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陈绶祥先生 / 开普饭

陈绶祥

沉痛悼念陈绶祥先生

　　著名美术批评家、美术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陈绶祥先生，因病于2021年5月10日下午12时40分在广西桂林去世，享年77岁。

　　陈绶祥先生1944年3月24日生，广西桂林人。1981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美术系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陈绶祥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与思索，在中国画的理论研究与教学传播中，著述丰厚，成就斐然。曾担任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十二卷《中国美术史》编委暨《魏晋卷》《隋唐卷》主编，并参与多卷撰写；担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大课题十四卷《中华艺术通史》副总主编；作为主要参与者编撰十四卷《中国民间艺术全集》两卷《中国民间美术》。曾出版《中国的龙》《顾恺之》《中国书画》《遮蔽的文明》《文心万象—新文人画艺术》《魏晋南北朝绘画史》《隋唐绘画史》《国画讲义》《中华文化思索讲义丛书》《陈绶祥画集》等数十部专著、文集与画集。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社科基金奖、院部科研奖等多种奖项。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系统提出“新文人画理论”，发起并组织新文人画活动，主持历届新文人画展暨研讨会；创办四届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名家研修班”，任班主任及主讲教授；成立中国艺术研究院“陈绶祥艺术教育工作室”，有数本国画教材行世。2014年，在桂林美术馆举办了“拈花·大隐国画展”；201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大隐拈花——陈绶祥中国画作品展”，影响广泛。

　　陈绶祥先生治学严谨并具开拓意识，成就卓著而影响深远。他的逝世是美术研究所的重大损失，令我们十分沉痛。他求真务实、锐意创新的学术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陈绶祥先生千古！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

【2014年《美术观察》“本期名家” 栏目】

陈绶祥“拈花·大隐国画展”序言

张晓凌

陈绶祥

陈绶祥，号大隐、老饕。1944年生，广西桂林人。中国首批美术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著名学者、美术理论家、书画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美术系主任。是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访报道的首位“文化学者”。曾担任数个国家重大课题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国家干部教材《中国艺术》（上下卷）主编，出版数十部专著、文集与画集。发起并领导“新文人画”活动；创办四届“国画名家班”，任班主任及主要教师；有数种国画教材行世并产生广泛影响。200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为其成立首个专家工作室“陈绶祥艺术教育工作室”并担任主任一职。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社科基金奖、院部科研奖等多种奖项。

当今画界，倘以博古通今而论，无出绶祥先生右者。先生多年潜心学术，探颐索引，曲察旁征，以烛照机微之论，重建中华文化之独特性，希冀在全球化纷乱的迷径中，为中国当代文化立定精神，寻求自主方向。尤令人瞩目者，绶祥先生以文入画，以艺文相彰之功，重帜文人画大旗。一时间，从者如云，名家纷至沓来，呈云蒸霞蔚之势，以此铸就当代美术之丰碑，史家不可不书也。

绶祥先生自幼聪慧，系出名门之故，总角之年，子史经集便烂熟于心，且习音乐、舞蹈、绘画、书法、诗词，无一不精，有神童之谓。及至大学，入理工之门，研习建筑。研究生时代，复归美术领域，师从蔡若虹、王朝闻大师，深得二师之赞赏，被朝闻师称之为“鬼才”。此誉既出，令同道称羡不已。

此次展览，以“拈花”为题，深合绶祥先生作品之意。昔时佛祖拈花，惟迦叶微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清净心，如何从拈花中参悟整个世界？又如何浮游尘垢之外，到达物我两忘之境？所谓“禅”，即生命体味大道之过程。从这个角度上看，绶祥先生笔下的形色相貌，无一不禅意盎然，放笔即入道也。

绶祥先生字大隐，大隐隐于喧闹街市，沉潜数十年有余，方积得佳作百余件，以示世人。绶祥先生虽出自白石翁红花墨叶一派，重大匠之榘范，但气格骨象早已独树一帜，于笔墨、结构、章法、意趣、境界处畦径独开，百余件作品，皆戛戛独创之作也。观其作品，不仅为气质高华的笔墨所动，而且从其冲夷高旷的境界中，依稀可见绶祥先生灿若瑶台芳树般的人物之美。

