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天 | 行走与歌唱：张广天自传
行走与歌唱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磨床工人。
父亲很希望我有一技之长，所以，我岁数还小的时候，就想让我学乐器。
快上小学的时候，我随他们去了贵州遵义，那里有一个工业基地，许多上海人到那里支援建设。环境极为艰苦，粮食不够，副食匮缺，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两次豆制品。文化生活就更贫乏了，学习音乐几乎是奢望。孩子们的玩具多是报废的螺丝钉、轴承和打磨的鹅卵石。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也不放过任何可以让我接触音乐的机会。我们楼下住着民兵连长小王，他的京胡拉得不错。我就跟他学习，学费是每星期我们家请他吃饭。
跟小王老师学习既有乐趣，也很枯燥。京胡的弓法很特殊，需要好的臂力、腕力和指力，对于小孩需要痛苦的磨练。父亲与小王老师配合，红脸白脸，几乎是灌输式、填鸭式。但以后想来，这种教育方式有必要，孩童的不良习惯可以及早纠正。
两年以后，小王老师的琴艺已不够教我的了。父亲带着我到遵义城里遍访名师，我记得京剧团有个老头有两下子，他纠正了我的指法，还讲了如何恰当运用上滑音和下滑音。这时候，我拉的曲目都是样板戏的唱段，对初学者来说，极为幸运。因为，这些音乐博采众长，融几代民族民间艺人的成就于一体，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的集大成，而且又朴素、简约、正气浩然。
三年级那年，父母把我送回上海。
我开始了比较正规的音乐训练。我的新老师是一个名角的琴师，年纪很大了，因为右派言论丢了工作，赋闲在家。他给了我一些样板戏的总谱，用五线谱教我练习。我得以了解各个声部的变化，并且摈弃了原来随便加花的坏习惯，严格地按谱子的垫音演奏。他给我的总谱成了我最早的音乐启蒙材料，对我以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是，那时我还太小，太贪玩，总是用捉迷藏的办法逃避教学，没有让老师称心如意。我现在还保留有一本《红灯记》的总谱，上面写有他的名字。如今，他已不在人世，我留着这本谱子，以纪念他的教诲。
后来，我去了市少年宫，参加了不少文艺活动，经常到工厂、农村、部队，为工农兵演出。反击右倾翻案风那阵，歌咏比赛特别多，我们学校让我担任合唱指挥，实际上那只是一种摆设，表演的噱头，不过，可以在体育馆当着许多别的学校的师生出风头，也是件十足光彩的事。因为我出尽风头，就不好好学习，觉得自己有些特别，招来别人的嫉妒。我们班有对兄弟，是老留级生，听说是某军区司令的儿子，他们周围聚拢着一批“小兄弟”，总是与我过不去。为此，我也组织了一些“同道”，和他们对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还给我的“同道”们每人买了一册单行本《论持久战》，当时这本书零售价只有七分钱。小孩子谁读得懂这样的书呢？倒是成了我们这伙人的一种标志和时尚。不过，我们的活动比他们有趣，女孩子也愿意和我们来往，渐渐地，他们的人都加盟到我们这一边。在我快升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二三十人，在永嘉路那一带小有名气了。我们经常在闲置的公共汽车里聚会，记得有一次我给大家讲《珍珠塔》的故事，被一个汽车修理工听见，说这是黄色故事，还对我们发出了警告；我们越来越过头，甚至还躲到一个同学家学抽烟；在附近中国中学的防空洞里探究男女性事的秘密；一直发展到夜里去把“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中国中学”的招牌偷换对调的程度；当然，还聚众打架、逃课、考试作弊……直到有一天，我们学校组织看电影，一个平时和我很要好的女生在电影院跟我讲，说我学坏了，我才开始有所警觉。她比我大一些，而且早熟，似乎懂得比我多，我很能听得进她的劝告。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起走了一段，好像天在下雪。非常宁静，我感觉得到她暖湿的呼吸落在我面庞上的温度。她说我和他们不一样，还说起了她的父母。不知怎的，这些话触动了我的思念之情，我突然非常非常想念我在西南的父母。于是，我一下子就沉默寡言起来，一连给我父亲发了三封信，要他来接我。
