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济民（1912—1979）

丁济民（1912—1979）

丁济民（图10.7）是丁仲英之子，也是家庭和家族医学的继承人。年幼时，他在浦东儒家学者朱天梵的私塾学习，学习方法还是跟一个世纪前的费伯雄一样，背诵经典，读医学著作，学习书法，吟诗作对。长大后，父亲丁仲英因为家庭矛盾没有让他在上海中医学院接受教育，于是从17岁开始，他便开始跟随自己父亲学医。

两年的学徒时期结束后，丁济民开始在下午给“小号”病人看病，就是那些付不起父亲“大号”费用的病人。然而，所有的看病收入都算在丁仲英的名下，儿子只得到一点象征性的补贴。这在丁家这种层级结构家庭制度中又是一个矛盾冲突的源泉。丁仲英的每一个儿子都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冲突。丁济民选择了沉浸于学术研究。凭借20世纪30年代在自任编辑的《光华医药杂志》发表的文章和40年代在《医史杂志》发表的文章，丁济民逐渐成为了颇有名气的医学史家。他也开始收集医学书籍和历代中医文物。他的收获之一就是一册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的最早版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丁济民将该书捐赠给了北京中医研究院，表现了自己的爱国之心。

在父亲和堂兄去了香港之后，丁济民很快成为上海中医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在这个新的角色中，他积极努力工作，以确保中医在新中国有一席之地。他还与章次公和钱今阳一起，编辑出版了《新中医药》杂志，在20世纪50年代，这本杂志成了中医传统的喉舌。章次公是其祖父的一位学生，也是中国医学界左翼的重要人物，（第十三章将详细介绍）。钱今阳（第十四章将详细介绍）是来自武进县的一名医生，也是上海卫生局的顾问。1948年，在上海的各个中医学校关闭后，他在组织中医教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这三人都与陆渊雷及其现代化和科学化事业有着密切关系，因此陆渊雷、章次公也成了丁家的常客。

1951年1月19日，丁济民和陆渊雷在上海代表卫生局主持了一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百多名医生，这次会议促成了中国第一所中医进修学校的成立，此后又成立了其他几所。成立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医社会主义改革的第一阶段提高中医师们的西医知识水平。丁济民被任命为上海中医进修学校的副主任。这又一次告诉我们，中医界的精英阶层从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是何等顺利，来自武进县的医生和丁氏医派在这个阶层中代表性又有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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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7 丁济民（右）和丁一谔（丁家）

1952年，也是这一批医生在建立上海卫生局直属中医门诊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当时上海最好的中医机构，目的是为当地的领导干部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这个诊所集中了上海的所有名医。门诊部的三个副主任中有两个是孟河医生的直系后裔，他们是丁济民和费绳甫的外孙徐福民（徐相任之子）。另外一个是来自武进县的张赞臣（1904—1993），专治咽喉疾病的专家。他开始在丁甘仁的学校学习，后来成了谢观的弟子，因编辑《医界春秋》杂志而成名。该门诊部有六大部门——内科、妇科、外科、儿科、针灸和骨伤科，直到1955年才停止，然后搬迁到了上海市青海路49号的新址，改名为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此时的丁济民已经被提升为第十一人民医院的副院长。该医院和第五门诊部属于同一党组织管理，1954年改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第一所中医医院。它拥有床位150个，每天门诊接待1000多人，其中很多医生都是丁甘仁最有影响力的弟子。

1956年，丁济民也开始在新成立的上海中医学院授课。1959年，他担任医学史教研室主任，但仍然在第十一人民医院接待门诊病人，直到1960年被提升为龙华中医医院的副院长。同年，他担任了中华医学会上海中医学会的秘书长。在此期间，丁济民继续发表关于临床医学和中国医学史话题的文章，参加国家发起编纂的《辞海》的中医学部分，写了一篇关于病毒性肝炎的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文章，一本历史病案记录集没能完成就于1979年去世。

虽然丁济民继承了丁家医学传统的大部分文化和社会关系，但他的传记表明，这一切都没有让他成名并过上安逸的生活。在20世纪50、60年代，丁家的名声既是一个财富也是一个负担。他的成功是因为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让自己成为一名受人尊重的学者，并更加积极地参加中医的现代化，从而能够与新的政治精英阶层建立重要联系。当然，其他的一些因素无法衡量。中国这段时期的历史太个人化，历史记录又太有限，以至于没法探究这些问题的真正答案。丁济华和丁济民都以自己的方式奋斗着，在各自继承的限制因素中表达了自己的个性。他们的兄弟丁济南也是如此，只不过他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生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