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梵：小说家宁可把现代审美的探索，全部抛给无利可图的诗人

黄梵，一九六三年生。诗人、小说家。一九八三年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飞行力学专业，现为该校文学副教授。著有《第十一诫》《等待青春消失》《女校先生》《南京哀歌》《浮色》等，作品被译成英语、法语、日语、德语、韩语、意大利语、希腊语等文字。

本来中国小说自胡适开创新文学以来，大致有了还算不错的现代叙事传统，此传统由鲁迅发轫，通过《药》引入安德列耶夫的黑暗象征，使象征成为中国现代叙事的起点。这就如波德莱尔在现代诗的开端，也紧紧抓住象征，由此才能深入民族国家的亢奋与困境。《恶之花》对于巴黎光明的视而不见，其实是对启蒙理性的质疑，即由启蒙造就的民族国家，它们是为人类备好的光明未来吗？当然，这个问题已由一战和二战予以了回答。本来象征自古就有，为何能撬开现代人心灵的，既不是杜甫《画鹰》中鹰的象征，也不是高尔基《海燕》中海鸥的象征？只要我们不忘记民族国家的问题，就不奇怪现代文学为何在起点，会倚重黑暗象征。当然，在中国新文学的开端，刚刚建立的民族国家，尚处于少年，它还想全神贯注于刚启程的启蒙，这时有人偏要把启蒙和黑暗象征合二为一，必是当时的另类，也可以认为，这是现代叙事中国化的开端。这也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他既不能放弃对“吃人历史”的理性启蒙，又深谙安德列耶夫讲述的现代困境。由此可以理解，当新诗奇迹般地创造出来，它为何不是一步到位，直接从象征主义起步，倒显得慢条斯理，先由《女神》进行狂飙突进似的启蒙，再让李金发的幽暗象征，戴望舒的情绪象征登场。是的，那时的国人还没有准备好，他们需要时间来“温习”入华不久的启蒙理性。鲁迅做了一件超越时间的事，他让中国现代小说一步到位，让启蒙理性戴着面具，藏身于黑暗象征。他的作品，让我深深感到了他心中的急切。从《狂人日记》到《药》，他竟在一片荒芜中，为中国现代小说筑下了那么高的起点，比新诗的起点《尝试集》、《女神》等高很多。无需置疑，如果小说照此起点提示的路径走下去，中国当代小说一定不会输于新诗，一定更接近表达民族国家困境的精神核心。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当代小说似乎遗忘了起步的基因，并没有发展出像新诗一样多元的审美可能，在洞察现代人的困境上，也不如新诗敏锐和深刻，它没有长成它应该长成的样子，这说明，原本跟起点相称的路径，已被其它话语改变，失去了对初衷的执著……

作为简便的勾勒，我只列出鲁迅、废名、施蜇存、张爱玲、钱钟书、无名氏等，这是民国时期真正的现代小说路标（我把无名氏1950年代写的《无名书稿》，仍列为民国小说遗产）。上述每个名字，都能促使我们想起有类似追求的一群作家。比如，施蜇存会令人想起穆时英等人，张爱玲会令人想起苏青等人。这种抛弃枝节的勾勒，能让人一眼看清现代小说的主干，这条主干追踪着横行二十世纪的世界现代小说。这样我就能说，沈从文、老舍是这条主干上的例外，如同哈代是西方现代小说主干上的例外。这条主干在民国时期的足迹，让人感到它没有孤立于城市的兴起，它应和着城镇环境中的异化人性。要不是1949年起有三十年，中国小说把自己的脚后撤，又回到欧洲十九世纪的小说趣味上，那么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就不会试着又从头开始。比如，当王蒙“率先引入”西方意识流，他似乎对施蜇存早已拓荒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并无觉察。汪曾祺于1980年代重新起步的小说，依旧是与沈从文、哈代一样的例外，着重讴歌返乡和人性。我认为，求助哈代来理解汪曾祺，倒颇为恰切。哈代晚年的诗歌，比他的小说更长于投身现代意识，也更受其他作家的推崇。汪曾祺的诗作《彩旗》：“当风的彩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无疑是中国1950年代诗歌风物中的例外，它的反讽和现代感，一样把汪曾祺置于哈代的境地。

