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武侯的“身后事”

近来多写三国故事，引来朋友颇多议论。一日，有位朋友特意致电给我，对我讲述了一番诸葛亮病逝后并未得到后主刘禅厚待的事情。这个话题并不新鲜，其中争议也确实值得费些笔墨。

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主刘禅为此特意下了一道诏策，上面说：“朕用伤悼，肝心欲裂……令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从刘禅的诏书上看，诸葛亮死后还是得到了相当的恩宠荣耀的。而并未得到后主刘禅厚待说法又源自何处呢？朋友给了几条理由。

先是在诸葛亮去世时，朝廷下诏禁止百官去吊唁，只有谯周行动快，提前去祭奠了诸葛亮。此言不虚，在《三国志·谯周传》里有所记载。还有就是各地要求建庙祭祀诸葛亮，但是朝议不允，百姓们无奈，为了表达对诸葛亮的敬重，只好在路边私自祭祀他。这个说法也有出处，在《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的《襄阳记》中有记载。而且《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明确写道：“景耀六年（263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也就是说，蜀汉政府在诸葛亮逝世近三十年后，才正式大张旗鼓地为诸葛亮立庙。

但据此能否表明后主对诸葛亮的后事有所怠慢呢？我看还是应该一分为二地看。首先在诸葛亮去世后，蜀军发生了杨仪和魏延的矛盾冲突，两人先后败亡，朝廷政局不稳，刘禅需要把精力放到稳定政局上，武侯的身后事自然容不得细思量。另外，当时朝中众臣也并非铁板一块，还是有部分朝臣与诸葛亮政见不同，例如当时益州籍官员犍为太守李邈就曾上书表达对诸葛亮的不满，劝谏刘禅不必太隆重地要全国都素服发哀三日，结果被刘禅砍了头。（《花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记载：“后主素服发哀三日。邈上书曰：'亮身仗强兵，狼顾虎臣，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后主怒，下狱诛之。”）所以上述史书中记载的看似对诸葛武侯死后有所怠慢也是很自然的事，刘禅不能只想着诸葛亮荆州一系，朝臣中毕竟还有其他派别需要来平衡。

好在诸葛亮对此有自知之明，他在遗嘱中表示“冢足容棺，敛以时服”，并没有要求后主对他的后人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和照顾。当然，后人们也没有慢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早在西晋，李特、李雄领导的流民起义军攻占了益州，便在成都建起了武侯祠。武侯祠香火之盛，也远远超过了附近的昭烈庙。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之子蜀王朱椿不满于此，特意下令废武侯祠，而在昭烈庙侧附祀诸葛亮。然而，老百姓却把合并后的昭烈庙称作武侯祠，并从此沿革至今。由此看来，诸葛武侯的“身后事”还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