父亲来接我的时候，毛主席死了。全国都笼罩在悲恸欲绝的气氛里，我也很悲伤，可那不是因为领袖的去世，却是来自少年的成长。成长需要一些突发事件，比如一个时代结束了，比如我马上要走了，要与你们告别了。
我的初中是在贵州念的，我的高中又回到了上海。
初中时期，我的音乐教育几乎停止了。没有人要求我练琴，我的京胡挂在墙上，蒙着厚厚一层灰，雨天过去以后，蛇皮裂开了。
初中我的教育主要是在课外完成的，父亲给我准备了很多诗书，为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我读这些书，读得很苦，失去了和别的孩子玩闹的机会，变得像个书呆子。好在家里有一台电唱机，我和妹妹经常用它听音乐。我妹妹学的是大提琴，现在钢琴弹得也不错，可是她似乎与音乐无缘。那时，妹妹是我的音乐同学，我们听柴可夫斯基，听贝多芬，听斯特劳斯，听得如痴如醉。可是，有一天，父亲突然问我们：“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谁能告诉我这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我终于发现，父亲是很不懂音乐的，他有时甚至很讨厌音乐。后来，我搞乐队，我们的作品他也不欣赏，与我合作的人，他也不怎么喜欢。我就更断定他是恨音乐的。可是，多年以后，有一天我从谋生的路上回到家里，他告诉我他刚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仿佛听见我在吟唱，而且歌声清越，就像从后楼传来一样真切。我渐渐发现，我不在家的日子，他总是拿出我的唱片一遍一遍地听。现在，我几乎和谁都不怎么聊音乐了，却经常和我父母聊。我发现，他们的反应是那么敏锐，那么准确。尤其是父亲，他的耳朵有点聋，我在钢琴上写一首歌，他似乎没有听见，可是，忽然他就会注意到一些很不平常的细节。
因为要升学，我再次孑然一身回到上海。这个城市和我离开它时已经很不一样了。街道不再安静，行人也多了起来。我时常独自回到徐汇区永嘉路一带徘徊，并不去找小学的同学，只是想在那些弄堂和三角花园听取我们孩提时代嬉闹的动静。可是，除了风声、雨声和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了，什么都听不见。我再次回到我们曾经常去的电影院，在那里，出其不意地遇到了原来读过《论持久战》的小同伴，他告诉我，我走以后大家还在一起玩，可是，后来闹腾得事越来越大，直到有一个犯了强奸罪被逮起来了。
两年前，我又想起这些往事，一些声音挥之不去，就写了一个弦乐四重奏。
1982年秋，我开始在上海中医学院医疗系上学。这个学校在业务上算得上是一流的。
当时，各大学的诗社林立，沙龙俱乐部群起。我因为写诗，不免受到吸引。在上海大学的一次关于“星星美展”的讲座上，我结识了不少各院校的学生诗人和社会上的文艺青年。和他们的交往，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我也开始在我们学校组织文艺小团体，发展和推动新诗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85年冬天，各团体在华东师范大学丽娃茶座开了个大会，参加的有一百多人，会后《大陆》创刊。默默、孟浪、刘漫流、京不特等，当时与我过往甚密。因为在很多问题和观念上，我与《大陆》有距离，所以并没有参加具体工作。参加新诗运动的许多人是出自追求理想的，但是，后来有一部分人走到了人民的反面。我经常在工作之余，想起那些难忘的日子，朋友们的音容笑貌。