言不及义，是为序。

2012年10月29日

张晓凌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

陈绶祥蟠桃图 138×69厘米 2007

陈绶祥太行玄柿图 138×69厘米 2007

陈绶祥留与形色自剪裁 138×69厘米 2007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4年第5期）

【2003年《美术观察》“学人档案” 栏目】

吾道一以贯之

——陈绶祥的学术人生

董立君

陈绶祥先生在授课

陈绶祥，字大隐，号老饕，广西桂林人，1944年生。他幼年拜师习中国画，少年入艺术学院习舞蹈，大学读理工科，后入郑州铁路局供职，80年代初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硕士学位，遂在文化艺术领域逐渐展开广泛研究，曾倡导新文人画运动，影响波及海内外。先生于学无所不窥，接人待物，有教无类，故而处处识得陈老师，这份档案即是一个学生眼中的学人档案。

辛巳初秋，诸生齐集恭王府听陈老师讲授《书画之道》，课后，有学生问治学之道是博闻强记，还是考证求索？先生随兴作答：

我认为所有的学问都是人的认识的问题，做学问如果不去认识与发现，如果没有与生命和生活的广泛联系，也就没有意义和价值。因此，所有的学者或者学术就其本质来讲，还是那句话：悟大道，了自身，识自身，识大道，而求更深入的道。这也是学术所给予人的快乐。这就是学术态度了。第一，它必须是建立在文化的大道理上；第二，它必须建立在自己特有的个性上，而自己特殊的个性，总会在大道上有不同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态度对学术研究能起到根本性的影响。中国老师主张“教书育人，读书明理”。这八个字实际上就是做学术，你讲课是为了育人的，你学习是为了明理的。从根本上讲，我认为学术思想也好，学术态度也好，它跟你整个人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整体。在研究过程中，有很多人看起来好像是偶然所得，好像突然间顿悟，实际上这都是长期思考的结果。这一点西方与中国并没有什么两样。阿基米德坐在澡盆里突然悟到了浮力定理，就是因为他长时间思考这一问题，实际上他要解决的问题是——皇帝的金冠是不是纯金的。因此，对一个学者来说，治学态度是很重要的，你没有什么时间是不在做学问的，思维根本就是生命的一部份，不能分开，分开就不是生命了。

大家都读过李白那首《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如果考察当时的情景，很容易就会发现后人对第一句的记录可能是错的。“将欲行”，“将”就是“欲”，“欲”就是“将”，李白会这样写吗？傻瓜也不会这样写，但是这首诗为什么要这样流传？“踏歌”是一种合唱的歌体，显然，主人是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的。“忽闻”是说出乎李白意料之外，因此，第一句只能是“李白乘舟将远行”。如果我们不从整体上去解读，可能就会冤枉了李白，这样一个很小的问题，却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李白如果写出“将欲行”这种词，他还叫李白？再比如朱熹的“万紫千红总是春”，大家都把“万紫千红”当作花团锦簇，在这里绝不是那样简单的。第一句“胜日寻芳泗水滨”就告诉你他找的是花，但是最后得的结果是“等闲识得东风面”，在东风下万物欣欣向荣，到处都是“万紫千红”的色彩，实际上是一种“色”象，是“万象更新”之象。如果要解这首诗，毫无疑问要深入到这一步，第一要明白“色”是“象”，第二要明白“色”在中国文化中的观念作用。在古人很平常的诗和词里面，都有着整个人生所具有的丰富认识结论。如果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认识、把大道放进去，我们怎么做学问？

