熟悉代北蕃情的当地土著折氏，因其所占据的独特地理位置和武力的优势，被唐、晋、汉、周所重视，成为守卫河西以及北方的重要屏障。而折氏对契丹的反抗和敌对，使之为五代的历代王朝所利用和倚重。折氏也因此崛起于五代混战之中，牢据府州，发展成为一支地方家族色彩浓厚的、强有力的党项氏族，并延续到北宋末年。
唐末五代宋初对朔方灵州的苦心经营
自安史之乱唐肃宗于灵州即位，灵州地位开始显赫，后来随着河陇沦陷，灵州逐渐成为中西方陆上交流的重要枢纽城市。尤其马匹交易甚为繁荣。灵州西行二十日可达甘州，再五日可达肃州，再一日可抵玉门关，又西行一百里至沙洲，再两日到瓜州，再三十里，入鬼魅碛，再八日出碛口到伊州，再一日就到达高昌。
自中晚唐到北宋初，朔方灵州节度使一直负责保卫中西方的交通路线。自唐光启发三年(887)到后唐天成三年(929)灵州被朔方韩氏占据四十余年，分别由韩公(887—890)、韩遵(891—899)、韩逊(899—914)、韩洙(914—928)、韩璞、韩澄(928—929)镇守，韩氏在保护灵州安全，维护中西方交通和弘扬佛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韩氏之后，朝廷委派康福(885—942)接任灵州，康福在镇三年，岁岁丰捻，仓储丰富，有良马4000匹，境内蕃夷畏服。之后张希崇(887—939)两任朔方节度使(921—933，936—939)，鼓励屯田发展生产。五代时宁夏境内党项族有70万之众，半数在灵州一带，张希崇安抚有度。张希崇病于任上后，冯晖(893—953)接任，继续鼓励屯田发展生产，修缮道路，建仓库亭馆千余所，所需经费均有府库拨出，不劳民力，境内安定，每年可得良马5000匹。945年，王令温接任后处置不当，引发叛乱。朝廷再度调冯晖接任，平定叛乱，安抚党项。冯晖两任灵州11年，功勋卓著，加封至陈留王、中书令。冯晖去世后，其子冯继业(？—976)接任节度使，他北宋开宝元年(968)调回京师开封，由段思恭为灵州知州。以后灵州便不设节度使。
走向创业建国之路与北宋开战
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建北宋，李彝殷上表祝贺，并且为避太祖父亲的名讳，改“殷”为“兴”，太祖加封李彝殷为太尉，位列三公，陈师道评：“宋初职备三公者，内则赵普，外惟彝兴，彝兴以藩镇领之，尤异数也”，拓跋李氏在北宋初已经确立了其较高的政治地位。
宋朝初建，拓跋李氏便选择依附。建隆元年（960年）三月，李氏协助北宋军队攻打北汉。建隆三年（962年），李彝殷向宋上供马匹，这也是在实质上正式归顺于宋。乾德五年（967年）秋，李彝殷离世，宋廷追封李彝殷为夏王，其子李光睿权知州事，为避宋太宗讳，改“光”为“克”，继任定难军节度使，加检校太保。
李光睿死后，李继筠继任定难军节度使，并于太平兴国年间率军助北宋攻打北汉，彻底结束了五代的割据局面。李继筠死后，其弟李继捧即位，李继捧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率部投降北宋，并且将夏、 银、 绥、 宥之地献于宋，北宋嘉之，授其彰德军节度使。
李继捧归降北宋的行为引起其族弟李继迁的不满，李继迁认为李继捧等人都接受了宋太宗的恩惠，派遣使臣上表说明，不愿进汴京，但愿长久镇守边陲。宋太宗回信李继迁，信中表彰了李继迁祖上效忠于中原王朝的业绩，同时也说明了归顺的好处以及继续顽抗的后果，可谓是软硬兼施。但是李继迁始终不为宋太宗所动。反而坚定了彻底反抗之心，密谋叛乱。依靠着李氏的威信力，在夏州以北纠集了大批羌族势力，“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归之”，并以通婚的方式与南山党项野利氏及辽结成了反宋联盟。
