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水浒人物之十一 破碎的名士梦想 吴用（上）

吴用是大宋王朝的基层知识分子，是非常有抱负、非常有胆识同时也非常有才干的一个人。
　　吴用起先在郓城县东溪村教书，人称“吴学究”，吴用满腹经纶，通晓六韬三略，足智多谋，绰号“智多星”，常以诸葛亮自比，在一些影视资料里也常把吴用刻画成羽扇纶巾的孔明形象。
　　吴用有如此的才华，自然不甘心在基层教一辈子书。谁都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再没有作为的君主也喜欢别人奉承他为在世尧舜，再孱弱的皇帝也幻想成为秦皇汉武，再无德的皇帝也不愿意别人称他为桀纣之君。一手好书法的蔡京不甘心只沉浸在艺术追求中，一身好武艺的阮氏兄弟不甘心终生打渔度日，何况富有 “修身、齐家、平天下” 读书人情怀的吴用呢？
　　不过呢，吴用终生都没有成家，自然也没有妻室，估计是心气太高，但自己又没有少年成名，不像诸葛亮，青年时便以“卧龙”闻名天下，早早便和名士黄承彦之女喜结连理。成家的男人做事就会趋于稳重，同样做事也趋于谨慎，胆气火气都会减弱不少，理性的成分逐渐增多。
　　吴用不是大宋王朝那个时代完全意义上读书人，他不但能文还能武，善施两条铜链，在刘唐与雷横持两把朴刀恶斗时，就是以铜链将他们两人隔开，没有两把子力气和武术根底，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透视出那个时代的治安状况，连一个教书的都随身携带武器以防不测，要知道那个时代可是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盛世啊，《清明上河图》就是描绘的那个时期。
　　刘唐与雷横为什么恶斗呢？原来捕头雷横夜里巡街将流浪江湖的刘唐抓获，并将刘唐吊了一夜，后晁盖谎称刘唐是自己的外甥将刘唐救下，并给了雷横十两银子，刘唐气不过，背着晁盖去向雷横讨要银子，雷横不给，所以两人才以命相搏，后来晁盖赶到拉开了两人，雷横的银子也没还给晁盖，甚至连表面的客套推让也没有，想到和雷横同系统的戴宗、蔡福、蔡庆他们对银子的饥不择食态度，再想到他们都是后来的好汉，还多少能有些道义的底线，就可以想到大宋时期的吏治腐败到了何等地步。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文武双全的吴用出人头地的机会几乎为零。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岳飞也是文武双全，在局势倾危时，被南宋小朝廷倚为擎天之柱，而一旦局势稳定下来，即遭“莫须有”的陷害，岳氏一门都死得极其悲惨悲壮。岳飞的人格、品德、才华、功劳都世所罕有，但南宋小朝廷宁可向金俯首称儿臣，也要诛尽岳飞满门。赵氏皇族的小圈子利益压倒一切，这个小圈子有自己的用人标准，蔡京、高俅他们受重用是因为他们符合标准，能文不能武或能武不能文，而且人品要差，没有号召力，一大把小辫子在手里攥着，随时就能剪除，对自己形不成威胁。岳飞正和他的选材标准相反，赵构其实对岳飞烦得要命也恨得要命，但局势危急只能压在心里，局势一旦好转，赵构就任命了自己理想中的人才秦桧，杀害了岳飞，并和金国屈膝媾和。
　　可以说，通过正常渠道，吴用是无法升迁得到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机会的，因为吴用不符合赵氏皇族的人才标准。在宋之前，中国的读书人都是文武双全的，上马能冲锋杀敌、下马能吟诗作赋，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文人和武将，统称为“士”，士的追求是“救万民出水火，解乾坤于倒悬”，如果能被称为“国士”，那就是莫高的荣誉，“国士无双”则堪称对皇帝之外的人最高赞誉了，所以士为了理想并不惜身，士不认为国君就应该高高在上，就应该不受惩罚不受约束，“荆轲刺秦王” 和张良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就是经典的不畏强暴的士的行动典范。汉朝的卫青、霍去病、李广，唐朝的李靖、秦琼、颜真卿、郭子仪，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即便是孔子也是精熟六艺，善骑射，据说就是靠拳脚收服了勇武的子路。不过到了大宋时期，文和武就开始逐渐分家了，欧阳修、三苏、王安石、司马光这些北宋时期最有名的文人和“武”基本不沾边了，但因心怀抱负，豪迈之气尚在，到了南宋，以柳永为代表的文人不但和“武”彻底不沾边了，连豪迈气也没有了，南宋小朝廷处处莺歌燕舞庸脂俗粉的娘娘腔，辛弃疾、李清照这些南渡派反而因豪迈显得另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因为“士”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纷乱的世道也给了他们保持独立性的机会，这个国家不采纳就去别的国家，这个国君不采纳就去找别的国君，总之，绝不委屈自己，绝不为了一点功名就改变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理想得不到施展就辞国而去，自己的主张得不到采纳就辞官而去，这样的例子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时期比比皆是。但进入“读书人”时代也就是宋王朝就不行了，赵匡胤开始有意识的塑造大宋特有的文化氛围，文化界思想界开始重新诠释“儒家思想”，开始强调“三纲五常”“学而优则仕”，“重文轻武““刑不上大夫”就是从那时真正开始兴起的。“士”开始慢慢退化为“手无缚鸡之力”不事营生专以读书考取功名为生的“职业读书人”，独立性慢慢就丧失了，独立性丧失了，理想也就开始流为形式和口号了。“读书”既然成了一个职业，就难免以“功利”为目的了，以功利为目的就必然以实用主义为手段，说一套做一套，嘴上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娼，伪道学必然横行。统治者拿着读书人的饭碗，读书人就得为统治者服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就是读书人的必修课，即便是被诬陷遭贬斥甚至诛杀，也要感谢圣恩，所以后世人痛斥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脊梁，怎么可能有脊梁呢？脊梁在给孩子教育洗脑的过程中就被抽走了，爱因斯坦曾说“常识就是一个人在十八岁之前积累的那些偏见”又说“所谓教育，是忘却了在校学的全部内容之后剩下的本领。”从爱因斯坦的警言中，我们不难明白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被抽走的，中国知识分子学了很多形式上的东西，核心价值观、道德观都丧失了，而没有正确的符合“道”的价值观、道德观，就不会有创新能力，没有创新能力也就创造不出可以彪炳后世的业绩，也就推动不了历史进步，创新能力来自于自然的启迪，对人类自身及人类社会的关心和因之产生的牺牲精神，创新首先基于一种对原有的破坏，所谓“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因之需要一股很大的冒险勇气和可能为此付出代价的牺牲精神，没有一定的冒险精神和牺牲精神是做不出什么事来的，而牺牲精神又来自于对理想的追求和道德观价值观的坚守。由于创新往往带有对旧秩序的冲击，难免在利益和观念方面引发矛盾甚至冲突，从而造成创新者的失败甚至不幸，所以社会对个人要有一定包容能力和保护能力，要给他们一个自由发挥的合适空间。宋朝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不是那些浩如烟海的典籍或者诗词歌赋，而是活版印刷术，发明活版印刷术的是一个地位很低下的小人物老工匠毕昇，但这个北宋的小人物却是中国以及人类史上的大人物，感谢沈括的公正记载，毕昇的名字才没有被淹没。可以看得出北宋时期，社会的包容力是比较强的，大宋的繁华与此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