对学者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心要在天外，眼要在天上，足要在地上，行要在身上。如果心不在天外，那就永远只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但是如果足不在地上，那也就没有“只缘身在此山中”了。我们归根结底还要落实到认识结论上来。很多人说我是一个文化学者，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人类的知与行，这恐怕是我所归纳出来的最简练的文化的定义。所有的学者都不能脱离文化的知与行，如果我们把文化当作人类的基本特征的话，作为一个学者，就必须把与人类的知与行有关的东西，不厌其烦地、不遗余力地研究透彻，达到通脱的境界，你才能获得真正的学术自由。当然这是个很难达到的目标。如果你拘泥于某些成见，就很难发现一些合理的认识结论。很多年前我曾提出过一个项目，就是解文说字，当年没有批，但不等于没有立项，我就不思考了。碰见所有的“文”，我都要不停地考虑，这个“文”它跟哪些“文”产生联系？我前面说的“真善美”跟“表”的联系，一点一横跟“天”、跟“道”的联系，一横三竖跟“象”的联系，这都是解文，如果我们不能解文，就不能说字。要调动丰富的知识，丰富的想象和感情，还不能离开这个需要总体研究的文化对象的“知”与“行”，你才能把握这些东西。比如解“绘事后素”，首先要根据文的规则解释“素”这个字。原来这个三横一竖的字头，在中国古代有一个社会文化标准的含义，有这个含义我们解“素”字就好解了，因为中国古代大部分的颜色是识，古代色象的观念要比形更重要，因此，这个“素”字的上面表示标准，下面是个“丝”，就是色彩的标准，所以“绘事后素”这个词就好解了，“素”可以当标准讲，《素女经》、《素问》也就好解了，这个字到后来发展出单色、纯粹，甚至朴素等意，都与最初的“文”有关。这样一个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的问题，里面涉及了中国的色象观念，中国对色彩的认识，中国文字的结构方式与组合方式等等。这样，“绘事后素”就好解了：绘画这件事情是建立在对色彩标准的认识上的。我认为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古人没有解过。解释这一问题需要充分调动我所有的知识，在准确把握文化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推想。有时候这种合理的推想很有必要。比如《论语》中“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南怀谨曾经提过怀疑，说孔子不会这样讲，实际上有一点我们没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字误，原文应该是“宰予画寝”。孔子说：你要装饰你的寝室吗？粪土之墙是不可以敷泥的，朽木是不能雕的。这是一段谈“理”的文字，其语境如此。这样讲既没有冤枉宰予，也没有贬低孔子，而恰恰是恢复了本来面目，所以像这些小问题，我们应随时读随时注意思考，这种问题也不是专门考证能考证出来的，我们随时都会接触到这种问题。孔子是一个很讲究生活质量的人，他也不会因为学生白天睡觉就这样对待他，当时也没有说白天不可以睡觉。所以我们就大胆设想一下，道理还是对的，因为“晝”（昼）字跟“畫”（画）字在字上就是一画之差，有可能笔误。

壬午仲春，学生刚刚上完理论课，方法论郁塞胸中，莫衷一是。从知人论世法到心理学方法，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不一而足。适逢陈老师从宿舍前古槐下经过，众生暂息纷嚷，趋前请教何法先进，何法落后，何法才可以治学。先生于是有此论：

——方法的落后和先进在学术认识上或者在学术研究中不能一概而论，解决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方法，“杀鸡焉用宰牛刀”是一种方法。“缘木求鱼”不行，“南辕北辙”也不行，中国古代不知道有多少寓言讨论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守株待兔”难道不是一种方法，如果没有兔子撞死在树上，他会“守株待兔”吗？因为兔子撞死，我们把兔子拾走了，难道说我们方法错了吗？所以这也是方法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掩耳盗铃”、“拔苗助长”不是方法？我觉得现在那些指责别人方法不对的人，他们大概认为某一种方法是唯一正确的，这种方法论本身就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原理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所谓的经验难道不也是方法么？但是“经验论”就错了；唯物主义当然是一个好方法，但是机械唯物论就错了，比唯心论错得还远。因此，对一个学者来说，所有的研究都是在探索方法，任何一个方法都不应成为成法，在教学中，某一种成法对学生可能会有用处，因为教学生首先要交待一个基本的方法，使他知道怎么做，然后再拓展开来。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在于怎么做，而是在于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有了什么样的认识和认识结论，因此方法对他来讲，应该是众法为我用，而且没有什么成法，无法之法乃为至法，这不是我们绘画上常说的么。

癸未初夏，春瘟刚罢，笔者访先生于微园，是时满月当天，微云河汉，疏竹清风，池鱼唼喋。先生忆及生长在江南，文革十年被分配至汉中，又居京华二十余年，学术人生，一时纷至沓来。笔者因请先生总结研究成果，先生慨然而述：

