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唐人·士人篇（二）
由于官阶、家境、个人情操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唐朝士人阶层在饮食上的追求有很大不同，他们有的过分苛求精细奢华，有的仅仅只是想填饱肚子，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呢？小编今天就来细细讲述士人饮食上的大不同。
一般来说，能够在饮食上讲究奢华精细的，大都属于士人阶级的上层，他们有的出身于豪门大户，有的和皇家有姻亲裙带关系，或者身居要职。从史籍记载来看，这些士人对饮食精细的追求，以及过分挑剔的行为，有时甚至超过了帝王。
而这种挑剔的行为，有的是源于养生的观念，比如唐高祖李渊之妻窦氏（唐朝建立后被追封为太穆皇后）的家族在日常饮食中只吃白麦面，只是因为听从“白麦性平”的医嘱；有的纯粹只是为了讲究精细，如玄宗时期任吏部尚书的韦陟（宰相韦安石之子）每餐“以鸟羽择米”，还有唐武宗时期的宰相李德裕“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至三煎，即弃其滓于沟中”，还曾“遗钱十万，俾为酒肴之备”。这样的大手笔的饮食行为，让人目瞪口呆。
上层士人日常饮食的贵族化，主要体现在对饮食环境的选择、食器的使用以及对原料的要求两个方面。对饮食环境与食器的选择，体现着一个群体饮食层次与饮食情趣。这是因为进食活动是一种配套性、综合性的日常活动，当食品本身已经超出常态之时，其配套的进食环境与食器也必然要处于同一水平之上。
唐朝杨国忠的后人觉得夏天宴饮实在过于炎热，就命人雕一座冰山放在旁边避暑，故有《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的宴饮环境：“座客虽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挟纩者”。朔方节度使李进贤宴请宾客之地是“室宇华丽，楹柱皆设锦绣；列筵甚广，器用悉是黄金。……芳酒绮肴，穷极水陆，至于仆乘供给，靡不丰盈”。其豪奢程度，甚至引得同朝为官之的士人发出“迩后历观豪贵之属，筵席臻此者甚稀”的感慨。
而后唐人冯贽《云仙散录》中记载的:“元载凡饮食，冷物用硫磺碗，热物用泛水瓷器，器有三千事”。又记载“李适之有酒器九品:蓬莱盏、海川螺、舞仙盏、瓠子卮、慢捲荷、金蕉叶、玉蟾儿、醉刘伶、东溟样。蓬莱盏上有山，象三岛，注酒以山没为限。舞仙盏有关捩，酒满则仙人出舞，瑞香毬落盏外。”其中，舞仙盏与《清异录》中记载的唐文宗的神通盏有异曲同工之妙。
饮食环境与食器虽然很重要，但是真正能展现饮食的精致奢侈的一定是是饮食或者食材本身。皇家饮食之所以精奢，是因为其掌握了其他人掌握不了的资源，能够品尝其他人见不到的东西。而追求饮食奢侈化的士人，其资源虽然比不上皇家，但也比其他官员或者士人来的广泛。因此，求奇、求精也是这一阶层用来展现其饮食之奢的一种表现形式。
唐朝宰相裴冕“每宴宾客，滋味品极，坐客有昧于名者”。相对于裴冕的以奇制胜，李德裕对饮食的要求则主要体现在“精”上。
《玉泉子》中记载:“昔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谓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角。’其人献之数十斤，李不受退还。明年罢郡，用意精求，获数角投之。德裕阅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内，以银合闭之。诸旦，因视其肉，已化为水，种服其广识。”
此条记载本意在于表现李德裕见识之广，但从数十斤到三角的数量变化亦可看出，李德裕着意于饮食的精细而不是数量的多寡。
又载其“自毗陵至京置递铺”让人来回取水，只是为喝到和京师相隔三千里地的惠山泉水，后来虽然停止了让人送水的行为，也只是因为受人指点在京师昊天观常住库后，找到一眼与惠山泉脉相通的井。
先不说李德裕劳人劳力满足自己口腹之欲的做法是否恰当，但这两个例子一定能反映他对饮食本身品质至高追求的态度。
