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林海：刘家和先生学术研究的实践、特点及品格
刘家和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家，他通古今，贯中西，思想穿透力强。他的学术研究生涯经历了从希腊史到印度史再到中国史的转变，在各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解决了传统经学研究的难题，开辟了古史研究的新路。他融中国传统的小学、目录学和考证等根柢之学与西方的哲学逻辑学于一体，以自觉的理论统领，中西互用互鉴，在比较中而成融会贯通之学。宽阔的心胸、崇高的理想、坚韧的毅力、科学的方法和高超的效率使他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典范。
刘家和先生学术研究的实践、特点及品格
2019年5月14日，在刘家和先生的《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上，著名学者陈祖武、陈启能、郑师渠等提出，刘先生之所以能够在史学领域做出重大成就，除了个人的先天条件和勤奋外，其治学方法和路径等也非常重要，应该加以研究总结，以嘉惠学林。刘先生思想深邃，学术研究体大精深。他通古今，贯中西，思想穿透力强，是公认的大家，确实值得研究。
笔者有幸聆听刘先生的教诲多年，亦常听他谈论为学之道，多少了解一些情况。虽竭力学习揣摩，但终因水平有限，所得甚少。即便幸有所获，也是一鳞半爪，实在无法窥其全貌。以下所述，结合了笔者这些年积累的受教杂记，仅仅是个人的一些体会，未必准确。好在学界已经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如《古代文明》杂志曾辟专栏，集中讨论其学术研究及思想等，刘先生本人也在一些文章中谈到自己的学术经历，可资匡正。不确或不当之处，笔者自负全责，概与先生无关。
刘先生的学术实践与大多数学者不同，有过几次研究方向的大转变。他的学术研究从古代希腊史开始，后来转到了古代印度，最后又回到了中国史。
刘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中国史，最初打算做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大学里也是按这个目标学习和打基础的。1952年，院系调整后，辅仁大学合并到北京师范大学，刘先生也毕业留校任教。不过，他教中国史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外语好，他被分到了世界史，从事世界上古中古史教学，从助教做起。在此后的三年，他一边教学，一边接受俄语突击学习训练，一边熟悉苏联和西方的基础教材，参与教材写作，还曾经到在和平门的附中去代世界史的课。虽然教学工作比较繁忙，但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世界通史的基础，积累了研究问题。在这期间，他一边教授世界史，一边继续研究中国史。他还自己学习陈垣先生的研究方法，研读《日知录》，在1954年写了一篇关于顾炎武的文章。这篇文章受到白寿彝先生的表扬，还印出来供大家讨论过。这篇文章也引起了陈垣先生的关注，他让刘乃和先生写信，表扬了刘先生，同时指出了他在材料引用方面的一个错误。由于当时世界史及中国史界限划分严格，刘先生的这个举动被视为专业思想不牢固。此后，他就不再写中国史的文章，而是专门研究世界史了。
1955年，东北师范大学举办青年教师培训班，由著名史学家林志纯先生主持，邀请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上课，从全国高校选拔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的青年教师参加培训。刘先生考入培训班，到长春学习两年。入学一个月后，林先生要求大家报论文的研究题目。刘先生提出研究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林先生问刘先生看了哪些书，知道什么，还想看什么书。林先生看过书单后，觉得可以，征询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同意了这个选题。经过两年的努力，他完成了近8万字的论文《论黑劳士制度》。这篇文章结合斯巴达的历史，对黑劳士制度做了深入分析，既有宏观思考，又有微观考辨，也表达了与当时的主流观点不同的看法。文章被全文翻译成俄文，还进行了公开答辩。格拉德舍夫斯基的评价是“基本解决了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学者能写出这么高质量的外国古代史研究论文，实属罕见。郭小凌先生评价“这篇文章始终是华语世界有关古代斯巴达黑劳士制度研究的经典之作。就史料的彻底性与论点的合理性而言，国内史学界至今仍无后来者”。这是非常公允的。
《论黑劳士制度》一文虽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发表，但这篇文章一完成就引起了轰动，也奠定了先生在中国世界古代研究领域的地位。按照一般的思路，他应该乘胜追击，在希腊史领域深挖，出更多的成果。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转向了一个新的领域——古代印度史。从东北师大进修返回后，他开始钻研印度史，一边学习语言，一边研读大藏经，结合西文的材料，分别在1962和1963年发表了《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和《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两篇文章。《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北印度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向蠡测》一文初稿完成于“文革”前，直到1983年才发表。刘先生研究印度的文章一发表，就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尤其得到季羡林先生的高度赞扬。季先生说他用佛经研究印度史是一绝，开辟了新的路子，在可能的范围内，把该用的材料都用上了，是一位成熟的学者了。这两篇文章也是从宏观思考入手，通过微观考辨，对印度历史上的奴隶制、种姓制度及首陀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几篇文章奠定了他在印度史领域的地位。
