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家桥头村：富商巨贾圈门巷

很小的时候，每年的初七初八甚至更晚，我都要跟着父亲步行二十来华里，到桥头村的“姨妈妈”（奶奶的妹妹）家拜年，算得上是长途跋涉。虽然少不更事，对那些礼套不大明白，但对于桥头村的印象，却是从那个时候就有了，而且对桥头村古旧的老宅、深悠的巷道记忆犹新。

桥头村位于董家集镇东南约4公里，村民多为孙姓，系从本镇湘江村迁来。宋绍兴年间（1131-1161），始祖孙哲由敷山（今秀市同造）徙居于湘江村，从此开枝散叶，子孙蕃盛。相传，孙哲好游猎，一日行至湘江，天色已晚，便借宿于此。晚上睡觉时梦到一位骨格清奇的老者，告诉他宜定居此地。孙哲醒来后将信将疑，便捡起一根枯枝，信手插在地上。一年后再此来到此地，发现柘枝已然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小树，他始信老者梦中所言非差，这才下决心举家迁来，在此开山定居。

明宣德年间（1426-1435），孙哲十三世孙崇智公析居至附近的城南村，成为城南孙姓始祖。清康熙年间（1661-1722），孙哲二十二世孙尚璠公迁居数里之外的桥溪村（即桥头），成为桥头孙姓始祖。湘江、城南、桥头等孙姓村庄隔田相望，声犬相闻，相守相助，婚丧吊祭，一呼即应。

桥头村原为周氏村庄，建村于明代，原名“桥溪”，据说村中原有溪流经过，溪上建有桥梁，以桥名溪，故称“桥溪”。至于“桥头”的名称由来，大约也与这座桥有关。据谱载，桥头孙氏始祖尚璠公怡情诗酒，喜山乐水，见桥头土厚田肥，山青水秀，于是在此购地开基。又据谱载，桥头村“前则叠叠乎山，恍如腰带；后则郁郁乎龙。左右溪水潆洞，知源泉之混混，上下田连阡陌，喜丰年之穰穰。至于神庙古迹居其西，时传鼓声，等万籁之奋出。玉井流泉环其东，澎湃奔涛类飞龙之疾迅。”大意是说，前面群山连绵像一条玉带，后面树木茂盛像一条卧龙。左右都有溪水，上下都是粮田，村西有古庙，村东有清泉。这样的地方自然是一块风水宝地，难怪尚璠公要流连忘返了。

桥头村西，有一株据称已有千年的古樟树，虽然枯枝残桠森然挺立，却掩盖不了古樟的茂密葱郁，不知何年何月何人所植。村庄北面，有一条旧称“国防公路”的水泥公路，也叫云独公路（云庄到独城）。这条公路北可通董家，西可达独城，南直抵泉港，东接云庄往尚庄坞社里北坑石上等地，可谓四通八达，交通便利，据称是古代的“官道”。村中有一纵五横六条主巷，小巷不计其数。每条主巷的巷口都建有圆拱形的门（当地称作“圈门”），门上置有雨篷，门内装有实木大门。据称，这种建筑设计风格是为了防止外贼入侵。想来，当年桥头村众多先贤在外经商，家中巨宅无人住守，采用这样的自卫方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可惜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些雨篷和大门都被拆除，有的圈门因门道太窄而被人为拆去一角，留下犬牙交错的残垣断壁，看着很不是滋味。

村内，自清代至民国期间的传统建筑甚多，大部分保持完好，多数都有一个或多个天井，不少房屋至今有人居住。这些老宅全部集中于老村盘上，外面被外墙和圈门围成一个整体，内部则经由巷道彼此相通，圈门的大门一关，村外的人就无从进入，而村里却仍是畅通无阻。所有建筑从底到顶一律眠砖砌成，方屋方堂，中规中矩，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传统古建筑群。可以想见，村庄的先辈们在建造这些房屋时，不仅所耗甚巨，也颇费了一番心思。而村中巷道更是干净整洁，在雨水的映衬下，鲜亮而悠长，一尘不染。

孙姓迁居桥头三百多年里，村中通过科举或举荐的仕宦并不多，但是巨商豪族却不少，历代皆有，层出不穷。至少从清嘉庆年间开始，一直到民国，桥头孙氏便有人在湖南衡阳一带经商，而且人数众多，生意兴隆。这些成功商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把生意做到了极致，把美名留给了青史，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嘉庆朝时，有位叫孙仁远的，从小入塾读书，精通文史，十分被人看好。长大后因为家庭成员众多，不愿意在家坐吃山空，就产生了外出经商的想法，并去往衡阳。由于孙仁远有文化，做人又聪明练达，比起一般的生意人精明许多，数十年后成为富甲一方的巨亨。他的弟弟孙仁高在家打理家务，井井有条。孙仁远长子孙文泰，从小跟着父亲住在衡阳，周游各地，长大后另起炉灶到祁阳县经商，也是做得风生水起，所获之利不下十千。后来叔父仁高仙逝，父亲见文泰有头脑，会办事，便让他回到老家桥头，料理家庭一应事务。

道光朝时，有位叫孙文华的，早年跟着村人到衡阳一带，目睹乡亲们在这里生意做得很好，也跟着做起了生意，而且做得不错。他的长子殿升、三子茂升都跟到了衡阳，和父亲一起经商，就连他的侄子思曾也跟了过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孙文华害怕殃及自己，便草草收了摊子，回到桥头老家，把家当分给两个儿子。茂升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不忍远离，又放不下陶朱白圭之术，就在离家乡一江之隔的清江县樟树镇开店经营，从事金银首饰加工业务（银匠）。茂升长子万邦，十三岁便在父亲的银铺里学徒，长大后父亲给他八百两银子，让他自己去开设银楼，不到十年时间资产就过万。洋务运动开始后，清政府与国外贸易日益频繁，金价飞涨，万邦父子趁机大开银楼、钱庄、茶号、米号、杂货号，整个一条街都成了他的产业。万邦四十岁时就退出商界，回到家乐享天年。他的儿子家祥学富五车，本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没想到清政府下令废止科举制度。虽然授了修职郎和明经进士（通过捐钱得到的待遇），但还是未能如愿踏入仕途，万邦便命其改士为商，接掌生意，事业蒸蒸日上。后值时局变迁，结束钱庄。一家四代都成为富商巨贾，这也算得上是一时佳话了。

又有孙焕吉、孙松龄父子，也是子承父业，在衡阳从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商界大亨大多善于变通，在科举不第之时，马上转而从商。经商过程中，不仅凭着自己的学识才智闯出一天天空，而且公正诚信，老少无欺。在年事渐高时，不贪图钱财，懂得激流勇退，见好就收。回到家乡后，大兴义举，回馈乡梓，修祠宇、建桥梁、设义仓、办私塾，修桥补路，接贫济困。这些做法不仅成就了他们的事业，也赢得了乡邻的口碑，形成独具特色的桥头孙氏“商帮文化”现象，颇值得后人们研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