还有一些仕宦文人，为了满足自已挑剔的口感还采取了非常态的方式，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虐杀行为。
根据《朝野佥载》的记载:“虔州司士刘知元摄判司仓，大酺时，司马杨舜臣谓之曰:‘买肉必须含胎，肥脆可食，余瘦不堪。’知元乃捡取怀孕牛犊及猪羊驴等杀之，其胎仍动，良久乃绝。”
又记载:“（武）周张易之为控鹤监，弟昌宗为秘书监，昌仪为洛阳令，竟为豪侈。易之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取起炭火，铜盆貯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则回，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拦驴于小室内，起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易之曾过昌仪，忆马肠，取从骑破肋取肠，良久乃死。”
这些有着变态嗜好的士人最后的命运都挺悲剧的，可能是坏事干多了的报应，他们大都死于非命，特别是张易之兄弟被诛杀后，民间称其为“走马报”。可见，当时的舆论对这种非人道的饮食方式也是很有意见的。
除了身处上层的精英士人之外，绝大部分士人都是低阶官员或者是仅仅只有文化人身份的人，绝大多数的士人需要承担起生活的重压，因此造成他们的生活都比较清贫、简单，更有甚者，其生活水准还不如普通的贩夫走卒，如颜真卿在临川任职内史的时候，辖区内有一个叫杨志坚的人“嗜学而居贫，……山妻厌其饘臛不足，索书（放妻书）求离”，讲的就是这人过于爱读书，他的妻子嫌弃家里贫困，要和他离婚的事。
唐玄宗时期的重臣王琚在显达之前家里也很贫困，“止于村妻、一驴而已”。唐朝宰相段文昌在他发迹之前的生活更是清贫，甚至还因蹭食而被僧侣厌恶，“少以贫窭修进，常患口食不给，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辄诣谒湌，为寺僧所厌，自此乃斋后扣钟，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一诗中写道:“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富家子弟大多饿不死，有才华的读书人反而终身潦倒，可以说是唐朝时期普通文人的真实生活写照了。
就杜甫本人而言，也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窘迫生活。可能也与长期过着这种窘迫生活有关，常常处于饥饿状态，杜甫才会在横州耒阳县因食酒肉过多而卒。
不止普通文人这样，有的拥有官衔的人，往往也会因官职过于低下而陷于生活的窘困，如“唐贞观中，张宝藏为金吾长史，尝因下直归栎阳。路逢少年畋猎，割鲜野食。倚树长叹曰:‘张宝藏身年七十，未尝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独异志》也有这样的记载:“唐德宗朝有阳城者，华阴人也。..... 朝廷以谏议大夫征起。性嗜酒,常枕以江石，每用质于酒家，有得三数斛者，料钱入室，即复赎之。”谏议大夫为正五品上的中层官员，不掌握实权。但是，即便为职事官，若是职位不高也可能会有温饱之忧，如刘赡“任大理评事，日饘粥不给。尝与安国寺相识僧处谒飧”。可见，唐朝中下层官员特别是闲职官员的俸禄并不高，在可能会有温饱之忧的情况下，明显是不足以支撑其挥霍性开销的，所以在饮食上自然显得清贫简朴一些了。
除了囿于时运、官资而被迫清贫生活的士人外，也有一些身居要职之人，因为自身的心胸与气度而对饮食相对随意。
比如“卢相迈不食盐醋，同列问之:‘足下不食盐醋，何堪?’”迈笑而答曰:‘足下终日食盐醋，复又何堪矣?’”也有因为性格高洁不好饮馔的士人，如《唐国史补》载“刘忠州晏，通百货之利，自言如见地上钱流。每入朝乘马，则为鞭算。居取便安，不慕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兼品。马取稳健，不择毛色。”还记载了“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