——我认为，对所有的学者，尤其是对有重大成就的学者，最重要的是他所有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应该有一个总体的一贯的思想，就是吾道一以贯之。虽然看上去我研究了很多东西，但是这中间有一条很重要的原理，即我是用相应的文化来解读研究对象而得出这些结论的，我把它们放在一定的文化和现实生活中来考察。现在我作为一个美术学的学者，我更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人文科学学者，我大学本科学的是建筑工程，但你要问我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根本学科，我会说是人文学科，因为人根本上是生活在人文环境里的，自然学科造就的目标终究会导致人文环境的变化。就我本人的研究而言，出于对人文环境本身的认识，我把它总结为“一二三”：“一”就是中华文化这种特有文明是在一个有节奏的自然环境中，在一个四季分明的、有东西走向的大河流域的范围中，在一个以采集经济转入到农耕经济的定居民族中间产生的，我把它总结为第一农业文明，这种文明中产生的认知方式、感觉方式与记录方式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二”说的是由于中华民族特殊的第一农业文明方式，它的文明方式是以认识人类认识结论为目标的，它的基本元素是汉字，而中华文明又是以汉字研究汉字文明这样一个二阶文明，它所有的处理信息的方式都是二阶的。“三”是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一员，我考虑到自然、社会、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自然和人的，自然和社会的，社会和人的，前二者都涉及到本能问题，比如作为人类的自然种群要迁延下去的本能，但是在自然、社会和人三者之间我们还缺少一个人和社会之间逻辑关系中所蕴藏的一种本能，这就是人的自我表述和人的自我文化制约的问题，这个本能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本能，或者称之为第三本能，这个本能是说人有叛离社会的取向，人又有适从社会的取向，具体表现为学习与表现，它要解决的是人和社会的问题。我们过去研究的是社会规律和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规则，我们没有研究有直接影响的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易”的这个本能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本能。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前面“学而时习之”指的是学习，“有朋自远方来”指的是社会，“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一句、第三句都是说的人的第三本能。人的个体在人类社会中有一个要为人知的本能，也有一个向他人学习，融于社会的本能，这两个本能结合在一起，便可以解决人和社会之间的本能关系问题。长期以来，通过研究文化的这三个问题，在我以前的著作里面零零星星的也有所提起，比较详细系统的著作恐怕是我今后二十年的任务。

笔者承《美术观察》之命，作出了这样一份学术档案。然而笔者心目中的老师即眼前的老师，安然而亲切，欲振笔摹写，奈何无此笔力，故极难全其形神。而先生人愈老，机锋愈辣，学术愈进，更难以文字况其风貌。读者欲识真身，请寻其人，读其书。

陈绶祥主要著述目录：

《中国的龙》，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遮蔽的文明》，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文心万象——新文人画艺术》，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美术史·魏晋南北朝卷》（主编），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美术史·隋唐卷》（主编），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民间美术全集·民居卷》（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友谊出版社1993版。

《中国民间美术全集·陈设卷》（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友谊出版社1993版。

《素质教育在中国》，羊城晚报出版社2000年版。

《魏晋南北朝绘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隋唐绘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艺术》（主编、撰稿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董立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03年第7期）

【2019年《美术观察》“时代人物” 栏目】

面对中国文化的深沉思考

——陈绶祥访谈

崔伟刚

陈绶祥（右）接受崔伟刚访谈

陈绶祥，字大隐，号老餮，斋名无禅堂。1944年生，广西桂林人。1981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部美术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被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评介为“文化学者”。出版《中国的龙》《顾恺之》《中国书画》《遮蔽的文明》《文心万象》《陈绶祥画集》《第一农业文明》《国画是什么》等，担任过国家“七五”至“八五”重点科研项目十四卷本《中国美术史》编委及其中《魏晋南朝卷分卷》主编，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华艺术通史》副总主编，十四卷本《中国美术史·隋唐卷》主编，《中华艺术丛书》《中国当代美术系列》《中国民间美术全集·明居卷·陈设卷》主编。

　　崔伟刚：陈老师，您好！我受《美术观察》编辑部委托，与您进行本次访谈，请您谈谈自己的艺术理念和艺术创作。1969年，您从湖南长沙铁道学院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宝鸡铁路段拓石工务段工作，之后您在陕西工作了11年，陕西算是您的第二故乡。听说您最近在筹备2019年7月份的个展？