刘先生虽然在印度古史研究上下了大工夫，也出手不凡，但他并未驻足于此，而是再次转换研究领域，重新回归中国史。1979年底，他从历史系调到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通史和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刘先生从中国史到世界史，再从世界史转回中国史，都是出于工作需要，是被动选择。不过，他并非一味被动，而是因势利导，细致规划了学术研究计划，为中国史研究做准备。他虽然教授研究世界史，但从未放松中国史的学习和思考。在他那里，世界史和中国史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几十年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不但没有成为其中国史研究的累赘，反而为其中国史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就发现了他对中国史的浓厚兴趣，并一直予以鼓励和关怀。何兹全先生也很欣赏刘先生，对他关爱有加。70年代末，白先生酝酿编纂中国通史，为此专门在史学研究所设立中国通史研究室，为刘先生提供更大的空间。白先生希望他在世界史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中国史，充分发挥其中外比较的研究专长。在这个意义上，刘先生的回归是有备而来的主动回归，不是被抓壮丁。
重新回到中国史后，刘先生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先秦。研究先秦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是他整个比较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他已经考察了古代希腊和印度，再加上中国，就可以对古代亚欧大陆世界的代表性文明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了。虽然刚进入中国史领域，但由于他有长期的积累及对问题的思考，所以很快就有文章发表。1981年，《〈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一文发表。1982年，他又发表了《说〈诗·大雅·公刘〉及其反映的史事》一文。在随后的几年里，他接连推出一系列重要成果，如《关于掩庀赋》《宗法辨疑》《楚邦的发生与发展》《三朝制新探》等。与此同时，他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开始思考中国史学和中国文明的特点等问题，前者如《史学与经学》《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史记〉与汉代经学》等，后者如《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论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论中国古代王权发展中的神化问题》等。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他的中国史研究异军突起，引发了史学界的强烈关注。
与在希腊史、印度史领域一样，他的中国史研究一出手，就是高质量的。《〈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本是一篇会议论文，中国史的学者看了很惊讶，林甘泉先生当即将稿子要走，决定在《中国史研究》上刊出。系里有老师读到此文后，对他能发表中国史的文章很是惊讶，甚至还专门向他询问证实。林志纯先生也很惊讶刘先生能写出中国史的文章，对他大为赞赏，还请于省吾先生看了文章，于先生让林澐先生代为回信，评价是“用功甚勤，可备一说”。这篇文章与一般研究不同，它是用小学和经学的考证方法解决历史问题。《尚书·梓材》篇的“奸宄杀人历人宥”的解释一直是一个难题，历代经学家理解分歧较大。刘先生在分析各家解释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历和人宥是两种不同身份的人，从而很有说服力地化解了各种解释上的矛盾。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分量很重，一举奠定了刘先生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地位。1986年春，刘先生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的高级学者访问美国，期间他曾到哈佛大学拜访张光直、杨联陞两位先生，并就他关于梓材篇和公刘篇的文章与他们交流。杨联陞先生曾两次与刘先生长谈。刘先生还从训诂学的角度对杨先生的《“龙宿郊民”解》提供了解释支持。杨先生对刘先生的评价是“文史皆精，训诂佳”。后来周一良先生见到刘先生，还说杨先生很推崇他，说他是个语言天才。