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五月，由于李继迁继续侵扰宋朝河西诸州，银、夏各地无宁日。宋太宗令银、夏、绥、宥都巡检使田钦祚与西上閤门副使袁继忠率兵巡护河西诸地。李继迁从柞岭率领部众侵袭宋军，两军战于葭芦川（今陕西佳县西北），李继迁大败，丢盔弃甲逃走。九月，李继迁听说田钦祚、袁继忠屯兵三岔，控制了通往夏州的要害，暗地里率兵攻打，没能取胜，于是退入狐狢谷，田钦祚率军出万井口追杀李继迁。李继迁出来请战，率领大军在后面围困雄武军千余人。袁继忠命龙卫指挥荆嗣前去救援，两军展开厮杀。李继迁开始有些招架不住，损失人马七百余。之后，田钦祚大军回军，依山扎营，李继迁也驻营在山下。田钦祚与荆嗣招募了劲卒五十人，乘夜纵火攻打李继迁的大营。李继迁没有防备，营房都被宋军烧毁，军士死者一千余人。十二月，宋太宗诏绥、银、夏等州官吏，招揽逃到边界以外的农民回到家园继续耕作，实则是为了招揽李继迁辖地的农民，以对李继迁釜底抽薪。李继迁见部下将士都有回到宋朝的心思，对谋臣张浦说：“我宗社长久以来都得不到修缮，而且民众在这荒芜之地都食不果腹。如今宋朝以雄厚的财力和丰饶的物产招抚境外的流民，使我们亲离众散，以后势将不能支撑。”张浦对李继迁说：“宋军驻扎在银、夏的军队十分多，我们很难与他们争锋。但是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东）土地十分丰饶，而且依托横山（陕西省横山县南）为界，如果以此引诱诸部并力图之，遏制险要的城池以观局势的发展，也是一条图谋复兴的大计。”李继迁深以为然，于是纠合西戎部众力图攻打，合兵二万人攻打宥州。宋巡检使李询率所部蕃汉兵马将李继迁击退。
北宋雍熙元年（984），李继迁因为攻打宥州不胜，故而仍驻军地斤泽。地斤水草丰茂，有利于部众放牧，于是部众和牛羊渐渐多了。五月，李继迁令其弟李继冲前去煽动引诱河西诸蕃部。党项咩嵬族酋领魔病人乜崖一直以来就与南山诸族结党为乱，被李继冲招降，率其部请降，李继迁派重臣张浦前去接纳。王庭镇在夏州西北，是众蕃部所聚居的地方。李继迁率兵大军前去袭扰，俘掳人口数以万计。宋将尹宪自夏州前往救援，李继迁劫掠过后撤退，宋军救援不及。同年，宋朝夏州知事尹宪与都巡检曹光实侦察得知李继迁的宿营之地，在夜里偷袭，李继迁遭受到很大的挫折。宋军斩首五百级，焚烧党项军大帐四百余帐。李继迁与其弟趁乱逃走，宋军曹光实抓获李继迁的母亲与妻子。李继迁之后求取党项豪族之女为妻，转战各地，不断强大起来，河西之地的大族都因为李氏家族在当地的善行，前去归附他们。 李继迁失败之后，害怕宋军来追，于是转徙无常。西北民众因为李氏在这里素来有名望，非常怜悯他们，于是开始接济他们。众人都表示愿意追随。于是与李继迁一起驻扎在黄羊平。招来蕃众，于是兵势复振。羌人豪族野利等部族皆都将女儿献给李继迁为妻子。
雍熙二年（985）二月，李继迁遣使至银州，假装与宋都巡检曹光实约降，实则伏兵于葭芦川（今陕西佳县西北），诱杀曹光实等，冒用他们的旗帜，袭据银州。随后自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各部落长如折八军、折罗遇、嵬悉咩（mie）、折遇乜（niè）等都加号州刺史。同年三月，李继迁进攻会州，焚会州（今甘肃靖远县）。宋太宗得知后派知秦州田仁朗与李继隆等出兵讨伐李继迁。党项部落长折罗遇及弟乞埋战死，折遇乜被宋朝俘虏处死。四月，田仁朗的军队靠近绥州（今陕西绥德县）。听说李继迁率大军攻打抚宁，高兴地说：“以往党项人常常带领乌合之众袭扰我边境，他们胜则进，败则走，找不到他们的巢穴。如今李继迁聚集了数万人，气势汹汹而来，用尽所有的兵力攻打一个孤城。抚宁很小但是十分坚固，不用半个月的时间不可攻破。我等到李继迁大军疲乏之时，派大军前去攻杀，分别派遣三百强驽，截住李继迁军的归路，李继迁肯定被我们擒住。”田仁朗部署完成之后，故意向李继迁显示松懈，军中纵酒赌博。但是宋军副将王侁等故意诬陷田仁朗，向太宗进谗。宋太宗听说河西三族寨已经失陷，于是召田仁朗回京下狱，并进行审问。田仁朗说：“臣已定下了擒拿李继迁的策略，正在这时皇上召回了我，导致计划没有来得及实现。”于是进言宋太宗说：“李继迁深知西北的情况，在当地十分得民心，希望皇上下诏给予优厚待遇招他前来；或者给予当地部落酋长厚利，要求他们捉拿李继迁。如若不然，他日必为大的边患。”宋太宗宽免他的死罪，流放商州（今陕西商洛）。命王侁等进兵李继迁。王侁率领他的部众，由绥州到达浊轮川。李继迁闻讯撤回围困抚宁的军队，与宋军激战，丧失军队五千余；部下阵亡严重，各部族都被攻杀，于是李继迁率领蕃部放弃银州逃走。
