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初宋诗风之兴起
论及王渔洋诗学，谁都会注意到俞兆晟《渔洋诗话》序所述渔洋晚年对平生论诗经历的回顾：
少年初筮仕时，唯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皆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然而空存昔梦，何堪涉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寖以佶屈，顾瞻世道，惄焉心忧。于是以太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
这段话在王渔洋个人不过意味着平生诗学经历的几个阶段，但联系清初诗风的嬗变来看，就有一段曲折的诗史隐现其中，“越三唐而事两宋”同时也是康熙诗坛最大的事件。时过境迁，这段历史像干涸的河流湮没于岁月的尘沙，在后人的诗歌史叙述中很难看清它的痕迹。虽然俞兆晟这段话常被用以说明渔洋诗学的演变[1]，但真正注意到其历史蕴含的，只有很少几种论著[2]。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曾就所见文献约略论及清初的宋诗风气，张健则探讨了渔洋提倡宋诗的具体时间，都有一定的启发性。我在十多年曾就这一问题作过专门考论[3]，其中有些结论被最近的研究证明是不准确的，同时我自己在后来的阅读中也发现了新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觉得有必要对这个问题重新作一番论析。在前一篇论文中我没有提到，王渔洋在扬州期间除了接触曾在明末提倡宋元诗的钱谦益外，还和孙枝尉、汪琬、方文、汪懋麟等宗宋诗人密切往来。尤其是康熙初年集中阅读若干种宋人别集后，明显受到宋诗风的感染和熏陶；同时，对明代格调派一味复古模拟的狭隘观念的不满，也激励他拓宽诗歌视野、扩大取法范围的意识。当时我尚未读到李念慈《谷口山房文集》，错过了一个重要线索。后来我读到这部集子，卷一所收的《寄孙豹人江右书》，让我重新思考王渔洋的宋诗趣味何由萌生。李念慈提到：先是汪蛟门舍人多作宋诗，弟诘之，云：“必以唐为的，是固拘见，惟豹人先生广大不执。”乃知近日习宋诗者，足下实启之。[4]孙豹人(1620-1687)即孙枝蔚，陕西三原人，当时流寓扬州。这通书札透露了两个讯息：一，汪懋麟作宋诗是以孙枝蔚为楷模的；二，当时的宋诗风气是由孙枝蔚引发的。李念慈是当时有名的诗人，顺治十五年与王渔洋同榜中进士，在京师游从唱和，谙悉诗坛风气。顺治十七年秋往游扬州，又居停孙枝蔚溉堂，与王渔洋等诗酒唱和，极一时之乐[5]。他说汪懋麟作宋诗是受孙枝蔚的影响，乃至认为孙枝蔚是宋诗风的始作俑者，应该是有根据的。王渔洋莅任扬州推官不久，孙枝蔚就有诗投赠[6]，后又有和渔洋《无题》等作，两人互题小像；王渔洋作《岁暮怀人绝句》有怀枝蔚一首，称“焦获奇人孙豹人，新诗雅健出风尘”[7]，欣赏之意溢于言表。汪懋麟当时以后辈的身份从两人游，关系相当密切。顺治十八年(1661)，周亮工出狱寓扬州，孙枝蔚作《喜周元亮司农生还次龚孝升总宪韵》十首，有“自倒中郎屣，公然四座惊”之句，自注：“时予方选中州诗，以论诗颇与公合，极蒙赏叹。”[8]所谓选中州诗，应该就是他在《复王阮亭》书中提到的明四杰诗选，王渔洋曾向他索观。孙枝蔚论诗与周亮工合，并蒙叹赏，不仅提升了他的声望，对他独异于时的宋诗风也是个极大的肯定。孙枝蔚原是个极有主张的诗人，在时人眼中，他的写作一向特立独行，不趋时尚。康熙十七年(1678)被荐入京应博学鸿词时，李天馥为他撰诗序，称：“豹人之为诗，当竟陵、华亭互相兴废之际，而又有两端杂出、旁启径窦如虞山者，而豹人终不之顾，则以豹人之为诗，固自为诗者也。夫自为其诗，则虽唐宋元明昭然分画，犹不足为之转移，况区区华亭、竟陵之间哉!”[9]话虽这么说，孙枝蔚自己是承认“予于宋贤诗，颇服膺东坡”的[10]。他可以说是明清之交为数不多的全力师法宋人的诗家之一，也是王渔洋倾心结纳的遗民和由衷欣赏的诗人。有一次汪懋麟在广坐间吟孙枝蔚诗，王渔洋听到，说：“数百年无此作矣。”[11]这是多么高的评价!既然王渔洋对孙枝蔚诗如此倾倒，孙枝蔚的宋诗风对他产生影响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康熙二年(1663)九月，渔洋在赴如皋途中作《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四十首，其十五云：“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12]已逗扬宋之意，而其中更特别推崇黄庭坚：“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许传衣蹑后尘。