　　陈绶祥：最近我在准备2019年7月在中国美术馆的个展，也应陕西朋友邀请画了一组以“华山论剑”为题目的画，看看我的画和题跋，我的题跋有自己的特色，要坚持把自己做好。

　　我在陕西宝鸡工作了11年，已经会说陕西话了，可以说从一个江南小伙成为一名西北大汉，也算是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啊。我到陕西工作，母亲送我走的时候说我表面上看起来聪明，实际上根基还是不够厚重，只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在自己的画论上提了这一段，我母亲是广西第一女子师范毕业的，刚成立的时候和她的姐姐一起去读的。还有一篇自述不只是谈宝鸡生活的，整体记述了我的出身家庭，幼年时的生活环境、我的脾气秉性以及母亲对我的深刻影响：

　　年届半百，书剑不成。母蜀中范氏，苏州故族；父粤西陈家，洛阳旧户。然予幼孤贫，赖母沅织以活。母贤而有识，宠辱不惊，深敬爱之。然天性善羞，每有人至则跼缩门后。至入学，不与人言，或独坐窗前，或孤立园内，亦不知其所思。母深患之，教之以文，习若故我；舅氏责之，送往梨园习乐舞，求学，能过目不忘。习诗歌、通音律、晓理工，终觉无味。唯忘情于书画文章，终日不辍，几成狂疾。母无奈而谓曰：“儿性敏质躁、外秀内虚，非大疾苦不能再造，母不忍见吾儿劳苦，只望以小识养身、薄技糊口耳。”予誓而求告于母，母赐八字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于是别母北上，游学荆楚，辗转秦垅，寄寓京畿，匆匆二三十年。忧今忧古，乐死乐生，有爱有恨，无事无非，不求丈夫气，但存童稚心。视浮生若梦，视梦如真，于是大隐于无禅堂中，任人笑骂评说，求天下善缘，理自家机杼。常以书画奠母，并白众人。虽劳碌如故，却了然于平常道中。知生之极乐也，莫非此乃亡母当年所谓之再造耶。吾不得知之，且待乎后人评说。

青年时期的陈绶祥

　　崔伟刚：陈老师，中国画发展传承了几千年，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标识，已经渗透在我们的文化血液中，您对国画的思考是放在民族文化的大局中，请您谈谈我们怎么看中国画的人文高度？

　　陈绶祥：中国画从宋元开始把民族文化中所有影响的语汇统统拿来作为绘画语汇来研究，比如文字、诗词、印章，只要对国画的发展是有影响的造型艺术的样式，或者思维的样式，都可以把它放在绘画语汇之中。这个高度很重要，而绘画的题材和对象，可以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很多人不明白中国绘画，说中国绘画单调，实际上你甚至举不出来什么是中国绘画没有画过的题材。通常我们只说山水、花鸟、人物，然而我们来看看山水画又有哪些具体的题材，它包括仙山琼阁、神仙洞府、海外瀛洲、阴曹地府等等；花鸟画的题材包括了常禽异兽、仙兽神鸟、神仙坐骑，甚至于博古及断简残编。从中国画材料自身的发展来看，宋代就形成了所谓“文房四宝”的说法。“文房四宝”就是用来作画的。笔墨纸砚都有一个专门为画画而探讨发展的过程，从而形成了一个使用材料系统。我们必须搞清楚中国画发展的人文高度，在这个高度上来谈论中国画的其他问题，如所谓继承，就是不需要重复前人走过的路。

陈绶祥在印度

　　中国画是中华文明经典文艺样式的代表，可以说是地球村中唯一能够迁延发展至今的农业大国的精神表率，更是当今世界第一农业文明的文化积淀。中华民族长期生活在于北温带，有与地球自转同向的大河流区，拥有地球第三极冰川的水源，还有地球上唯一不知成因的、深厚土层的黄土高原，也最先由采集生存转入定居农业生产的第一农业文明，逐渐形成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人之初，性本善”之人文特征。他们“仰观天象，俯察地理”，集群的认识成为个人的判定准则，自然变化规律演化为集群的认识，形成了“天人合一”“周而复始”且“千变万化”的《周易》。总而言之，他们以自然生成的“籽实”为“素”即标准饮食，发展而成最早定居的自亘古至今的农业大国。