李继迁败退之后，王侁收复了银州（今陕西榆林米脂县），率兵出州北，到达悉利诸族。王侁再由开光谷向西到达杏子坪，击败了保寺、保香诸族首领埋乜已等军队。又破保、洗两族，俘三千人，降五十五族。于是，党项三族豪酋折八军等三千余众都表示投降宋朝。六月，宋兵乘胜进击，党项部落多败破。李继迁浊轮川之败后，蕃族虽然破败但是本土没有被破坏。夏州盐城镇岌伽罗腻十四族都和党项是一个种落，李继迁用计引诱他们与之合并，于是与吴移、越移等族结党应援。北宋雍熙三年，李继迁见部落败溃，宋兵势盛，于是依附辽朝以图抗宋。辽由是封之为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李继冲为副，又以宗室女义成公主嫁李继迁。
雍熙四年二月，李继迁再攻夏州。李继迁的兵马逼近夏州，徘徊不敢前进。宋朝知州事安守忠率众三万迎战李继迁。至王庭镇，李继迁设伏诱宋军交战，大败安守忠，追到城门而止。四月，李继迁趁势进兵围困夏州，两个月没有解围。宋朝知麟州韩崇训率大军前往增援，李继迁见状退军。八月，李继迁居住于沙漠，逐水草而居，便于攻掠。当时屯驻在黑水河一侧，据险自固。宋将石保兴正在巡按罨子寨，李继迁以数千人攻打石保兴，见石保兴所部不过两千人，于是渡河决战。石保兴在河对岸埋下伏兵，等到李继迁渡到一半出兵攻打，李继迁的军队大乱，于是失败。十一月，因为李继迁素来凶忍，虐用党项咩兀等族的部属，宥州党项咩兀等族首领，都指挥遇乜布九人图谋诛杀李继迁。当时李继迁正谋划攻打银州，在无定河畔会盟诸部族。遇乜布等以暗箭射李继迁，射中了李继迁的鼻子，伤口很长时间不愈合，于是进攻银州的日期晚了很多。
端拱元年（988）二月，宋太宗见李继迁附辽，利用李继捧回夏州牵制李继迁。三月，李继迁派遣牙校李知白前往契丹辽朝入贡。五月，宋太宗赐李继捧姓赵，改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及夏、银、绥、宥、静等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入守夏州。十二月，李继捧为了向宋太宗邀功，假言李继迁归顺，宋太宗授李继迁为银州刺史，充洛苑使。李继迁拒绝不受。
北宋端拱二年正月，李继迁因为不受宋朝官职，得罪族兄李继捧。于是前去辽朝，说明自己与李继捧有怨，并向辽朝乞和。辽圣宗知道李继迁并非诚心，于是不许。三月，李继迁又向辽朝乞和，辽圣宗封王子帐节度耶律襄之女为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并赐马三千匹。四月，李继捧出兵击败宥州御泥、布啰树两部。
淳化元年（990）四月，李继捧与李继迁战于安庆泽，李继迁中流矢败退。十月，李继迁派破丑重遇贵至夏州诈降李继捧。李继迁率领部落攻城，破丑重遇贵在城中接应，李继捧大败。同年十二月，辽国进封李继迁为夏国王。
淳化二年初，李继迁再攻夏州，宋朝派兵来援。七月，李继迁占领银、绥二州。同年，李继迁又归附于宋。宋朝被迫授给李继迁“银州观察使”的封号，赐姓名赵保吉。但李继迁旋又附契丹，并联结契丹军，多次袭击宋西北边境。九月，王庭镇作为夏州外部的屏障，连接着大漠，一直有寨栅可守，李继迁在雍熙年间将其烧毁了。之后，李继迁占据着王庭镇的旧地，以预谋着夏州。李继捧见状向宋太宗进言，率军可在夜里偷袭李继迁，熟户貌奴、猥才两族的兵马趁夜袭击，夺李继迁牛畜两万余，李继迁再次放弃银州，逃走到铁斤泽。