要寻找新时期现代小说的起点，自然应避开伤痕文学，如同德国现代小说应避开废墟文学的代表伯尔。我认为，北岛的《波动》通过对幽暗的诗化和孤独感，成功脱离了中国前三十年的小说轨道，他也许并不自知地，试图把小说驱回民国时已筑就的轨道。这是新时期现代小说的真正起点，虽然《波动》本身并不完美，缺憾也像优点一样显眼。我把1980年代真正与现代小说精神结缘的作家，归结为这样一串名字：韩少功、马原、刘索拉、格非、余华……这些名字还与更多的作家不可分割，追求类似，可被推为代表。比如，韩少功也代表马建，格非也代表孙甘露，余华也代表苏童等等。这些作家出现的时间顺序，与西方现代小说的出场顺序很不一样。比如，韩少功、马原、刘索拉较早出现于1980年代，他们的叙事之心更贴近后现代，但要认识比他们更晚出现的格非、余华等，就必须返身回到现代主义的叙事传统中。博尔赫斯之于马原，卡夫卡之于余华，即是佐证。进入新时期，当西方现代小说的历时思潮，几乎同时抵达中国，中国小说的“现代化”，就不得不是共时的。哪段历史会孕育哪位作家，完全靠因缘际会。

小径分岔的花园
作者: [阿根廷] 豪·路·博尔赫斯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 王永年
出版年: 2015-7

记得我1979年刚进大学，就在校图书馆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博尔赫斯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我，成为我后来偏爱战后小说的滥觞。1980年代，官方文学荣誉对文学方向的牵引，基本是失败的。比如官方对于朦胧诗的批判，不能阻止新诗从现实主义（内核是浪漫主义）苏醒过来，经过朦胧诗的助推，冲向第三代撬开的后现代之门。由于真正的现代派小说不受官方待见，韩少功们的寻根小说，并非是对现代派的遗忘，恰恰是现代派作家为避官方锋芒，返身寻根进行的迂回表达。毕竟中国的小说家们，并不在乎卡夫卡与马尔克斯的区别，只会视其作品为现代小说的不同版本。但官方“只记得”现代派是不待见社会的，一旦小说家把寻根作为护身符，一头扎入沈从文们的乡村领地，一旦小说中那片蛮荒的地狱（何尝不是现实的隐晦表达？），与当下不在同一个时代，隔着时间这堵防火墙，寻根小说就有了生长的“合法性”。这是理解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一个入口，即为何多数先锋小说家会激励自己去写乡村，并通过乡村来探究错综复杂的人性和现代意识？他们为何要舍城市而远求？只需记得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的突出（非文本突出），恰恰得益当年的那些非议，与朦胧诗的突出（文本突出）如出一辙。

于晓丹译的《洛丽塔》（我心中最好的译本），于1980年代一出世，就坠入被忽视的深谷。妨碍读者接受的原因，不光有审美进化尚未完成，城市变局也尚未到位。问题是，1990年代起，当城市把复杂的现代意识和困境，真的投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国小说为何偏去接近西方十九世纪的小说趣味，即把写实和自然主义视为归宿？与其说中国小说的零度写作，来自罗兰·巴特的激励，不如说来自对自然主义的心领神会，多数小说细节的琐碎，已大大超出人物和故事的需要，读者感受不到类似海明威的克制魅力。1990年代应时而生的诸多小说标签，如“新写实”、“新状态”等，不过是现实主义的种种变体，要么是重新“发现”福楼拜，要么是重新“发现”莱蒙托夫（所谓多余人）。即使是“新历史”，也不自知“借用”了《战争与和平》的主观遗产，即历史不再是对客观的呼唤，托尔斯泰不需要一成不变的历史教科书，他要找到自己的原创历史逻辑，来为十二月党人的悲剧提供起点。1990年代真正的新声，无疑是林白们的女权主义作品。要粗通女权主义并不难，法国大革命已把这种意识陈列在历史中，但真正要给文学刻上女权的刻痕，还得等到二十世纪的伍尔夫。只是林白们的刻法，与伍尔夫很不一样。比如，与伍尔夫的现代派不同，林白并没有远离写实的乐趣，但加入了普拉斯式的自白声音（莫非与林白写诗有关？）。