刘先生解决了经学上的一些疑难问题，也开辟了由小学经经学考证古史问题的新路。但是，他并没有陷在传统的考证之学中，而是有更大的宏观理论视野，把中国、印度和希腊放在一起考量，就古代世界的人类文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一文所阐述的内容。20世纪40年代末，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分析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希腊、印度、中国在思想领域的变化及其对世界文明产生的影响。雅斯贝斯认为，在这个时期，人类的自我意识觉醒在希腊、印度和中国出现，而且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不约而同地出现的。此次精神觉醒中提出的问题和标准决定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他将这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时代称为“轴心时代”，称这些文明为轴心文明。刘先生在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个特点，并进行了思考。受当时环境的影响，他并不知道雅斯贝斯及其著作，直到80年代初到美国看到这本书，才发现双方所想甚同。雅斯贝斯只是粗线条地描述了觉醒的现象，虽提及了三个文明后来发展的不同，但没有就觉醒的原因提出系统看法，“轴心时代”也只是其世界历史观念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刘先生不但分析了人类精神觉醒的内涵和出现的条件，而且比较了觉醒在三个文明中的不同表现特点。他提出，“所谓人类精神的觉醒，乃指人类经过对自身存在的反省而达到的一种精神上的自觉”，主要包括人对自然或天、对人与人关系的反省及自觉，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反省而形成的关于自身的自觉。人类精神的觉醒之所以能够不约而同地出现，是生产力发展、血缘组织解体以及国家产生与发展的结果。在天人关系上，“印度形成了宗教研究的传统，希腊形成了科学研究的传统，中国形成了人文研究的传统。”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印度佛教主张无差别的平等，古希腊学者揭示人类平等中的内在矛盾，而中国儒家则以具有礼的形式的仁使现实的有差别的人同一起来。”在对人自身的认识上，三者“则分别把人理解为宗教的动物、政治的（城邦的）动物或伦理的动物”。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等也是刘先生在这个时期深入思考的问题。1986年，他的《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一文发表。这篇长文从比较的角度入手分析了古代中国文明的特点，思考为何其他古老文明都中断了，只有中国文明能够连续发展。刘先生提出，中国的政治史发展具有连续性，这对文明的连续生存至关重要。中国的文化也保持着连续性发展，突出体现在语言和学术方面，这是其他古老文明无法比拟的。政治史的连续性为文化史的连续性提供了保证，文化的连续性又是政治史连续的重要条件。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能够连续发展，“是因为它在沿袭中保持了变革，在变革中保持了沿袭”。中国文明在政治上具有统一的趋势，民族上则呈现出不断融合和联合的趋势，是多样性的统一。从精神上看，四海一家、天人合一是最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古代世界其他各文明所没有或者不明显的。
刘先生虽然以先秦为研究重点，但并未局限于此，而是仍在不断拓宽思考范围，扩大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前后，他的研究重点也从先秦向下延伸到秦汉乃至魏晋，关注的层面也由经济社会到思想文化，由历史到史学，由史学到理论，由理论到哲学。相关研究成果也先后分两次结集出版，分别是《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2005）和《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2019）。其实，单从文集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其研究旨趣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他一直在不断攀登学术的高峰。2019年，他发表了《3—6世纪中西历史及文明发展比较研究》（与笔者合作），进一步深化了他在《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中思考的问题。最近，他又发表了《理性的结构：比较中西思维的根本异同》，该文则是他从哲学层面对中西文明比较认识的总结。
二、本于中而用于西，中西互用而会通
刘先生的学术研究独具特色，值得总结的很多，也已经有一些精彩的专论，无需再续貂。这里只结合笔者自己的理解做点补充，供大家参考。
