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古代诗人顾若璞的分家信：《红楼梦》中“老祖宗”贾母原型，缘何自称“未亡人”
顾若璞，晚明上林署丞顾友白的女儿，自幼接受文化教育。1606年，15岁的顾若璞，嫁给少参黄汝亨的儿子、19岁的贡生黄东生为妻。由于二人皆出自书香门第，虽非显宦之家，但也算生计无忧。夫妻俩经常作诗唱和，琴瑟和鸣，可谓伉俪情深。
对于黄东生而言，顾若璞不仅是他的知音版“佳偶”，也是他体贴的“内助”。黄东生几次参加科举考试，均以失利告终，顾若璞常做诗安慰丈夫，一面稳定他的心情，一面鼓舞他的斗志。
1612年，二人迎来了他们的大儿子黄灿。这一年也是黄东生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此次的失利，彻底影响了他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改变了他对人生的态度，导致他长期卧病。而这一切，都必将改变顾若璞的人生走向。
1614年，他们的二儿子黄炜出生。此时的黄东生，由于长年苦读和内心抑郁不平，终于病倒。1618年，黄东生病情愈加严重，其父黄汝亨告诫儿子，不要再参加科举考试，可功名心未断的黄东生却强行扶病入考场，结果还是未能高中。次年春天，黄东生抛下妻子顾若璞和两儿两女，撒手人寰。那年，顾若璞28岁。
丈夫去世的第二年，公公黄汝亨因念子心切病重。4年后，顾若璞的母亲离世，7年后她的公公黄汝亨病逝。几年内，顾若璞在面临至亲相继离世之痛的同时，还须应对由此带来的连续家庭变故。凡此种种，将这位西泠名媛历练成了含辛茹苦的母亲和严慈并举的教师，也让她别无二选地扛起了聚合家人并引领家族前行的使命。其中就包括，她主导了给大儿子黄灿的择妻娶亲。
物力维艰，粥饭不易，家业难持，书香待继。1630年，顾若璞的长孙女出生；1633年，其次子黄炜完婚。直到这个阶段，黄家的经济状况才由此前的时好时坏，变得较为稳定，顾若璞也度过了情感的低迷期，家族整体生活态势渐趋安定。
此后的岁月，顾若璞又经历了明清鼎革、二儿媳早逝、孙女夭折等一系列变故。在89时，当顾若璞回顾自己一生时，竟不禁发出了“称未亡人者60年”的生命感慨。
女族长竟然反传统 力主将大家族拆分成小家庭
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传统观念下，旧时女性往往囿于闺阁之中。顾若璞的生活也曾如此。她与黄东生结婚后，丈夫黄东生因要不断游学、赴考，并非完全赋闲在家，而公公黄汝亨在外做官，加之婆婆早逝，顾若璞以“主内”身份留待家中，大部分精力都要投注于家务管理中。公公黄汝亨曾赞道她：“妇慧哲，晓文理，能为母。”
顾若璞为了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不仅自己悉心苦读，而且虚心向公公黄汝亨学习，系统学习了《周易》《诗经》、道家经典和秦汉散文。而且她十分看重自己的母亲兼教师工作，时时不忘督促两个儿子读书，常常让他们端坐案旁，亲自为其陈说书中大义，直到深更半夜。为让两个儿子安心读书，她还别出心裁地建造了一艘“读书船”，把它泊在西湖断桥合欢树下，以安顿两个儿子躲避开外界嘈杂的环境，专心致力于学习。由于母亲的督教有方，其子黄灿、黄炜成人后，均成了时称“诸生”的有知识、懂学问之人。
自丈夫黄东生去世，顾若璞便成了黄家的主心骨，她全力担负起持家教子的责任，坚守丈夫勤俭持家继承书香的遗志，细心核算家里起居用度，自己也节衣缩食，苦捱几度拮据的时日，维系着家族的体面与尊严。待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婚嫁完毕，家族经济状况相对安稳，顾若璞持家重任才稍感轻松。但这时，她却又做出了一个看似与传统大家族观念相悖离的决定：给两个儿子分家！