洛丽塔
作者: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于晓丹
出版年: 2000-3

当中国城市有了离弦之箭的发展速度，当现代社会的光明与黑暗，一起抵达中国人的内心，这时，为人性而存在的文学，如果不想变得俗套和空洞，就得进入现代社会的黑暗区：城市中异化的人性，和渐渐空心化的乡村。问题是，80年代之后的严肃小说，堆积了太多的乡村题材，仍旧用农耕时代的悦耳音调，歌颂乡村人性的诸多美好，与空心化的乡村并不合拍。我想说，小说家这样写当代，是对身上加冕的“现代”一词，受之有愧的。相反，读者们对现代生活不会弃而不顾。卡尔维诺和帕慕克，分别成为1990年代白领们流行的谈资；进入新世纪，《洛丽塔》和卡佛遭遇被追捧的盛景等等；这些都表明，中国读者已完成了审美转型。复杂多样的城市新经验，令他们愿意以现代人的亲历身份，置身复杂多样的现代小说。同时他们对现代小说的亲善，也是翻译界持续启蒙的成果。当原创严肃小说把叙事之心，紧贴写实和自然主义，是翻译界在这片顺应的荒地，开掘出了现代小说的汉语读者沃土。翻译界没有出于追逐市场的短视，只翻译可能畅销的严肃小说，相反，他们利用各种基金或补贴，几乎译入了严肃小说的所有流派，所有的多元形式，根本不避难懂或晦涩，不在乎市场成功与否。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波拉尼奥的《2666》，1990年代对麦克尤恩的译入，即是一例。

记得2011年，我受邀驻留台湾期间，恰逢特朗斯特罗姆获诺奖，邀请方请我讲解他的诗，我搜遍整个台湾，只找到陈黎译的四首。相反，当时大陆已出版他的数本诗集。小说翻译比诗歌翻译还要繁盛，许多与文学无关的出版社，扎堆涉足翻译小说，即是一例。为了看清这种事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可以谈一谈与美国的对比。2015年，我受邀驻留美国期间，看清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微不足道。就算汉学家们竭力想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每年也只有十来本中国书出版，他们认为再过十年，若能达到每年二三十本，他们就心满意足。我逛过纽约和弗蒙特州的一些书店，完全证实了汉学家们的看法。美国书市上翻译最多的是法国书，每年也只有五十本左右。这说明，美国读者有文化自闭的心态，我大致可以辨出，这种心态与唐人类似，即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削弱了对外国文化的好奇。成就这种自闭结局的，恰恰是美国社会的开放。一般置身沉睡的社会，或半开放的社会，人们对外界会有无穷无尽的兴趣。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在戒严期会出现翻译盛况，而现在台湾翻译界的大门，就像挂了一把锁——我在台湾有这样的观感，即目前台湾的芸芸众生，对外界兴趣寥寥，有类似美国人的自闭心态。大陆目前的翻译盛况，恰恰得益大陆与外界之间，有一道类似中国园林的半透墙。“半透”会让翻译书顺利涌进来，“半不透”会点燃芸芸众生对外界的兴趣。

1990年代通俗小说的迅速崛起，曾震撼了严肃小说界，震惊之余，严肃小说纷纷侧身市场，只剩下了投其所好的顺应之力，顺应之心。问题是，此时中产阶层尚未崛起，阅读市场的趣味，完全是大众社会的趣味。于是，已退出国际主流的写实与自然主义，就被中国小说家们集体相中，成为首选。只需观察余华从《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到《在细雨中呼喊》、《许观三卖血记》、《活着》，再到《兄弟》的变化，就知道市场已成为小说家心中的刚需，小说家们宁可把现代审美的探索，全部抛给无利可图的诗人们。只是他们没有觉察到，严肃小说的读者审美，经过翻译小说的持续启迪，已悄然发生变化。甚至就连通俗小说，也没有限制自己的视野，它们依据翻译小说提供的成功范例，开始了类型多元化的征程。玄幻、科幻、恐怖、穿越、网游、戏仿、盗墓、耽美、逸体、仙侠修真、轻小说、悬疑、灵异等小说的涌现，即是一例。

只要想一想，文化人与市场已隔绝了四十年，那种面对市场的淡定，大概要到他们的祖辈身上才能找到，市场对1990年代的文化人，已具有多重意味。市场以它的自由选择，反衬着一切计划的僵化，作家从中听到了摆脱限制的召唤。道德即便在世界各地具有普适性，由于它是中国前时代的佑助，不少作家便借市场来摆脱它。了解这一点，就能会心于王朔们为何大耍痞态，朱文们为何大谈金钱、嫖娼并无羞愧（诗坛有所谓的下半身写作）。面对此情此景，已在墓里的米勒们，恐怕也想起身助战。但也必须看到，试图把道德败坏者，树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即不像《洛丽塔》中的罗伯特那样，是被反讽的对象，这样的写法只适合少数过渡期，并不具有长久的人性根据。就如同试图叫人们去同情知识分子腐化一样，终究会徒劳。人们更愿意看到，道德败坏者成为反讽的对象，哪怕像罗伯特那样，为堕落者发表雄辩的护词。果然，当宽松成为新世纪的文化氛围，中国人的道德感就再度被唤醒。我在《第十一诫》中描绘的高校知识分子，曾吓坏新世纪初的编辑们，直到十年后，评论界才确信高校知识分子已沦为精神之谷，这时才“发现”了《欲望的旗帜》（格非）等一批高校小说的共识。正因为1990年代堕落者的美名，此时难以为继，人们已认为，填补道德空白才是对的，这批比潮流提前了十来年的高校小说，才被“追认”为揭示知识分子精神堕落的先声。