第一，中体西用。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其一，中国为本。刘先生的世界史研究成就斐然，也曾做过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的会长，所以往往被视为世界史圈里的学者。不过，他的世界史研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最终的目的。他研究世界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反思中国历史，并希望从世界史研究中有所借鉴，以补益于中国。在他那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始终是本，他做的是中国的学问。这也是他念兹在兹，始终坚持的。其二，中学西用。具体说来，就是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钻研外国学问。在这方面，主要是小学和目录考证之学。刘先生学习过英、俄、德、法等现代语言，也曾自学过希腊文、梵文等古代语言。他的外语学习效率很高，诀窍就在于他借用了研习中国古文的方法，也就是清代学术大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明故训，审词气”治学理念，从中国语言学迁移到外国语言学，找寻异同。他记单词都是从词源学和构词法入手，抓词根，找本义，看流变，在此基础上把握前后缀、词性变化等规律。这样记住的单词就不是一个，而是一串，也不容易忘。他还通过对照阅读英俄德本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不但要明故训，分析词性和词义，而且要审文气，一句句扣文法，做图解，用不同颜色的笔标示出句子成分，明晰主副句及不同成分的关系，养成了杰出的阅读能力。刘先生的语言学习也得益于良师的指导。他在东北师大进修时，俄语老师是张正元教授，他也是培训班翻译给苏联专家稿子的审定者。他教刘先生等读《共产党宣言》，也是逐字逐句研读，使得刘先生不但俄文有提高，英文能力也有提高。从东北师大回来后，他插班到张天麟教授在图书馆办的德语班学习德语。刘先生除了跟班学习外，还在四年的时间里每周到他家单独学习。张先生也是让刘先生研读《共产党宣言》等经典，通过问答方式教学，分析字词和语法等，答疑解惑。德语学习也让刘先生的俄语和英语有所提高。可以说，他这种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方式，就是小学经学一起搞的中国传统路子。刘先生研究外国史效率高，还得益于他中国传统的目录学修养，知道看什么书，看到什么程度。他的希腊史研究如此，印度史研究亦如此。他之所以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论黑劳士制度》，除了问题早已在思考外，也与他知道看什么书有关系。他看格罗特（Geroge Grote，1794—1871）和伯里（J.B. Bury，1861—1927）等研究希腊史，发现他们也做目录和考证，就跟着“照虎画猫”。他用汉文《大藏经》研究印度历史，“按照自己治中国古代文献的经验，在掌握了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线索后，就直接从目录学入手”。“经过对大藏目录做了一番大体上的了解以后，我又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把它们分成三个部分，用不同的方式对待。对大乘部分只求了解源流和分部的大体情况，基本上不深入经文；对目录和史传部分则选择其中重要者置于身边，作为不时反复翻检、查核之工具；对小乘，尤其其中经、律，则深入原文，注意比较别本、异译，必要时还与南传经英译本有关部分对读。”阅读他的几篇印度史文章，可以看到其考辨之细微，所用文献数量和种类之丰富。他讨论四种姓的起源，所引汉语文献就有十几种，有些还是不同译本，还参考了英文和巴利文文本；讨论婆罗门的地位，除辨析英译本与俄译本异同外，还对照了四种汉文佛经说法；研究印度土地关系，就用了8种法经（论），《摩奴法典》则有两个英译本，一个俄译本。如果没有良好的目录学训练，不谙搜集材料之法，即便在数字化高度发达的当下，一般学者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第二，西学中用。这一点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中史西说，即用西方的理论认识解释中国古代的历史。比如，他借鉴城邦理论研究先秦史，在经学和史学等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应该说，用西方的理论认识中国历史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根本特点。自从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后，中国传统历史编纂体系逐渐式微，西方的各种理论逐渐流行，成为解释和重构中国历史的主角。刘先生在这个环境中长大、接受教育，又对理论有浓厚兴趣，所以并不意外。不过，刘先生又有不同。一方面，他接受新的东西，但并没有抛弃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工具传统。没有这个工具，要创新很难，因为理论突破的材料支撑恰恰是通过这个工具完成的。另一方面，他对新的东西也不是简单照搬、机械应用，而是采取扬弃的态度。无论从中国看外国，还是用外国释中国，都不是简单地以哪一个为标准，更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把双方视为普遍性中的特殊性，通过异同的分析，以实现认识的升华。二是西器中用，即把西方的逻辑学（哲学）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一大工具。刘先生非常喜欢哲学，对逻辑学更是挚爱。他在大学期间曾经从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学习哲学、逻辑学，后来又多年研读黑格尔的哲学和逻辑学著作，因而善于从逻辑的角度思考问题，并自觉用于学术研究。逻辑是刘先生学术研究的两把刀之一。蒋重跃对此已有详细论证，即他所谓的两个“菲罗”之一。他不但自觉运用这个工具，而且从中发现了中西历史及文化在理性方面的结构性差异。