淳化三年正月，李继迁引诱之前降宋的李继捧归附辽朝，再次引兵进入并占据银州城，派遣李继捧去辽朝请命入贡。辽圣宗听说他怀有二心，派遣西南招讨使韩德威率兵持诏前去银州询问李继迁。韩德威到了银州之后，李继迁以西征为借口不见辽使。韩德威大怒，纵兵大掠银州之后撤回。四月，李继迁自从接受辽朝的赐婚之后，每一年的进贡礼品都是在蕃族之间征用的，境内的财产越来越贫乏。当时宋夏边境的陕西地段还处于边禁的状态，宋朝的商旅进不去西北，李继迁上书宋太宗说：“自古中原君主都主张王者无外，我们西戎之人难道就不是皇帝的臣民吗？如今请允许两方的商旅相互往来，以满足边境民众的生活。”宋太宗下诏允许双方互市。十月，李继迁因为辽使韩德威大掠银州，于是入告辽圣宗，辽圣宗下诏允许李继迁归附，于是李继迁再次遣使入辽都。
北宋淳化四年四月，李继迁虽然收复了绥、银二州，但是还没有恢复宥、夏等州。李继迁遣使进入宋朝请求赐还，宋太宗不准许。李继迁密谋夺取。当时因为李继迁向宋朝称臣纳款，所以宋朝没有防备。李继迁大军一到，宋军都不知所措。知州刘文质拿出自己私人的二百万两赏赐给军队，于是宋朝军队士气昂扬，李大信没有成功。
北宋淳化五年初，李继迁攻掠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掳掠居民。又至夏州袭击李继捧，李继捧败逃。四月，宋朝堕毁夏州城，李继迁攻夏州不胜，退居沙漠。次年，派张浦到宋朝谈和，宋太宗扣留张浦。至道二年（996）三月，宋洛苑使白守荣护送辎重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李继迁设伏浦洛河（今吴忠东南苦水河），佯弱诱敌，大败宋军，获粮40万石。四月，李继迁侵袭吐蕃折平族，首领握散上表宋朝请求会师讨伐李继迁。 五月，李继迁纠合党项诸族，发兵围困灵州。意图索回被扣留的谋臣张浦。宋太宗，赐敕书招谕诸族，命十州都部署李继隆出环州，容州观察使丁罕出庆州，殿前都虞候范廷召出延州，殿前都指挥使王超出夏州，西京作坊使张守恩出麟州（今陕西榆林神木县），五路进援灵武。八月，李继迁回师援平夏，与宋军战于乌白池（今宁夏灵武东南），李继迁大败。至道三年十二月，复上表归宋，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
李继迁受任夏州刺史前后，仍在边地掳掠，不断与宋朝发生局部的战争。同时重点开始攻击灵州，宋太宗至道二年五月(996)，党项李继迁进攻灵州，太宗以李继隆为灵环十州都部署，九月又兵分五路增援灵州，李继隆、范延召、王超、丁罕、张守恩分别自环州、延州、夏州、庆州、麟州出兵，但除王超与范延召与敌军发生战斗外，其余均无功而返。此次救援不成，幸赖灵州守将窦神宝临危不乱，坚守有方才能守住。次年，党项李继迁再度发动小规模进攻，被合和都部署杨琼击退。宋军五路出界讨伐李继迁，却无功而还，这是由于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宋太宗的军事决策失误。他将五路出师的作战目标设定在合攻李继迁于乌白池，破坏其巢穴，而忽略了解救灵州，经营旱海路物资补给线这一当务之急。在出师以前，灵夏铃辖卢斌曾建议宋太宗调整作战目标：“番夷之俗，马骄兵悍，往来无定，败则走他境。疾战沙漠，非天兵所利，不若坚保灵州，于内陆多积当粟，以师援送。苟其至也，会兵首尾击之，庶几无枉费，且不失固圃之策”但其策未得采纳，李继迁抗宋，当时还处在游击袭扰的阶段，并无常驻的核心城市，乌白盐池虽然是其最主要的经济贡献区，但假若宋军不能做到对这一地区的长期占领，那么对李继迁的打击效果就并不明显。只要巧妙避开宋军兵锋，保护主力避免与之决战，就很容易造成宋军“望空而行，劳师无功”。
与此同时，北宋西北重镇灵州的不利处境却仍未得到彻底扭转，旱海路并不完全处在北宋的控制之下，对灵州的物资补给仍十分艰难。可以说，在旱海路与灵州安全没有得到彻底巩固之前，北宋西北地区的形势就仍将处于动荡之中。其次，五路军分路出界，名壮而实害，道路险远，天气炎热且馈运艰难，以致诸将失期，士卒困乏。又各路主帅，除李继隆曾自作主张以便宜改变行军路线外，大都谨奉宋太宗的方略与阵图，对错误战略部署的认真贯彻，决定了作战的最终效果，但宋太宗对此似乎还仍嫌不够，认为“诸将不能尽依方略，致此贼越逸”。总之，可以说，至道二年五路讨伐李继迁成效并不大，虽然此后短期内李继迁稍有收敛，灵州亦一度解围，在次年三月，延州路都部署傅潜等言护送二十五州军当粟己入灵州。但是，李继迁对灵州等地的威胁却仍然存在。