市场也有最悲凉的无情。如果原创严肃小说只把大众趣味（非小众趣味），作为它想迎娶的“新娘”，那不幸的是，主要受通俗文化调教的大众，一旦度完与写实的蜜月期（1990年代），一旦通俗小说朝着多元方向，绝尘而去，严肃小说就把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1990年代的严肃小说，已失去培育小众读者的耐心，甚至幸灾乐祸看着诗歌的无为而为；当严肃小说以了不起的销量，验证写实是成功的法宝时，诗歌却苦苦挣扎于诗界内乱，和门庭冷落——自带观众的诗会模式，就诞生于诗歌不被正眼看待的1990年代——但诗人们并没有被眼前的厄运吓倒，正是靠了大众眼中的自娱自乐（民刊，诗会，设奖，沙龙等），他们潜移默化完成了对一代新人的现代诗启蒙，以无为而为之力，完成了现代诗的多元化进程。这样当上网成了年轻人的刚需，诗歌就与通俗小说一起，插上了网络翅膀，在新一代超凡脱俗的小众读者中，渐渐找回了市场尊严。我倒不惊讶，现在的诗歌市场有多好，倒惊讶小众读者对某些难懂或晦涩诗歌，有不可思议的忍受力。但严肃小说就没有这样的幸运，读者远不能忍受读来费劲的原创小说，他们似乎已习惯把费劲的阅读和思考，只留给译入的严肃小说，似乎认为深邃和深刻，是属于翻译小说的专利。

考虑到写实有着与主流意识形态融洽的优势，考虑到出版体制的国有性质，出版社就必然会青睐容易与主流融洽的写实。通俗小说的多样化，主要来自民营书商的推动，他们通过购买书号，部分摆脱了出版体制对写实的激励机制。所以，一旦网络成为另一种发表，且有不同于出版体制的独立思维，通俗小说就把网络视为最佳的发表天地。写实不光受到出版体制的激励，还受到两种机制的固化。一种是小说选刊对文学期刊的塑形。小说选刊对写实的执拗，既来自1990年代对市场的学习，也来自新世纪唯恐丢失老读者的忧心。新世纪以来，网络和图书已成为遭遇读者的主要途径，街头报摊的消失和邮局订数大幅下滑，令文学期刊重新缩回文学界，销量之于主编，如同年龄之于女人，已不适宜谈论。为了体验成功，文学期刊不得不注意小说选刊的一举一动，把被小说选刊转载，视为期刊审美达成的成功。文学期刊在小说选刊面前的身价，就“轻浅”、“渺小”起来，等同已接受小说选刊的“指导”。各地作协把被小说选刊转载视为政绩，则把小说选刊的“指导”更推上尊崇的峰顶，这样文学期刊就有足够的动力，把写实视为“最有用”的写作形式，选刊对期刊的审美塑形就大功告成。

万有引力之虹
作者: [美]托马斯·品钦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张文宇
出版年: 2019-3