第三，比较方法。这一点学术界了解的最多，研究的也最多，无须重复。笔者想补充的是，刘先生思考及写作，都从比较的角度展开，其中有直接比较，也有间接比较。他不但做比较研究的实践，而且思考比较的理论，提出比较可以“辨异同”“明一多”，也提出比较是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的统一。可以说，比较是他的一种思维习惯，是他始终不能忘怀的一件大事。这种习惯与他的逻辑工具密不可分，因为一旦涉及概念及判断，就会遇到种、属等问题，这些又是取舍的结果，取舍的前提则是比较。所以，他又提出，在这个意义上，比较又具有一般性、普遍性。
第四，融会贯通。“通”是刘先生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他的治学追求。他常引用王充的一句话说明通的重要性：“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篇》）刘先生的“通”也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首先，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通。表现为古今通、中外通、经史通、文史通、史哲通等。何兹全先生的评价是“古今中外文史哲”。这方面也有不少讨论了，此处不再重复。
其次，学术视野的通。这方面有实例。笔者留校工作的前几年曾经聆听过先生的一个讲座，对他的一个观点印象深刻。刘先生提出，无论做中国古代史还是做世界古代史，如果不了解18、19世纪的学术，很难真正做好。就中国而言，清代的“乾嘉之学”是中国古代学术成就的最高峰，汇集了历代的研究成果，不但在文献的整理上成就卓著，而且形成了一套严谨的考据方法。清人的这些成就至今仍是学术研究工作的基础，不可代替。就史学领域而言，清初顾炎武开创朴学新风，有《日知录》等硕果。这个考据的学术传统在乾嘉时期大放异彩，出现了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及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名作（“都是赖博以成精的道路”）。刘先生虽然不专门研究清代学术史，但对这个领域的情况非常熟悉，对清代典章制度及学术流派烂熟于心，学林掌故等更是信手拈来。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属“从柴德赓《王西庄与钱竹汀》看陈援庵学术的传承”，这是他在2018年11月4日召开的“柴德赓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柴德赓全集》学术委员会会议”上的主题报告。这篇发言虽然是谈柴德赓先生的，但是从清代的制度及学术入手，娓娓道来，既揭示了传统考据之学寓论于史的特点，又打通了历史与现实，不但做到了“尚友古人”，而且“尚友今人”。读过柴德赓先生这篇文章的人不计其数，但能从中挖掘出如此丰富内涵的学者，除了刘先生恐怕找不到其他人。如果没有深厚的积累，是不可能从一篇大家熟知的考据文章中发现其不寻常之处的。清代学术史是先生“一直不能忘情”的，也是他学术的“童子功”之一，是他通古今的前提。例如他研究《左传》，不但通观历代注疏成果，而且特别注重清儒对杜注的臧否。不仅如此，他还非常重视外国学者的研究，专门就李雅各和安井衡等成果作论。就西方而言，18、19世纪也是现代学术研究确立的重要时期，19世纪更 是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不但历史学职业化、研究科学化，而且出现了各种理论和范式，古代文献的整理也达到了顶峰，奠定了后来的基础。就古典学领域而言，以德国学者F.A.沃尔夫的《荷马导论》（1795）为标志，学术研究开始走出神话文学时代，转向科学的研究，涌现出格罗特、B. G.尼布尔（1776—1831）、T.蒙森（1817—1903）等大家。这些学者不但整理了古典的文献，而且提出了古代希腊罗马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对于现当代学者而言，不了解这些古典的学术史，自然很难充分理解历史和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他在研究黑劳士问题时也是从格罗特的著作和当代学者的研究入手，一方面了解之前的学术史和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则从中梳理出基本的史料信息，并逐一阅读。这种方法既可以一举站到学术研究最前沿，又能“竭泽而渔”，大大提高了研究效率。最后，研究工具的通。笔者认为，这是他前两个通的必要条件，最为重要。晚清名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里面有一段高论：“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它浓缩了中国传统学问的门类及其关系（主要是经世致用），既阐明了读书做学问的正确路数，又暗含了实现这个路数的必备工具。刘先生在谈论为学之道时，经常引用这段话，当然，他的引用仅止于“史学可信”，其他则略而不论。他的学术研究就是遵循了从小学而经学、由经学而史学的路数。