却笑儿孙媚初祖，强将配飨杜陵人。”这是既不许可江西诗派能传山谷衣钵，也不认同视山谷为杜甫嫡嗣，言下竟有推黄诗独步一世之微意。侄启浣注：“山谷诗得未曾有，宋人强以拟杜，反来后世弹射，要皆非文节知己。”这隐然是说山谷知己非王渔洋莫属。不仅如此，王渔洋还称赞了黄庭坚评诗的趣味：“豫章孤诣谁能解，不是晓人莫浪传。”此外他又称赞了王安石、欧阳修、杨维桢、吴渊颖、吴莱等人诗，不久又有《读范德机到官诗可使文人有愧辞用其语戏题一绝》，可见他当时正集中阅读宋元诗。后来南昌陈弘绪（1597-1665）为《论诗绝句》作序，西樵子启浣又为作注[13]，渔洋托吴之颐寄呈吴梅村。翌年梅村有书来，盛称论诗绝句，说：“正求传示论诗大作，上下古今，咸归玉尺，当今此事，非得公孰能裁乎？”[14]张健曾据渔洋《论诗绝句》与计东《宁益贤诗序》中所述渔洋对黄庭坚的推崇，将渔洋提倡宋诗的时间推断在顺治末。这似乎太早了些，个人趣味的流露与提倡于诗坛毕竟是两回事。到康熙三年，虽然《论诗绝句》已流传诗坛，并得到吴梅村的首肯，但影响尚未扩散开来。王渔洋推崇宋诗的论调，要等他入朝后才真正产生广泛的影响。
如果说《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还只是初步提出宋元诗被忽略的问题，对时人贬抑宋诗有所不满，那么到六年后的康熙八年（1669），《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偶有所感各题一绝于卷后凡七首》就正面打出推崇宋元诗的旗帜[15]，更明确地表达了锐意钻研宋元之诗的态度。这组七绝分别写自己读韩愈、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虞集诸家诗的感受，其中论宋元诗的五首是：庆历文章宰相才，晚为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笔千年在，字字华严法界来。(子瞻)一代高名孰主宾，中天坡、谷两嶙峋。瓣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几人？(鲁直)射虎山南雪打围，狂来醉墨染弓衣。函关渭水何曾到，头白东吴万里归。(务观)载酒西园追昔游，画栏桂树古今愁。兰成剩有江南赋，落日青山望蔡州。(裕之)汉庭老吏果无惭，揭后杨前总未堪。爱咏君诗当招隐，青山一发是江南。(伯生)这些读诸家诗集随手写下的感想，既不是全面的宋元诗评论，也没有刻意褒扬宋元诗。但在那个无人读宋元诗的时代，读宋元诗本身就是个很特别的事件，更何况第二首“一代高名孰主宾，中天坡、谷两嶙峋”一联将苏、黄并称，对黄庭坚也是个特别的抬举。在当时的诗学语境下，黄庭坚的出场是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因为他自明代以来从未获得较高的评价，现在王渔洋将他与东坡并称，推为宋诗成就最高的诗人，就给诗坛一个大力推尊黄庭坚的强烈印象。计东曾说：自宋黄文节公兴而天下有江西诗派，至于今不废。近代最称江西诗者，莫过虞山钱受之，继之者为今日汪钝翁、王阮亭。[16]这段记载虽言之凿凿，却有两个明显的错误：第一，将钱谦益推为近代最称江西诗的人，恐怕是因钱氏提倡宋元诗而引致的误会，钱谦益虽提倡宋元诗，却绝不喜欢江西派；第二，汪琬固然是宗宋的诗家，但他在当时主要以古文著名，诗的成就和影响远不能与王渔洋相埒。所以计氏这段话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只有一个，就是王渔洋是清初最初推尊黄庭坚的诗人，我以前虽征引过计东之说，却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我最初考论清初宋诗风的兴起，读到有关王渔洋提倡宋诗的记载，很有点不理解，为什么在明末提倡宋元诗的钱谦益刚下世十来年，影响尚未消歇，王渔洋又要提倡宋元诗呢？后来研究钱谦益诗学，考究陆游诗在清初的流行，才恍然明白，钱谦益推崇的宋元诗主要是陆游、元好问一路直承中晚唐而来的清雅诗风，实际上就是宋诗中的唐风。不光是钱谦益，当时诗坛对宋诗的认识和接受基本上都有这种倾向，都是在唐诗的框架中认识和肯定宋诗价值的。比如黄宗羲说“天下皆知宗唐诗，余以为善学唐者唯宋”[17]，“夫宋诗之佳，亦谓其能唐耳，非谓舍唐之外能自为诗也”[18]；徐乾学说“宋以诗名者不过学唐人而有得焉者也”[19]，都基于类似的看法。而选宋诗者则从唐诗的美学标准出发，力求证明宋诗与唐诗一脉相承。我在另文提到的吴绮、陈訏、沈亮、钱旭威等多种宋元诗选概无例外[20]。这么看宋诗，那与其说是揭示了宋诗的特征和价值，还不如说是彻底抹杀了它。