因供馈灵州与出界作战所带来的社会负担与矛盾也愈加突显出来，以内政稳定为导向的朝野舆论对于北宋的西北战略影响尤深。李继迁在两次进攻失利后改变方针，暂停对灵州攻击，重点进攻灵州外围与之犄角的清远军(今灵武西南)和怀远城(宁夏银川)。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二城相继沦陷，灵州被包围。之后，李继迁开始大举进攻灵州，并切断所有交通要道与粮道，宋军援兵不至，灵州最终沦陷，知州裴济殉国。
灵州失陷的重大影响及对西北边防的严重破坏
灵州沦陷对于宋夏双方有重大战略意义，党项开始由弱变强，并在灵州屯田，加速农耕化，在灵州设西平府，作为国都，后定都兴庆府后，地位也是陪都。西夏夺取灵州后又拿下整个河陇，占据了中西方交流的中转地，从中大获其利。进而与宋辽金鼎足而立。对于北宋而言，灵州沦陷，使得西部贡路断绝，与河西西域的贸易往来更加艰难，尤其战马来源更加困难。此外被迫退保环庆一带，关中则受到了直接威胁。夺取灵州奠定了日后西夏领土的基础，并且大致确定了与北宋西北沿边诸路的边界，此后长期稳定。
攻陷灵州后，而北宋也因多年西北骚扰，而疲于应付，遂遣使议和，决议妥协退让，授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李继迁夺回五州地数千里。党项族以此为基地，又迅速地调转方向进攻河陇地区。北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二日，李继迁因伤去世，时年四十二岁，死后其子李德明嗣位。李德明即位后，北宋朝中以曹玮、秦翰为代表的军方强硬派主张趁此机会突袭党项，收复银夏灵州等地。认为如不趁势剿除，后患无穷（继迁擅中国要害地，终身旅拒，使谋臣狼顾而西忧。方其国危子弱，不即捕灭，后更强盛，无以息民）。不过以宋真宗和大多文官集团则主张息事宁人，而李德明狡猾异常，假意卑躬屈膝讨好朝廷，而朝廷想以恩惠来招抚，丧失了大好机会，酿成日后的李元昊叛乱。
对于北宋而言，陕西之失灵州，不营于河北之失幽燕。“西平(即灵州)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睡要害。若缮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夏国凭恃灵武开阔四达之战略地位，既接通了夏台与河西，又对陕西诸路构成压迫之势；复籍此区内之物产文明与智力，成就日后霸王之业。相对李继迁的东征西讨，北宋决策层所奉行的却始终是弃地内保的消极战略。自宋太宗至道元年下令毁夏州城，迁其民于绥银等州始，至道三年复以夏绥银宥静五州赐李继迁(此时似仅为名义上割赐李继迁，绥宥诸州尚属北宋)。至咸平六年春继迁建都于灵州后，诏遣张崇贵、王涉议和，割河西银夏等五州与之。至此，李继迁最终获得了其祖先于唐末所割据之定难军节度全境。也许在宋廷看来，所弃者皆难于防守，输送艰阻，劳民疲军，有害无利之地，弃之于己无所损，于敌无所益。且始终幻想还夏州诸州于李氏令其感悦，复为中朝藩属。然而北宋的弃地政策，于西北边防所造成的最为不利的影响便在于对横山地区的放弃，丧失险要控御之所，疆域日整，仅务自守，战略形势不得不内向。在宋真宗之后诸朝，西夏始终是困扰北宋的边防威胁，而经略横山进而收复灵武也始终是北宋对西夏战略中最为迫切的目标。这一军事构想,直到近七十年后的宋神宗执政时期方才得到有效实践。弃地至易而恢复维艰，这大概是当初那些主张放弃灵州的始作俑者们不曾想见吧。宋神宗时代五路伐夏和永乐城之战的失利极大挫伤了宋神宗的收复意志，也粉碎了他先灭夏后北伐的战略计划。史称：(宋神宗)欲先取灵、夏，灭西羌，乃图北伐，积粟塞上数千万石，多储兵器以待。及永乐陷没，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矣。