刘先生之所以能打通中国传统学问的这几个层面，是因为他有精良高效的小学、文献目录学等工具修养，又精于考据。他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的启蒙，小学、中学大多数时间在私塾度过，习四声，学《四书》（朱熹注本），读先秦儒家经典及诸子，打下了小学和经学的童子功。他虽不专门搞小学，但于清代小学各家及成就烂熟于心，提出小学是人文学科的基础，也曾就同一个字具有正反两个意思的现象做过系统的专题笔记（受黑格尔的启发）。他的小学自成一家，受到著名古文字学家王宁先生的高度赞誉。大学期间，受钱穆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开始接触清代学术史，也懂得了做先秦史和诸子学必须考证的道理，而考证则绕不开清代。工作后，他继续研习目录学，揣摩陈垣先生的学术特点。他发现，陈先生之所以之精于考据并能竭泽而渔，是因为知道研究需要的书在哪里、如何用。陈先生的学术研究从研习《书目答问》开始，花了几年的功夫啃这本书，同时对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了解熟悉相关书籍的内容及作者等。陈先生还非常重视《廿二史札记》，把它作为治史的入手。经过这个训练，做了到既精且博，还能由博返约，做起考证来自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第五，理论统领。刘先生重视理论，也是公认的。刘先生的理论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这里只就哲学层面而言。在这方面，有两个对他的思考和研究产生持续影响的流派。一是西方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这一点是他从大学时期就开始研习的，一直没有间断。这是他思考分析问题的自觉工具，注重矛盾分析，注重认识正反合的辩证过程。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研读。这是从研读黑格尔的著作延伸出来的，也始于大学时代，而且一直延续着。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步入新的阶段，其中“五朵金花”等理论讨论盛极一时。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虽各不相同，但都涉及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史学上则可以归结为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连续与变化关系等问题。刘先生本来就对理论感兴趣，也一直在读《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以就把黑劳士作为具体切入点，也计划与印度和中国做比较。之所以选择这个点，一是它是在中国历史分期讨论中出现的，与中国的历史问题有一定关联。一是恩格斯在一封信里专门谈到了黑劳士和首陀罗，郭沫若先生也曾经建议汪敬虞先生加以研究。白寿彝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理论的贯通，又在关键时刻提醒刘先生超越狭隘的考据，重视宏观的理论思考。白先生知道刘先生的兴趣在先秦哲学，熟悉先秦诸子，又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就建议他先从经济基础做起，逐步深入。可以说，刘先生的理论自觉很早就形成了，高效地统领着他的研究。这是其学术研究的灵魂和点睛之所在，也是融会贯通的最高境界。
三、虚怀若谷善反省，主一无适自砥砺
刘先生治学特色鲜明，成就斐然，不但在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史领域建树卓著，而且在中国传统的小学、经学、史学、子学领域成就非凡。不仅如此，他还喜欢欣赏古典音乐，精于古体诗（有未刊诗集一部），工于书法，是真正的多才多艺。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其学术之树长青的奥秘又在哪里呢？2012年9月20日晚上，我奉命去先生家取他给的东西（先生经常赠东西给学生）。在聊天的过程中，他比较集中地谈了做学问的问题，并嘱咐我记下来。他总结了五点，在笔者看来，这五点是他对自己学术实践经验的思考和总结，正可以作为上述提问的答案。以下各点主题引文为刘先生原话，其他则结合笔者体会而成。
第一点是心胸。“要有心胸。心胸像茶杯，大了盛的多，小了盛的少。心胸是做学问的必要条件，没有心胸，做不大，做不高。”刘先生早年读《孟子》，就悟出了做学问先做人的道理。“孟子在为学之前首先注重自己的为人、个人道德人格的修为（养成浩然之气）；据此而发为文章、与人辩论时，必先反思自己的主张是否真正有理（必须'自反而缩【直也】’），这样发出的文章自然理直气壮，沛然莫之能御。”先生的人品和学品在学界是有口皆碑的。他对学术充满了敬意，视之为天下公器，总是对请教者敞开大门，毫无保留。他深信“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并躬行之。他写东西会经过深思，不操觚率尔。他总不满足于已有成绩，总觉得自己的学问不够，还需要不断努力，需要不断进步，需要不断否定自己。他常借用一双关语对联自嘲：“行年七十尚称童，堪称寿（受）考；到老五经犹未熟，不愧书生”。他还有一首自嘲的诗：“敢承过誉受虚声，不学岂堪更不诚。执笔人惊呼'泰斗’，临文自觉认书生。书生故应呈原色，'泰斗’焉能冒盛名？洗尽铅华真我见，庶乎无愧且心平。”他对新的前沿理论总是持积极的开放态度，并能为我所用，融入自己的研究。何兹全先生曾经有一个为人及治学的心得，也常用它来勉励教导刘先生：既要“择善而固执之”，（《中庸》）又要“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荀子·解蔽》）没有博大的胸怀和自我否定的精神，是很难达到这个境界的。