《四库提要》论宋诗之变，说“西昆伤于雕琢，一变而为元佑之朴雅。元佑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21]。江西派的生新无疑是宋诗最重大的变化，至此唐诗的皮毛落尽，宋诗的精神始出。如果我们将江西派之前平易朴雅的宋诗姑称为软宋诗，那么更能体现宋诗瘦硬生涩之风的江西派就可目为硬宋诗。现在看来，钱谦益所提倡的不过是软宋诗而已，真正代表宋诗特色的硬宋诗他是根本排斥的。朱东润先生早就指出，“牧斋于古人之诗最恶黄鲁直”[22]。的确，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原是奉杜甫为祖师的，可钱谦益却偏说“自宋以来，学杜诗者，莫不善于黄鲁直”；“鲁直之学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络，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者，而拟议其横空排奡、奇句硬语，以为得杜衣钵，此所谓旁门小径也”[23]，足见他对江西派的宋诗确实是没什么好感的。不过话虽这么说，随着人们过于熟习唐诗而致审美疲劳，以黄庭坚为代表的硬宋诗还是日渐成为一种新颖而有吸引力的风格。就连钱谦益后来似乎也略变初衷，对黄诗有所宽容。《萧伯玉春浮园集序》提到：“天启初，余在长安，得伯玉愚山诗，喜其炼句似放翁，写置扇头。程孟阳见之，相向吟赏不去口。（中略）伯玉之诗，体气清拔，瘦劲奡兀，取法涪州。向谓今体似放翁者，余波绮丽，偶然合耳。”[24]此文可能作于顺治十五年（1658）萧伯玉葬后[25]，钱谦益不仅澄清了昔年赏其近体诗炼句似陆游的误会，还称赞了萧伯玉取法于黄庭坚的瘦劲奡兀之风，更难得的是他对这种美的意味作了透彻的阐释：以审音之法喻之，广场法曲，五音纷会，孤桐幺弦，迥绝烟杪，诚难与丝肉竞奋，娱心顺耳。若夫鱼山空宵，衡岳静夜，烟盖停氛，灯帷静耀。峻壁之龙吟潜戞，半峰之猿梵遥呼。人世之繁音促节，夫安得而与焉？以此评伯玉之诗文，其庶矣乎！这段话对萧伯玉诗境的赏会和譬说，足以说明他已能领略黄庭坚式的瘦劲奡兀之美；而能用黄庭坚的标准来称赞萧伯玉的特立独行，也显出感情上对黄庭坚的亲近[26]。当然，诗坛能欣赏黄庭坚的诗人究属少数[27]。牧斋门人二冯兄弟批方回《瀛奎律髓》，所推崇的宋诗主流是“欧、梅一也，次则坡公兄弟，次则半山，次则范、陆，不得已则四灵”[28]，黄庭坚乃是他们最反感的。山谷《次韵张昌言给事喜雨》一诗，冯班说：“不好不好，只是不好；不爱不爱，只是不爱。此人出诗狱，我入诗狱。”[29]厌恶之深，溢于言表。著名的《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一篇，冯舒评曰：“如此用事，黏皮带骨之极矣。（中略）江西派诗多用新事而不得古人绳尺，冗碎疏浊，衬贴不稳，剪裁脱漏。”冯班评曰：“古人用事，意在词中，即诗人比兴之变也。此作黏滞割裂，殊无古人法。用事如此，真文章一大厄。”甚至宋诗派的查慎行也说“三四属物耶，属人耶，终觉去题太远。”[30]而王渔洋却很欣赏此诗，称三四两句“超脱而精切，一字不可移易”[31]。此说虽见于晚年笔记，但对山谷诗的评价应该在早年的阅读中就已形成了。考察王渔洋提倡宋诗的具体言论，除了《鬲津草堂集序》说的“唐有诗，不必建安、黄初也；元和以后有诗，不必神龙、开元也；北宋有诗，不必李、杜、高、岑也”[32]，就数金居敬《渔洋续集序》称引的一段话最为重要：世有相沿之论，曰诗当为唐诗，又当为大历以前诗人之诗。夫唐之文章至元和而极盛，其诗之传者隽异瑰玮，非其人未有能为之者也。谓元和以后之诗可废也，抑固矣。凡名为为唐诗者，必诋诃宋诗，而訾毁西江尤甚，斥之为山魈木怪着薜萝之体。实则西江之音节、句法皆本于唐，其原委不可诬也。盖有宋诗家，自欧阳文忠公、王文公推扬李、杜，以振杨、刘之衰弱，而靡声曼响中，于习尚未能遽移。至黄鲁直而后，有以窥三唐之窍奥，力追古之作者，而与子瞻苏氏抗行于一时。其后学者，派分为二，所谓各得其性之所近云尔。其一唱一和，于彼于此，之变之正，或离或合，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论者顾弗之深考与?[33]针对唐诗派对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贬斥，王渔洋毫不含糊地肯定了他们的价值，并强调其音节、句法都是继承唐人而来。在这一点上，王渔洋与同时代的诗家没什么两样，都是在肯定宋诗出于唐人的前提下承认其价值的。这从《池北偶谈》卷十八所载的一则佚事也能看得很清楚：宋梅圣俞初变西昆之体。予每与施愚山侍读言及《宛陵集》，施辄不应，盖意不满梅诗也。一日予曰：“'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此谁语？”