陈绶祥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演讲

陈绶祥与《画牡丹歌图卷》

　　农业大国的人们更能深刻地认识到人是“万物之灵”并且“人活一颗心”。他们认识到“心之官则思”，所以他们有特有的感知方式，而国画又是这种文化表现的集中全面体现。从“河图洛书”到“书画同源”再到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共识，形成了最完美的人性之展示。从最初画理的“应目会心”和后来气韵的“取象不惑”，真正建立起“真善美”之间的和谐统一。国画最终成为“以形色表述社会文化观念共识”的艺术门类，以“琢磨”中产生的“点画”完成了书画同源的“文化历程”。国画家们正是在这种认识、记录中形成了世界上最具有创造力的、气象万千的“描”“皴”“擦”“染”等诸多法式，表现了与众不同的“中国心”，创造出具有人文精神品格的的墨梅与朱竹，这就是中国式的“文心雕龙”，也是中国画的价值所在。

　　我提出的“新文人画”是一种有文化高度的“文化主张”。“新”是指新时代的时代性，“文”是指新时代的民族文化性，“人”是指具有当代文化的中国人的“人性”，“画”是指国画的艺术性。国画是画画，而不是画东西，画画的目的是抚慰人心、激荡人心、强大人心以达到和平自信的繁盛“治世”之目的，这就是中国画高度的时代形式。

陈绶祥（左二）和学生尹沧海在台湾摩耶精舍

陈绶祥（左七）在北京举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名家班（二期）作品展”开幕式上与部分学生合影

　　崔伟刚：陈老师，当代文化语境是复杂的，许多传统语言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衰弱了，对传统文明的阅读确实出现了失语，大量的翻译文本和传统文辞加上网络用语交互表达，虽然文本的语汇定型永远是进行时，但文化的自觉是要从“咬文嚼字”的字词学意义上开始。

　　陈绶祥：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文”最初是指某种表面的“交画”。后来在汉字趋于统一时，派生出了“汶”“纹”等不同的“文”字，“文”便专指“汉字”了。我们第一本字典，汉代许慎著的《说文》。在这本书中，对“文”的解释也是“文，交画也”。作为有确切社会文化观念的“汉字”之后，便可表明各种社会文化共识的“名”并可记录作为语言说出来的“道”了。“化”字本来是指“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意思，于是“文化”便成为“以文化成”的统称了。我们不妨从中华文明的角度给“文化”下一个简单定义：文化是一切社会人的“知”与“行”的总和。文献与文物等是“知”的表率，而观察模式、感知模式、记志方式、生产模式、交往模式等等则是“行”的规范。于是，在教育中文化的传递与教化成了知和行的陶育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更多不同门类、不同行当的社会职业出现了。社会文化教育在作人的“成长教育”基础上又产生了多种多重的“职能教育”，并成为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专业教育”。例如“仕、工、农、商、兵”等不同的社会角色，完成了基本社会人文教育之后，还须受到各种“职能教育”的陶教，才能确立各自的“角色领域”。

陈绶祥（左五）和建筑研究院工作人员在北京建筑红楼前合影

陈绶祥（左三）和导师蔡若虹先生

陈绶祥（左六）与同学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合影

　　随着人的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他的本质与个性必然会成长为具有社会职能与个性特点的社会人。这时，人类的文化特征出现了，我把这种特征称为人的第三本能，它主要表现可归纳成“学习”与“表现”两种方式。“学习”使他趋同于社会，“表现”使他不同于社会中其他的“人”。这样，他最终才能在社会中完成“生命实现”的最高人欲层次之满足。人的这一本能是在人类社会教育中得以逐步完成的。所谓的人的素质，就指他对学习与表现的双重控制能力。人的这种能力因差异而不同，但这种能力的培养与诱发必须通过教化才能完成。从婴儿到成人的基本教育方式有两种：养成教育与选择教育。前者为“行”决定“知”，多在社会活动中自觉与强制形成一定的习惯，达到符合社会行为准则的目的，以利后来发展。后者则更趋向于“知”决定“行”，更多取决于受教育者在一定社会条件与自身个性的把握表现中选择一定的行为方式，来做出符合社会要求或主观认为可能优于社会准则的举止，进一步确立后来的发展道路。一般来讲，年龄越幼小，养成教育越重要，且成就越大越易显现。一般所谓的“家教”主要是指养成教育而言，而成年以后的社会人，更多依靠选择教育来实现自我并发展社会。禅宗所谓的“至道无难，唯嫌拣择”自然是针对选择教育而言了，而正确的选择必须依靠对文化的深入认识与把握了解，对于基本成人的大学教育与涉外教育更是如此。因而更显出教师对文化基础元素认识与把握的重要性了，中国古代有“名师出高徒”的说法，其原因也在于此。