第二点是理想。“要有理想，崇高的理想，That Noble Dream（笔者按：系美国史学家彼得·诺维克于1988年出版的《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一书书名的主标题）。”刘先生的理想当然是做学术研究，但内涵丰富，可从以下层面来理解：首先是真挚的爱国情怀。刘先生矢志学术的理想是源于他强烈的民族情感。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日本人的残暴深有体会，也因《最后的一课》而触景生情。他至今不学日语，也不去日本。他立志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选择学术救国，也是因为担心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灭亡。抗日战争后，他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又加入了反抗之列，以革命救国为重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专心学问，以学术兴国、学术强国为己任。学术于他始终是一种生命，不是糊口的职业。这是他学术研究热情不减的原动力，至今没有改变。到现在，文天祥的《正气歌》也是张口即来。他非常关心时政，每天看参考消息和新闻联播，关注国际局势。新冠肺炎爆发后，他立刻从现实回溯到历史，推荐大家读挪威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通的《美帝国的崩溃》一书，督促我们思考研究相关问题。但是，这种感情又不是盲目的。不读中国书不行，要亡国；只读中国书也不行，不能救国、强国。他很早清楚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并试图从学术上追根求源，寻找解决的方案。这也是他中外比较的缘起之所在。中国是有缺点的，需要学习西方。学习什么呢？当然是西方所长而中国所短或无的，比如数学和逻辑思维、逻辑理性。这是西方之所长，也是其科学发达之关键。他曾经在有众多院士参加的国家教材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数学教育中的问题和缺陷，并引起共鸣。2019年暑假，他还与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有过一次会谈，专门探讨中国古代文化与科学的关系。其次是强烈的使命感。这个高贵的梦还体现在他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发展的期望上。刘先生一直在呼吁要继承陈垣老校长的根柢之学和白寿彝先生的贯通之学，将传统的目录考证与宏观理论结合起来。在他看来，这是师大历史学科的传统和特色。特色是立足的根本，也是培养具有穿透力的中西兼通人才的前提。他常说，没有突破就没有穿透力，没有突破就没有创新。正是这种使命感，使他在耄耋之年还亲自参与设计“励耘学堂”的课程计划，亲自上课并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最后是宏大的研究目标和格局。刘先生治学博通精专结合，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寻求理论突破。他经常告诫大家，学术研究要有高远的眼光，不能只满足于做专家，更要做大家，要勇于回应西方学者的挑战，回应时代的挑战。学者要时刻警惕各种学术陷阱，如片警或段警陷阱，一辈子只做一个问题或一本书的专家陷阱，教授中等收入陷阱，低重复陷阱，碎片化陷阱，等等。当然，目标远大离不开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实践。在这方面，他有一个座右铭——“眼高手低”。那就是：思考问题的眼光和境界要高，但解决问题要从小处、具体处入手。不要老是盯着小问题，要反过来，盯着大问题，从具体做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东西来。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高度不同，看到的也不同。在平面上是看不清路的，站在高处路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第三点是毅力。“毅力，就是百折不挠的精神。”在这方面，用“主一无适”来形容刘先生是最恰当的。他曾经说过，当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漆侠先生给他们上过课，曾经告诫他要“主一无适”，他也经常以此告诫我们。刘先生的“主一无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只干一件事，就是做学术，这是他始终不变的理想。他自己说，他也只能干这一件事，其他干不了。无论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心无旁骛，坚持不懈做学问，不争名，不夺利，主动靠边站，甚至主动放弃了各种升官发财的机会。另一方面，学术研究“主一无适”。可能有学者会质疑，刘先生在希腊、印度和中国之间来回转换，既搞经学，又搞史学甚至子学，还痴迷小学；既搞历史，又搞史学甚至理论，还写哲学的文章。这种闪转腾挪的架势很难说是主一无适，甚至相反。表面看来，似乎确实如此，事实并非如此。刘先生的“主一无适”并非在一个小领域或方面走到黑，也不是一辈子就搞一个题目。他的目的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而是大家、通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学术生涯一开始就做了详细规划，通过研究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的历史来认识人类历史及文明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转换区域也是主动为之，是要做个案研究。