愚山曰：“韦苏州、刘文房耶？”予曰：“乃公乡人梅圣俞也。”愚山为爽然久之。渔洋记录这个故事，无非是想说明，梅尧臣也能写出大历诗人式的清雅诗句，而唐诗派诗人因不读宋诗，却不懂得这一点。他说宋诗到黄庭坚才“有以窥三唐之窍奥”也是同样的意思，只不过黄诗决非大历软熟一路，而是融杜甫之苍劲和韩愈之奇奡于一炉的新境界。这种认识意味着，他对山谷诗的高度评价不是祧唐祢宋的典范更替，而只是对唐诗被遮蔽的一部分传统的拂拭，使中唐诗的某些特质呈现出来。这仍属于在唐诗的框架内衡量宋诗的价值，但客观上却使人们对宋诗主导风格的判断发生了位移，由钱谦益的苏、陆并举转向苏、黄并称。苏、陆并举是着眼于两家共有的白居易诗风，而苏、黄并称则着眼于两家共有的杜甫、韩愈气骨。尽管在后人看来，王渔洋对黄庭坚的认识犹不免皮相[34]，但他将山谷推到宋诗正宗和典范作家的位置上，就促使人们从新的角度去看宋诗，最终改变对宋诗的印象。这样来看，王渔洋为什么要再度提倡宋诗，并终于造成广泛的影响，就很容易理解了。王渔洋推崇宋元诗，看似继承钱谦益的衣钵，其实骨子里与钱牧斋的宋诗观截然异趣，他更推崇的是黄庭坚，认为只有到黄庭坚，宋诗才涤除西昆体的靡声曼响，达到可与古人争胜的境地。他对山谷诗的湔濯，刷新了诗坛对宋诗的印象，将人们对宋诗的兴趣由苏轼、陆游引向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一路硬宋诗，也就是由钱谦益倡导的唐诗之宋引到宋诗之宋上来。清代诗坛看似宋诗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其实前后宗尚很不相同，王渔洋正是一个分水岭：在王渔洋之前流行的是软宋诗，到王渔洋之后，诗坛日益趋向于硬宋诗，而黄庭坚最终被尊奉为宋诗的正宗和典范作家。此后从秀水派的钱载直到晚清同光体名家，莫不奉山谷集为圭臬。黄庭坚的经典化过程也就是宋诗本身的面目日益清晰、日益为人们赏爱的过程。[1]如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钱仲联《清人诗文论十一评》、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等。[2]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杨铁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陈惠丰：《叶燮诗论研究》，1977年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赵永纪：《清初诗坛上的宗唐与宗宋》，《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一期；张健：《王士禛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笺证》前言，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蒋寅《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兴替》，《文学遗产》1999年第三期，收入《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5]李念慈《谷口山房诗集》卷六《南游续集》小序：“秋乃越太行，(中略)至广陵，居停孙豹人溉堂。时同年王阮亭为郡司理，四方词人多有至者，往还宴集，颇尽诗酒朋游之乐。”[6]孙枝蔚《溉堂前集》卷七《赠王贻上》：“十载遥看故国云，归心此日缓江濆。邗沟景物非清渭，地主风流似右军。潇洒已叹书法好，清新谁敌赋诗勤。寻常泥饮遭田父，最喜仁声处处闻。”同卷《无题次彭骏孙王贻上韵》十二首、《寓句容道观寄简王阮亭扬州》及卷二《七夕复集禅智寺揆硕上人房送别阮亭仪部》、《送王阮亭仪部北上》、《溉堂文集》卷二《寄王阮亭》、周亮工辑《赖古堂尺牍新钞》卷五孙枝蔚《与王贻上》，均见其二人往来之密切。[7]王士禛《渔洋诗集》卷一二，康熙八年苏州沂咏堂刊本。[8]孙枝蔚《溉堂集》上册，《溉堂前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刊本，第271页。[9]孙枝蔚《溉堂前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刊本。[10]孙枝蔚《汪舟次山闻集序》，《溉堂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刊本。[11]孙枝蔚《游焦山同尔止幼华》汪楫评，《溉堂集》中册，《溉堂续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刊本，第568页。