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刺刀、短刀绑在牛头上，然后在牛尾洒上汽...

把刺刀、短刀绑在牛头上，然后在牛尾洒上汽油点燃，200来头奶牛发狂般地冲向敌阵。刀戮蹄踏，日寇惨叫连天……

1937年8月13日日寇对上海的进攻，激起了中华民族保家卫国、同仇敌忾的决心，赴上海参战的国民党官兵达50余师，70多万人，号称百万大军。那时我在十八军十一师三十一旅六十二团当上尉连长。

为增援上海，十八军沿长江东下，8月下旬到达南京，9月初抵达上海外围战场崑山—太湖之线。我连负责防守小南翔至北塘口沿河阵地。一到战场，官兵作战情绪十分高昂，藐视日寇疯狂气焰，士兵冲杀勇敢，使敌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由于日寇海军炮、陆军炮不下百门，加之飞机狂轰滥炸，形成强大的立体火力，战斗不到一周，我军死排长一人，士兵20余人，重伤40余人（上战场时我连满员为142人），几近半数。后方马上增补齐全。几经增补，不是士兵相互不认识，就连我这个当连长的也官不认兵，兵不认官了。我后方十二团计14个连长，不到20天，就剩下三个了。

战斗十分残酷，人员死亡过重，加之生活困难，士兵情绪下降了。生活困难主要是通天吃不上饭。因为做饭怕“空袭、炮击”，做好饭，因交通不便，饭未送到，送饭的就被打死了。看到这种情况，我和司务长商议：将连部分为前方连部和后方连部，我负责前方，司务长负责后方。后方连后移3公里，由司务长负责补给及伙食问题，保证每天有饭吃，白天做饭，夜间送饭和吃饭。连长、排长、司务长每晚在阵地前碰头一次，一面吃饭，一面商议问题。

这样做，很快稳定了士兵情绪，前后方行动畅通了。

记得上战场不久，我的传令兵就叫日寇的炮弹把左腿炸掉了半截。传令兵叫安春代，农民出身，是我的老乡，湖北武汉人。他的腿炸断后，因万国红十字会给包扎换药，我几次叫他下去，他都不肯。我那时已两次受伤。他说，只要连长在战场，我就不后退一步。就这样，他一直拖着腿，爬行着，执行任务。一直到我昏死过去，他没有离开阵地，也没有离开我。

上海郊外，一马平川，难以隐蔽，加上日本飞机穿梭扫射，炮火连天，每行一步，真比登天还难。那时水稻地毗连，泥水泛滥，更增加了行动困难。我发动官兵将阵地附近水稻割出1米宽作为交通壕，我们称之为软体战壕。那时水稻已有1米高了，刚好可做遮目屏障。我们将软体战壕编上号，行动就比较方便了。

上海外围水利灌溉系统非常先进，可灌可排，并可以通行小舟，就是水位太高，不能下挖一镐。于是，我发动官兵将阵前日军尸体拖回，三三五五堆起来，作为掩体，有些大兵诙谐地说，这叫“友爱”掩体。

记得有一次，我们从附近乳牛场赶回200来头牛，把刺刀、短刀绑在牛头上，然后在牛尾上洒上汽油，忽然将牛尾点燃，200来头奶牛发狂般地冲向敌阵。刀戮蹄踏，日寇惨叫连天，死伤大片。我们美其名曰火牛阵。

我在上海作战83天，负伤三次，因为团长不准下火线。记得团长在电话里对我说，再坚持一下，我这个团长还在呢！我知道团长的肚子都叫子弹打穿了。我说，好，坚决与阵地同存亡。团长和我都哭了。

最后，我又中了日寇达姆子弹，达姆弹毒性大。我左手腕骨被打碎，周身浮肿，不进饮食。团长听到后，让人把我抬下火线，送经蚌埠第五陆军医院。在医院里，我听到团长已经战死了。

我在医院里治了三个月，那时十八军开往徽州整训补充。军政部即派我到第五预备师为营长。第五预备师旋改为一〇九师，我任三二五旅六五〇团三营营长。

我营守禹门口，接替了原是一个团的阵地。许多人为我捏着一把汗。出发后，我带领各连连长察看地形，拟了个防守计划征得了师部的同意。记得当时的计划是：撤销河东岸桥头堡阵地，代之以30余左轮游击队，相机作战；将团阵地缩编，代之以排为单位的战斗据点；其余人员一律在阵地后方3～5公里处做机动训练，班排进行攻防演练，使官兵娴熟其作战任务，纵横联系；游击范围为河东岸沿我守军之线，河津、稷山一带，深藏于群众之中，以不伤害自己为重，尽量穿插作战；联络信号以旗语为主，等等。

这样守禹门口，机动灵活，以逸待劳。三个多月，日寇不敢接近河沿，而我游击人员和群众将日寇的一个骑兵大队几乎消灭了三分之一。

———抗战老兵朱徽焌口述
（引自《抗战·刻骨铭心的记忆：老兵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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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抗战故事·回望历史瞬间】—上观嘉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