灵州及银夏五州的失陷及北宋长期的漠视，对北宋的国防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灵州自隋唐开始便是屏卫京师和经营北疆的军事重镇，同时也是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汇之地。早在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时，就改灵州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并且在八大都督府中排名首位。《旧五代史》卷四三《唐明宗纪九》载：“又天下旧有八大都督府，以灵州为首，陕、幽、魏、扬、潞、镇、徐为次。”这里所谓的“旧”，就是指唐代的情况。唐天宝中期，所谓的十大节度里，朔方节度使拥兵67000余，是当时最大的节镇之一，可见其军事地位之重要性。与此同时，灵州还具有控御周边民族的重要作用，所谓“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狁”。
在军事政治意义上，五代时期的主要军事敌手是北方的契丹，因此幽州、云州甚至府州的军事地位便凸显出来了，而灵州在这种军事态势下的地位便显得有些下降了。灵州在五代十国时期政治与军事地位上的这些变化，也只是与唐代的情况相比较而言，并不表示其不再具有重要的军事、政治意义。五代诸朝无不重视招徕远人，安抚诸蕃之事，其中对与西域诸国、诸族的往来尤为重视。而这一时期双方往来的唯一通道便由灵州控制，因此中原王朝对维持这一通道的畅通十分重视。五代时期中原王朝数次在灵州一带用兵，目的都在于维护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灵州在五代时期的军事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其仍然具有控御西北诸族的重要军事意义。五代时期在西部的军事重镇非灵州莫属。因为凉州虽然名义上归属于中原王朝，但中原王朝却不能直接行使管辖权，因此五代时期中原王朝的西部实际疆界止于灵州而已。正因为如此，灵州在保卫中原王朝西北边疆的安全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作用，其意义不亚于唐朝设在西域的安西、北庭两节度使。其二，灵州占有“北控河、朔，南引庆、凉”的战略地位。五代诸朝虽然没有占据河西、瓜、沙，但由于其据有灵州，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以进取河西，所谓“控灵武而瓜、沙并复”。在五代时期灵州仍然是关中的屏障，失去灵州，则庆州难保，进而会威胁到关中的安全。安史之乱后，吐蕃尽占河西、陇右之地，随即便与唐朝展开了争夺灵州的斗争，双方战争前后延续了数十年之久，其目的便是在攻取灵州后，进而攻取关中。正因为灵州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在五代时期凡选任的灵州节度使，无一不是优秀的人才。如韩逊、王令温、康福、张希崇、冯晖等，他们在任时都做出了不小的成绩，对加强中原王朝对灵州的控制，巩固边防，稳定地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当地百姓为之建立生祠，刻石树碑。自中唐安史之乱及河西西域沦陷后，灵州就是中原通往河西的最主要据点和基地。
在商业领域方面，五代时期通往西域主要走灵州道，这条道路自晚唐以来就是内陆通往西域的主要道路。灵州道之所以在中西交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安史之乱后，河西为吐蕃所占据，原来的陇右道被阻塞，只能北上通过灵州与西域维持联系。这条道路自灵州始，主要有两条路线，即灵州至凉州道和灵州至甘州道，其中后一条路线在唐末五代乃至宋初都非常繁忙，从而使灵州成为重要的国际交通都市。直到西夏占据灵州后，切断了内陆与西部、北部的交通，灵州遂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丧失了重要商业都市的地位。