那时，究竟还是孩子，不谙世事。我们简单地学习嬉皮士，经常夜宿女生楼，实际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却做尽了彼此伤害的事情。我和诗社的几个男男女女，扒火车，南上北下，喝得酒气熏天，裸卧在农民的庄稼地里；抽烟抽得昏天黑地，舌头麻木，满嘴发苦；在解剖教学楼顶彻夜长谈，玩恋爱游戏，最过分的一次，七天只睡两个小时；为了追逐一个德国女孩，拼命学习英文、德文；一直到最后，在药理实验室寻找麦角胺酸，查阅大量书籍，配制兴奋剂。
好事也做过不少。在东安公园搭救落水的服毒青年；每星期五，定时去照看一位癌症晚期病人：辅导邻居的孩子学英语：组织同学和不讲理的校方膳食科斗争；赈济经济条件差的外地同学；逢年过节为年级活动排节目；冬天在医院实习，把听筒在自己胸口焐热，再放到病人身上。
可是，到底是膨胀的虚荣心占着上风，一切不过是为了出出风头。这就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政工干部看不惯，打定主意要整我。后来，我又组建摇滚乐队，还响应1985年底的学生运动写了大字报。在开完第一场音乐会后，我被市公安局请了进去。经过三个月的调查，我的问题被退回学校处理，可是校方不准备接纳我，他们把我送进了劳教农场。在劳教农场，我一待就是三年。
关于组建乐队，是受了艾伦·金斯堡的启发。很少有人知道，金斯堡在八十年代来过上海。因为当时有些害怕他，不做大范围的宣传，怕他突然坐在上海的街头就扯开嗓门唱起来。讲座是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小楼里举办的，外国留学生都仰慕他，纷纷前去。我是随我的德国女朋友去的，原来也并不知道广告上写着的beats就是“垮掉的一代”。金斯堡朗诵了《母亲》的片段，声音富有感染力，忽吟忽歌。他还拿出他的单音手风琴和澳大利亚岩石，介绍独特的吟唱艺术。讲座后，我和他交谈了一会儿，主要是关于他感兴趣的中国现代诗的问题。
我曾经深感汉语书面语与口语两异的好处，也极为诗与歌在语言的长河中终于分离开来而尴尬。金斯堡的吟唱似乎给了我一点提示。汉语的现代化是否有必要恢复弦歌的传统？作为听觉的语言是否简单等同于粗放的北方口语？汉语现代化只能走印欧化的路吗？白话文的俚俗化如何通俗化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唱诗。把诗文拿来唱诵，不仅是一种检验，也是一种直接的试炼。我的工作由此真正开始了。我和学建筑的一个学生叶亏夫组建了一个创作组，取名为“再见”，其后，又易名为“太阳同伴现代城市民谣演唱组”。不过，那时是混乱的，忽而唱诗，忽而摇滚，又忽而民谣。其实，只不过与我们接触的书本和唱片有关。伍迪·加瑟，琼·贝兹，鲍勃·狄伦，约翰·列农，弗拉基米尔·维索斯基，陈达，努葡拉……一长串人物与我们形影相随。我们还不太明确要走的路，举步维艰，苦苦摸索。另外，成长的主题还没有完成，我们的生活也是忽明忽暗。
我又开始捡起我的音乐，学起了吉他。那是1984年到1985年之间，这段日子我变得沉静起来，不屑于去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对书斋式的文牍主义的现代派兴味索然。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声学和体验语言上，和乐队成员一星期一次的排练交流和创作讨论成为工作的中心。我再次闻到了初春丁香花的气息，再次注意到少女们含蓄的美——固定时间在同一个车站候车的人，缜密的雨水和栖息在电线上的野鸟，引伸到海滨的铁路线，这一切都会引起我的关注。日子变得有序起来，然而，新的开端却被粗暴打断。我失去了自由。
在市公安局的拘留所呆满三个月后，我被押解到殷皋路中转站，在那里新的劳教学员要经过初步的整训，然后才能送往外地农场。我被剃了光头，照了囚照，体面全无，威风扫地。因为身体状况不好，加上别的特殊原因，我的一只脚开始发炎化脓。