他写希腊的文章，心中有中国，想的是印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吃一望二眼观三”。这是他的“一”，多年坚守，初心不变。无论历史问题还是史学问题，无论历史探讨还是哲学思考，也都围绕这个宏大主题展开。各项研究或者层层递进，或者从不同角度展开，都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是一个有机整体，绝非一盘散沙，更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第四点是反省。“反省，也就是方法。要反省自己的方法对不对，一边砍柴一边磨刀。在反省中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反省，不断革新。要克服自己的局限性，实现方法上的革新。”刘先生不但善渔，而且长于渔鱼之道，特别重视总结学术研究的方法，善于自我反省，不断改进研究方法。他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体会到了打基础与搞研究的关系，认识到了基础的层次性，也注意到了基础的结构等问题。此外，他还多次谈到博与通、精与专的关系，对“竭泽而渔”等也有精彩论述。这些认识既是他研究经验的总结，又反过来指导改进其研究。他经常说，方法就是磨刀，不要怕耽误时间，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刀快了，才能砍得快，砍得多。在这方面，刘先生有两把刀（他戏称“二把刀”），一把是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一把是逻辑。这是他的独门法器，一中一西，土洋结合，至今还在磨着。
第五点是效率。“方法革新的如何，要看效率。别人看一天的，你一个小时就解决了。这就是效率，关键在效率。这是自觉反省的结果。”刘先生不但方法高明，而且效率高超。他特别会利用时间。上厕所时看说文解字，逛书店看书则有意扩充自己的目录学知识，训练自己的眼力。他经常讲，要学会看书，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所以读书是要有选择的。他将阅读对象分为工具书、教材、研究论著、资料汇编、未经整理的原始材料等，类型不同，阅读使用的方法也不同。或检索，或泛览，或精读，则要视具体题目等而定。他读书先看作者、目录、前言、后记等，了解大概情况，然后决定是否继续读、如何读。对于要读的书，则据自己的知识加以判断：哪些是已知的，哪些是未知的，哪些是介于知与未知之间的，也就是知道一点但又不深的。一般说来，已知的可以不管，未知的也可以暂时不管，因为缺乏背景，离得太远，不容易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阅读思考的重点应该放在知与未知的部分，因为这部分似懂非懂，也最容易发现问题，最容易取得突破。由于效率非常高，他的转变进程非常快。周一良、吴于廑先生编纂世界通史，编写提纲时他还是希腊史的专家，在欧洲组，但到正式写作时，他却要求到古代东方组，写印度的部分。1983年开国家社会规划会议时，他还是世界史专家，到1987年分科开会时，他就变成中国史专家了。
刘先生的效率高，当然得益于他的强记博闻和独特方法，也与他的问题意识密不可分。他总是带着问题思考和阅读，从书中寻找启发和灵感，寻求答案。笔者觉得，这些固然重要，但并非关键。关键在于他的阅读有高度的理论指导，是自觉行为。大多数人读书之所以效率不高，是因为还停留在自发状态，没有形成自觉。在这种状态下，读书漫无目的，无主次之分，最多可以成为“活字典”。即便自觉了，如果理论高度有限，也难提出高水平的问题。实际上，有问题的人很多，提出问题的人也很多，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提出好问题，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更是凤毛麟角。刘先生的问题都是在理论的指导下从逻辑的角度提出的，经过了一般抽象与个别具体之间的多次往复。这使他居高临下，不但容易看出并提出高水平的问题，而且能够有效解决问题。梓材篇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问题是老的，研究的人更是多得数不清。但是由于他有了理论的自觉，从古代世界城邦的普遍性与多样性角度进行思考，所以能够有突破，从而判定人历、人宥是社会阶层的范畴。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三朝制新探》。公刘篇则同时考虑到了历史的基本时空逻辑，解决了经学上的难题。
四、结语
时至今日，这位“九零后”仍辛勤耕耘在学术前沿，初心未改；仍然目光敏锐，才思敏捷，与人论学两三个小时，不疲倦，不重复，不跑题；仍然记忆超群，文献诗文，张口能背；仍然风趣幽默，妙语迭出；仍然干劲满满，还时时“煽风点火”（这是他给弟子们打气鼓劲的常用语，他自称“疯癫老头”，是学生的“充电器”“打气筒”）。孔夫子曾经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又曾自嘲：“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这些话用在刘先生身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颜渊曾经感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对此，了解并熟悉先生的学生想必会“于我心有戚戚焉”。（《孟子·梁惠王上》）他鼓励大家学颜回，不要学冉求，理由是：“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1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