对写实固化的另一种机制，是各地作协的大量资助。比如，官方奖项均把写实作为处理时代的优先形式，认定那是普罗大众之需，并没有想到普罗大众的无情——他们的兴奋点永远在通俗小说的领地。真正会把严肃小说铭记的小众读者，他们持有的小众审美趣味，又不会只钟情于写实，“小众”恰恰意味抢先拥有暂时孤寂的审美形式，直到它又变得稀松平常。本来出版资助的初衷，是令小说家可以心无旁骛，不受市场销量的拖累，甚至令小说家回到培育读者的野心上，但吊诡的是，资助并没有令小说家走上培育读者之路。小说家们始终没有忘记1990年代勃兴的写实市场，更敏锐“领会”了评论界的写实口味（评论家第一次遭遇市场的震惊和不知所措（1990年代），渐渐转为对写实市场的臣服），资助反倒成了把小说家与新世纪市场隔开的防火墙，与多元化的通俗小说和翻译严肃小说市场隔开。不是说受到资助的小说，完全没有培育读者审美的野心，有的！但数量之少和影响之小，完全可以被写实大潮忽略。文学界三十年（新时期）的写实大潮等于告诉我们，写实趣味得到了过多的体制恩惠，严肃小说没有出现诗歌那样的审美交替，即边缘审美与主流审美的正常交替。为什么？我想，小说家们除了没有耐心培育市场，也没有像诗歌那样，建立起官刊之外的民刊传统（诗歌民刊传统起于《今天》），来抵御市场和主流审美的同化。官刊、评论界和市场利益的诱惑，很容易架空小说家对审美探索的野心，让他们无法拱卫起一个小说民间，让边缘的小说审美趣味，先存活十年或二十年，再重见天日。忠于民刊代表的边缘趣味，一直是先锋诗人的廉耻观，民刊是他们度过困难期的渡船，这种长期忍受被忽略的勇气，并没有传导至小说家。古今历史上，这样的审美征程不胜枚举，时间或长或短。长如陶渊明、《呼啸山庄》、荷尔德林，孙康宜对明清女诗人的挖掘等等，需数百年；短如废名、张爱玲、穆旦等，需十数年到数十年不等。我不认为有多少小说家已作好心理准备，来把目光投向这样的审美征程，但很多诗人都自认，已踏上这样的征程……

我还听到另一种论调，认为写实之外的小说形式，不适合中国人和中国传统。首先这种论调本身，就是对传统和新诗已在中国人身上，开掘出的多元审美共鸣视而不见。即使回到传统的地盘，我也看不出中国古典小说只属于写实。比如，客僧为传播佛教，讲述的“真实”故事（很多可视为幻想故事），成为志怪小说勃兴的动因，再经过唐传奇的着意虚构，才开始有了人间烟火气。一旦接近当代小说家推崇的写实，如话本小说，古代小说并没有从此只凸显写实，话本是它达成写实又迈向多元的特殊时刻。仅以明清出现的章回小说为例，就可以看出，章回小说隐含着唐的“传奇”情节，宋的“话本”结构，文人的“诗词”雅癖，就算它写的是生活，又哪里是当代小说家脑中的写实呢？更何况明清小说家们，用《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拓宽了章回小说的多元疆域。比如，《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所谓不同，就是小说家虚构历史的冲动，通过战胜写实得到了展现。加上短篇集《聊斋志异》等，这些都让人看清，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一旦涉及写实，其态度与希腊人别无二致。比如，希腊人一旦创造出《克里特翁男孩》——与真人一模一样的写实雕塑——马上又主动放弃写实，转而发明偏离写实的种种表达。这类神奇时刻，一样也浮现于中国古代绘画和西方近代小说的历史。雨果们表达的悲惨，还无法摆脱哥特小说冒失的传奇和浪漫，到了巴尔扎克们，他们一边对街道进行田野调查，一边还得用典型人物等协调主观与现实，左拉们则把表达克制为记录，所谓自然主义的记录，这就是刻意追求写实的神奇时刻。接下来的世纪之交，年轻的现代主义者们，普遍又把写实视同魔鬼，竭力用意识流、蒙太奇、诗化等摆脱它……为何不管是艺术还是小说，达成写实又摆脱写实的事，会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原因就在二十世纪学者的新发现，通过海鸥实验，他们发现人至今仍有夸饰本能。只要社会文化不对人的追求加以限制，关乎人生存的那些特征，就会被人刻意夸大，到处粉墨登场。比如，女人会描眉抹粉涂唇，男人会秀肌肉，卡通人物会被画成丰乳长腿蜂腰等等……夸饰本能阐明的审美主张，只有四个字：不喜写实。

严肃小说已坚持六十年的写实（含前三十年），只在1980年代有过偏离写实的十年探索，这个神奇的多元探索期，还未来及得真正完成，就戛然而止，写实又卷土重来。由此留下的审美遗憾，令我想起埃及历史中的阿玛尔纳时期。埃及艺术曾三千年屈就正面律，一直没有丝毫改变，只在阿玛尔纳时期，出现过改变正面律的神奇探索，但只维持十七年就戛然而止，正面律又卷土重来。正是社会等级对于艺术的规定，抑制了埃及人体内的夸饰本能。1980年代就相当于严肃小说的阿玛尔纳时期，写实的卷土重来，和回归乏味的坚持，不过是小说之外社会诉求的体现，是主流文化对夸饰本能的抑制，并不合人性。人内心不会自觉坚守写实，人心比文化更懂它需要什么，基因一有机会，就会要求我们恢复充满夸饰的多元探索……

一寸师
作者: 黄梵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