“人情异同，其数多端，岂能一一如我之愿？况人情习久则慢易生，慢易生则嫌隙起。是故离则思合，合则思离，离中之合，合中之离，不可不致审也。”顾若璞以理性的分析，透彻的洞见、沧桑的阅历，颇能辩证地看待家产与家族成员的间聚合离散关系。她在写给两个儿子的一封信里，从自己嫁作黄家媳妇说起，旁及家族变故，谈论世道人心，对他们详述了自己为何要将大家族拆分为小家庭的原因和理由。此番用心，可谓良苦。却原来，她力主分家，既是为了让两个儿子各司家事，亲历处世的不易，也是为了家族能够更加长久、稳定与和睦地发展，以期长久兴盛。
《撷芳集》里还记载了一个顾若璞的故事：她的公公黄汝亨当年游西湖经过魏忠贤祠堂时，曾称赞此建筑如何壮丽，后来崇祯皇帝追记忠臣子孙，有人把此事添油加醋地呈报给了皇帝，意图干预黄家子孙荫袭官爵、得享厚禄，即享有当时所谓的“封荫”之便利。顾若璞听后愤愤不平，以大儿子黄灿的名义，写了一封千言书，请乡绅公开宣读。正是这种为家族伸张正义的凛然之气，进一步确立了她在家族中的地位。
不覆先人基业，不断后世书香。正是得益于顾若璞长达60年的辛苦经营，黄家方能日益昌盛。当年的杭州，甚至形成了黄氏、顾氏、钱氏、林氏4大名门望族，几代联姻的传统。从早年一个独立支撑百年望族的青年守寡者做起，顾若璞到了晚年，也是凭着自己的实力和一生践行，成了家族中德高望重的“老祖宗”。
蕉园诗社元老 致力于在家族女眷中倡行“诗教”
顾若璞的一生，扮演了很多极为重要的家庭角色，如严父式的慈母、家庭老师、一族之长等，但她一直有一个更为生动细腻的生命角色，那便是她还是个诗人。年轻时，她就常和丈夫写诗唱和，而丈夫去世后一段时间内，诗歌更是她遣怀抒情的精神寄托。面对伴侣、亲人的离世，即便坚强如她，也曾在寒灯下流泪；即便通透如她，也曾愤恨世事不公……这些，都需要她诉诸文字，消解沉郁，重新阳光地面对生命中的一切赐予。
况且，顾若璞也十分重视家族女性的诗化教育。在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意识下，她却追求“妇言”与“妇德”兼善，在思想和家庭中具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和地位。她让大儿媳读唐诗、探讨政治，几个孙女也在祖母的耳濡目染下做事写文。顾若璞倘有闲暇，就会亲自教导晚辈读书习文。
晚年，顾若璞常与家族众女眷游西园，命晚辈就同一主题或场景进行诗词歌赋的唱和，晚辈们也积极参与即兴创作，养成了提笔赋诗的习惯。
顾若璞除主动引导子女创作外，还积极地借助有名的文人，对家族成员的创作给予更多指导。当时，甚至形成了以顾若璞为主导的家族诗会，这一小团体的活动没有明确的组织规则和时间规定，歌赋内容也局限于相对狭小的活动空间内，但这却成为了清代初年庞大女性文学团体蕉园诗社的雏形。顾若璞作为家族女性文学的启蒙者，更是蕉园诗社的闺阁塾师与元老。
在顾若璞营造的浓郁文学氛围之下，黄氏家族孕育了11位女才子，从明朝到清朝，历经5世，亘延200余年，创作不辍。
从西泠名媛到家族女首领，顾若璞既是洞彻而理智的族长，也是敏感而聪慧的诗人。60年守寡孀居，一辈子悲欣交集，她以其坚韧睿智的品格、贤良多才的风华，在撑起一个家族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独特而传奇的一生。难怪后世出现的文学史杰作《红楼梦》，会拿顾若璞去当其中一代“老祖宗”贾母的原型，流传至今。全当一说就好，即便我们不一定非要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