在五代十国时期通过灵州与内陆进行商业贸易的国家与民族主要有：甘州回鹘、党项、吐蕃、突厥、西州回鹘、于阗、沙州以及西域的一些国家。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的相关记载统计，在这一时期他们多以朝贡的名义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其中以回鹘人最多。输入中原的商品主要有：良马、驼、白鹘、牦牛尾、禄野马皮、野驼峰、羚羊角、白貂鼠皮、草豆蔻、狮子等。其中许多商品显然不是产自西域，而是来自遥远的异域，如草豆蔻、狮子、貂鼠、黑貂鼠皮、珊瑚、青貂鼠皮、波斯宝緤玉带、金刚钻、香药等。珊瑚显然来自西亚沿海地区，波斯宝緤玉带来自今伊朗，至于狮子则应该来自非洲，草豆蔻生长于热带、亚热带地区，这里所说的草豆蔻很可能产自南亚热带地区。这些商品充分地反映了灵州所具有的国际商业都市的性质。还有一个特点需要指出，即五代时期往来于丝路上的商人，已经从唐代的以粟特商人为主，而变为以回鹘商人为主体了。有日本学者指出，在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是一个重要的中继贸易基地，中国学者称之为中转贸易市场。来自于中原地区的商品均是通过灵州输往敦煌的，再经敦煌输往西域各国；同样从敦煌向内陆输入的商品，也必须经过灵州，方能输送到内陆。因此，在五代十国时期灵州与敦煌一样，其商业均具有中转贸易的性质，只是敦煌的情况由于敦煌文书的大量发现，使得学术界得以了解其详情，而灵州则缺乏这种有利的条件，使得其中转贸易的详细情况已很难搞清了。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通过海路进行。以登、莱二州为主要贸易港口，南方诸国则以扬州、金陵、杭州、明州、温州、台州、泉州、福州、广州等为贸易商港。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唯一的陆上对外贸易口岸则是灵州，因此其地位非常重要。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敦煌的对外贸易虽然也比较繁荣，然而其在当时名义上归属于中原王朝，实际上却处于半独立状态，中原王朝并不能直接对其行使管辖权。中原王朝能够直接控制陆上对外贸易口岸的只有灵州。
在事关军备的马政方面，五代时，中原诸朝对灵州依然十分重视，仍将其视为西北的政治军事重镇。其原因除了灵州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业都市外，其对中原王朝马政亦具有重要的意义。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中原王朝对战马的需求量较大，但其疆土却相对狭小，尤其是失去了西北广大的优良牧场后，致使马匹的来源除了与周边民族交易外，别无他途获得。中原王朝的买马对象主要有契丹、党项、回鹘、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其中以西北地区的交易量最大。后唐明宗曾在西北沿边置场买马，“西北诸道蕃部卖马者，往来如市。”仅长兴三年（932年）就买诸蕃马6000余匹。还不包括沿边各方镇所买马匹。
综上所述，灵州在唐末五代宋初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商业、军备等多方面的意义。即便在混乱的五代时代，中原皇朝仍然不忘苦心经营灵州，以维持这一最重要的西北前哨基地。而进入北宋后，已经实现了中原主体地区统一的北宋实力远强于五代，但是却将灵州一带失陷了，归根结底不是实力的原因，还是北宋守内虚外的国防战略和过度的重文抑武的政治制度设计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