以清贫而著称的唐相卢怀慎“清慎贞素，不营资产，器用屋室，皆极简陋，既贵，妻拏尚不免饥寒。……常器重璟及从愿，见之甚喜，流连永日，命设食，有蒸豆两，菜数茎而已。”另有“（唐朝宰相）郑余庆清俭有重德，一日，忽召诸朋朝官数人会食。……庆呼左右曰:‘处分厨家，烂蒸去毛，勿拗折项。’诸人相顾，以为必蒸鹅鸭之类。逡巡舁抬盘出，酱醋亦极香新，良久就食，人前粟米饭一碗，蒸葫芦一枚。相国食美，诸人强进而罢。”
但是，这些自身饮食极为清贫的士人，并不会以自己的喜好要求来苛刻下属，如郑余庆虽然自己的生活过得极为简朴，但“每在方镇，公厅陈设，器用无不精备，宴犒未尝刻薄”。
除了本性豁达、高洁之外，在士人群体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或原因而选择清简饮食的，如兰陵萧某“绝粒吸气，……积十余年，发尽白，色枯而背偻，齿有堕者”，为了修习神仙道法以求长生；仆射刘崇龟“尝召同列餐苦蕒饆饠，朝士有知其矫，乃潜问小苍头曰:‘仆射晨餐何物?’苍头曰:‘泼生吃了也。’”其以清检自居只是为了博取名誉而非本心，因此徒留笑柄；还有人则纯粹是因为吝啬使然，《金华子》记载有:“郑傪为江淮留后，金帛山叠，而性鄙啬。每朝炊报熟，即纳于库，逐时量给，缄锁严密。”
由于饮食是一种消费性行为，是依托于经济、地位等外部条件的。在等级社会中，人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在其身份与地位规定的范围之内，饮食也不例外。因此，身份的转变往往带来饮食行为的转变，这种转变有的是逐步发展的缓慢过程，也有的是瞬息而变。
在唐朝，豪贵之家返贫的情况经常发生。原因很复杂，有的是因为家道没落，如《唐阙史》中记载的“王氏先世薄宦，子孙以力稼自赡，杀鸡炊黍以备日饷”。但更多的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战乱，政局不稳会造成社会的整体动荡，仕宦阶层因其本身特定的地位和丰厚的财物，往往会受到最为猛烈的冲击。
如《剧谈录》卷下记载:“乾符中，洛中有豪贵子弟。承籍勋荫，物用优足。恣陈锦衣玉食，不以充诎为戒，饮馔华鲜，极口腹之欲。……及大寇先陷瀍洛，财产剽掠俱尽，昆仲数人，与圣刚同时窜避，潜伏山谷，不食者三日。贼锋稍远，徒步将往河桥，道中小店视开，以脱粟为餐而卖。僧囊中有钱数文，买于土杯同食，腹枵既甚，粱肉之美不如。”
这种转化是双向性的，也有一些文人因时来运转而瞬间摆脱尴尬的生活困境。
《唐摭言》中记载:“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湌。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己皆碧纱幕其上。”从厌恶到以碧纱罩其所提之诗，可见身份转变带来的待遇之不同。
《玉泉子》也有记载:“赵棕妻父为钟陵大将，棕以久随计不第，穷悴愈甚。妻族益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州郡谓之春设者，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后听闻赵郎及第，“妻之族即撤去帷帐，相与同席，竟以簪服而庆遗焉。”从“以帷隔绝之”到“相与同席”，可见人情冷暖，亲情厚薄全凭地位决定。
总之，唐朝的文人因其家世背景、个人权位、情操心境的不同而选择了不同的饮食方式，也会随着社会情况与个人境遇而不断发生转化。与普通富裕文人不同的是，仕宦文人因为身兼官职的缘故，饮食行为往往会受到更为严格的社会舆论监督，所以有武周时期的张衡“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因为在路边吃了蒸饼，与官员身份不符而被弹劾，也因此没有升入三品，简直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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