[12]王士禛《渔洋诗集》卷一四仅收36首，康熙刊本。[13]见《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渔洋诗话》卷上。[14]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三所载。论诗大作应指《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四十首，冯其镛、叶君远《吴梅村年谱》系梅村书于今年，可从。[15]王士禛《渔洋诗集》卷二二，康熙八年苏州沂咏堂刊本。[16]计东《南昌喻氏诗序》，《改亭集》卷四，康熙刊本。[17]黄宗羲《姜山启彭山诗稿序》，《南雷文定后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8]黄宗羲《张心友诗序》，《南雷文定前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9]徐乾学《渔洋续集序》，《渔洋续集》卷首，康熙二十二年刊本。[20]参看蒋寅《〈宋诗钞〉编纂经过及其诗学史意义》”，将刊于《清代文学研究》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2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杨仲弘集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441页。[22]朱东润《述钱谦益之文学批评》，《中国文学论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79页。[23]钱谦益《注杜诗略例》，《钱注杜诗》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24]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中册，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86页。[25]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一《萧伯玉墓志铭》载其侄伯升卜于顺治十五年十一月葬来请铭，而未及其诗集，疑当时诗集尚未编集。《萧伯玉春浮园集序》言“今年夏五，伯玉之犹子伯升，搜辑遗文，属余删订，且为其序”，疑在顺治十六年夏也。[26]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一《萧伯玉墓志铭》：“余交海内贤士大夫，风操不一，若其居然不俗，得免于鲁直（俗不可医）之訾謷者，惟吾伯玉而已。”下册第1127页。[27]明代有孙一元，有诗云“勃兴黄九穷，妙处空自知”，见姚祖恩辑《静志居诗话》上册，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72页。清初有吴景旭，《南山堂自订诗》卷二《言诗十绝句》其六云：“荆江亭上看牛归，鼻息鼾鼾任是非。品若涪翁合下拜，争教社里看投机。”约作于顺治九年。吴兴丛书本。[28]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中册，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91页。[29]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中册，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95页。[30]三人评语均见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中册，卷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64页。[33]王士禛《渔洋续集》卷首，康熙二十二年刊本。[34]郑杲《郑东父遗着》卷五《笔记》：“千古学杜公诗者，推玉溪、山谷，皆不在貌得国风、小雅之遗。山谷于诗功极深，其自定集得失必不谬，今观内集大都深稳苍古，似杜公晚年之作。而外集反多华美，王阮亭、曾湘乡皆多录其外集，岂深知黄者也？”集虚草堂刊本。
原载《罗宗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6月版
编辑、排版|杨丽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