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灭蜀之后十六年，司马炎才再度伐吴，为何魏晋迟迟不伐吴

公元263年，邓艾偷袭阴平，兵临成都城下，刘禅率众投降，蜀国正式灭亡。

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以贾充都督，六路大军南征东吴，第二年东吴正式灭亡。

历史上，夷陵之战后，孙权与刘备幡然醒悟，东吴与蜀国是合则两利、分则两败、斗则必亡，必须联手才能抵抗曹魏，任何单独一方都无法抗衡魏国，所以夷陵之战后吴蜀建立了真正联盟。但263年蜀国灭亡之后，东吴已经独木难支，魏晋又有灭蜀之威，为何魏晋一直没有南征东吴，反而又过了16年才伐吴？魏晋为何耽搁了16年之久，司马昭难道没有一统天下之心？

其实，早在262年时，司马昭就制定了灭蜀三年之后，水陆并进灭吴的计划，只是遭遇一系列突发事件，导致该计划暂时流产。

263年，司马昭派钟会、邓艾、诸葛绪三路伐蜀，钟会大军与姜维对峙剑门时，邓艾偷袭阴平，一举攻到成都城下，刘禅随之投降，宣告蜀国灭亡。按照计划，魏军休整三年之后，水军沿长江东进，襄阳、淮南之兵从陆路攻吴，水陆并进两路伐吴。

但蜀国灭亡之后，魏国却迎来一场内乱，打乱了司马昭一统天下的计划。

作为伐蜀军的统帅，手握20余万重兵的钟会，灭亡蜀国之后却滋生了野心，先是陷害邓艾，随即又与姜维合谋割据益州，最后依靠监军卫瓘的足智多谋才平定钟会之乱。

钟会之乱虽平，但带来的余波却很大，司马昭忙于整合内部，处理隐藏在内部的反叛者，短期之内根本无暇考虑东吴问题。我们都知道，司马懿通过高平陵之变掌握了魏国大权，让司马氏得以鸠占鹊巢，因此司马氏非常警惕和担心别人也这么做，就如宋朝非常担心手下大将玩黄袍加身游戏一般，于是钟会之乱让司马昭非常紧张，首先要考虑稳固司马氏的地位，而不是外部的东吴。

更为重要的是，265年司马昭去世，司马炎接任相位之后，立即逼迫曹奂禅让，建立了晋朝，魏晋交替之际，司马炎首先要稳定江山，而非伐吴。

269年，司马炎稳定内部之后，开始积极筹划灭吴战争，以实现统一华夏的大业。

《晋书》有云：“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散骑常侍、卫将军如故。”司马炎任命大将军卫瓘镇守临淄，司马伷坐镇下邳，特地调任羊祜（hù）为荆州诸军都督，驻地为魏晋南征的军事重镇襄阳。所谓羊祜，是魏晋时期著名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会用兵也会收拢人心。

当时，吴国北线防御体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东部的扬州和西部的荆州。其中，荆州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当年孙权不顾孙刘联盟偷袭关羽，本质上还是为了东吴安全，因为从荆州江陵可以顺江而下，直抵南京，对东吴威胁太大。因此，羊祜坐镇的荆州，处于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是灭吴战争的关键地区，司马炎任命羊祜都督荆州，用意不言自明。

羊祜赴任之后，立即做伐吴准备工作，但经过西陵之战失败后，羊祜判断认为“东吴国势虽已衰退，但还有一定实力，尤其还有陆抗这样的优秀将领，因此伐吴不宜操之过急。”于是，羊祜调整战略，采取逐步蚕食与攻心的策略，以积蓄实力，瓦解对方，寻找灭吴的合适时机。

尤其攻心战略，以至连东吴名将陆抗都中招，称赞羊祜“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一次陆抗生病，向羊祜求药，羊祜立即使人送药过来，陆抗手下怕有诈，劝他谨慎服用，但陆抗却直接服药，云：“羊祜怎会用毒药害人呢”。连东吴主将陆抗都对羊祜信服不已，更何况羊祜刻意攻心之下的其他人？

276年，万事俱备只等令下，羊祜上书《请伐吴疏》，认为晋国天时地利人和皆具，此次伐吴必胜，不能给吴国留下太多时间以防有变，尤其吴主孙皓昏聩残暴，导致上下离心，一旦孙皓突然去世东吴迎立新主，那么局势可能生变。于是，司马炎有心伐吴，拜羊祜为征南大将军。

但羊祜为人过于正直，嫉恶如仇，因而受到贾充（毒女贾南风之父）、荀勖、冯紞等的忌恨。因此，这一伐吴建议立即遭到众多反对，权臣贾充、荀勖、冯紞等的态度尤为激烈，不想让羊祜立下不世奇功压制他们一头，提出西北地区的鲜卑未定，不该两线作战。当时，恰逢鲜卑树机能打下凉州，尽管羊祜认为“东吴平定，则胡人自然安定，当前只应迅速完成灭吴的大业”，可惜多数人不支持羊祜。最终，因为鲜卑树机能打下凉州，司马炎将重心放在了西北，这一次伐吴计划不了了之。

278年，羊祜去世，留下一生遗憾。

279年，羊祜已死，西北事了，司马炎决定伐吴，以贾充都督，司马伷、王浑、周浚、王戎、胡奋、杜预、王濬和唐彬等八部，分六路大举伐吴，这一次无人阻拦，最终晋军势如破竹，孙吴防线快速崩溃，第二年吴主孙皓自缚其手主动投降，吴国灭亡。

因此，魏晋之所以等待16年才再次伐吴，一方面是时机不成熟，东吴尚有一战之力，而魏晋又不愿损失过重或再次遭遇失败，所以才谨慎的等待了10多年；一方面魏晋内部纷争不已，既有钟会之乱、司马昭之死、司马炎代魏等带来的动荡，需要安定内部，亦有内部倾轧，尤其是贾充等对羊祜的反对，推迟了伐吴战争进程。

参考资料：《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