陈绶祥多寿纸本设色 138×69厘米 2006

陈绶祥富贵万年图纸本设色 138×69厘米 2007

　　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元素当然是汉字，汉字是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可称为最完美记录和诠释社会文化观念的平面视觉符号。汉字又决定了并影响着汉语的发展，因此，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基础教育是汉字教育与汉语教育。然而，不亚于汉字与汉语教育的文化教育方式应该是中国美术教育，主要是指书法与国画教育。近一百多年，由于西方文化侵略的影响，把西方美术基础教育当成了所谓“美育”来强调，其实，“美”这个属于“艺术哲学”中的词汇既不能说明美术的本质，更难说清“美育”这个概念。一切人类文化中有关“美术”的范畴，基本上是指文化中形与色的表述与认知。中华民族的“形”“色”观，不但早于汉字，而且影响之深远也大于汉字，而且直接制约了汉字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不但图形是“画”出来的，汉字也是“画”出来的，书籍至今还称“图书”，汉字至今还以多少画归类。汉字固有的“形”态，正集中反映出中华文化的造“形”原理与原则。

陈绶祥舂米吹糠图纸本设色 180×49厘米 1994

陈绶祥忆母屏之三缀补图纸本设色 180×49厘米 1994

　　崔伟刚：陈老师，目前您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思考已经整理成《中华文化思索讲义丛书》，相继推出《第一农业文明》《国画是什么》《二阶文明》《字里行间》《第三本能》《心比天高》等十部著作，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国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请您谈谈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

　　陈绶祥：最初，我打算写成一部较能引人深入思考的有关国画的书，力求图文并茂，且能唤醒对国画的思考学习，达到随人深浅入时的目的。但当我开始动手时，便发现受到了空前的质疑，几乎到了寸步难行的困境。我拜师学国画至今已有六十余年，有三十余年致力于国画教学的实施与国家重大艺术课题的撰编，自以为可提出供当代国画界思考的问题。实际不然，几乎从任何角度提出的有关国画的问题，都不能完满指向当前国画发展的根本问题。因为国画是画画，而当代所有对国画的改造与教育都是教人画东西，这个目的是根本不能绕开的，所有的论述都像是隔靴搔痒。于是，我只有把想到的一些问题记录下来，久而久之，便成了有关当代国画问题的“天问”，我越发不敢动笔了。但毕竟欠债终须还钱，2014年山东济南替我建立了“大隐国画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又要求我回院带国画博士研究生，我难以推托不还文债的任务，只能硬着头皮，下决心把原来的文债清理出来。“天问”已是许多问题的根本了，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现代化与古代中华文明重要取舍的人类大问题，都是由于“文化学”的异同导致的根本问题。

陈绶祥和平鸽纸本设色 69×46厘米 2010

　　最终，我将数十年的思考梳理成了十本有关中华文化问题的丛书，以国画、书法为切入点，提出了浅入深出的思考。每册篇幅在五万字左右，并配以一些插图，无所谓对错得失，只是一个思考的履迹。文化来源于不同的文明，姑且将它们称为“中华文化思索讲义”，供看官茶余饭后零星时间阅读或嚼舌。许多问题均无解，也许无解才是真正的解，这就是这些思索的来由。既然我们将“文化”作为当今社会的“共识”来讨论，我们必定要明白“文化”是所有地球人的共同特征。虽各户有别，然总有同一。文化是一切人类的共同特征，是人类知与行的总和，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才能达到思维目的，这才是这套丛书的有关问题与研讨的目的，也姑且称为“文化学讲义”吧。（本文由录音整理，经陈绶祥审阅）

崔伟刚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咸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院长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