我们这批人要被送往江苏省大丰县的川东农场。这个改造农场建于解放初期，最早是个妇教所，旧上海的妓女就是在那里得到了彻底的洗心革面。在大丰的二年多，我还看见不少改造好的妓女，现在已经变成场工，从良嫁人，生儿育女。记得有一次，我在磨房里碎苞米，连续干了几天，神情恍惚，骨头架子都要松了，心里绝望极了。一位阿婆，她是当年的妓女，对我说：“别怕，做是做不死的。我是过来人，多少年了，我没有看见做死的人。就怕心死，心不死，什么都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和后来她给我的一些关照，使我挺过了危险期。
我们被押解去农场是1986年的中秋节，那天月亮出奇的好。当天晚饭。发给每人两只鸡蛋，老号子说，明天准走，吃鸡蛋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滚蛋。给他说着了，夜里三点，凄厉的哨子响彻牢房。一阵折腾，我们给塞进囚车，卷着铺盖集体流放了。透过设有铁栏的车窗，我看见上海的夜空圆月朗朗，安详，美丽，温润之极。经过一些熟悉的街道，美好的联想涌动了心里的泪水，真是“十分月好，不照人圆”啊。本来我是应该和家人坐在一起的。突然我想到，这样的夜晚，要有多少人家不能团圆呢？
这个中秋节仿佛是一个隐喻，后来，所有的不幸似乎都拣选这一天降临。一年年过去了，我抬头看着月亮，含着眼泪写道：“月亮总是在分别的时候圆起来，分别的时候总是在相爱的时候来到。”
那时候，我们家困难到了极点，母亲已经病退，工资微薄；妹妹正在实习，还没有分文收入；而父亲则远在贵州，因为要支撑这个家，必须独身留在那里，挣几十块钱的薪水。为了给我买必要的书籍和邮寄生活必需品，母亲通过一个亲戚介绍，拖着病体，起早贪黑地去一家工厂的食堂给人做饭。最残酷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来自各方的精神压力。我所有的同学都消失了，我所有的亲戚都不见了，像躲瘟疫一样躲避我们家人，甚至我的一本做有读书笔记的书，他们都恨不得交出去，怕上面有反动言论，邻居在背后指指戳戳，闲言碎语，不怀好意的人开始落井下石……倒是我高中的恋人，有一次在街上遇见我母亲，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她对我依然有信心，认为我回到社会以后，一定还能做得很出色。
这些事情开始触及我的灵魂，开始无声地啮噬着我的心。很多问题，我一时想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学习，克服重重困难学习。
我用十八块钱从释放的人那里买来一把吉他，拜所有会弹吉他的人为师，不论劳教分子还是警察看管。
我找来所有可以找到的书，胡塞尔的《现象学》，马尔库塞的《单面人》，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埃利蒂斯，博尔赫斯，布莱西特，聂鲁达，索因卡，西蒙·克洛代尔，《诗经》，《楚辞》，《稼轩长短句》等等，等等。还有音乐教材，和声学，配器法，赋格，民歌资料，一本本总谱。
我还搞来一部老的雷明顿牌的打字机，试着用英文把我的思考和感受写下来。后来，这些英文手稿被一位塞浦路斯的诗人拿走不少，他很喜欢其中的一些段落。
有一阵子，我热爱音乐到了发狂的地步。我甚至丧失理智地对看管我的警察说，给农场买一架钢琴吧，为了钢琴，可以改判我无期徒刑或者永久留场劳动。他不置可否地对我笑笑。他的这种笑，我很难忘，因为是善意的，又充满苦涩。当然，我读懂他的笑，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为了音乐，我付出的不少。终于，我在城市里的朋友们和我取得了联系。通过互相通信，我们分散的人重又聚拢起来。“再见”创作组开始成熟，在经受磨难以后，我们变得坚强。我不断地把作品寄出去，上海的朋友不断地扩充力量组织排演。有一天，他们通知我有一首歌要参加“星期广播音乐会”的直播，兴许我可以听见。一个警察被我们的努力感动，到直播的那一天，借给我一台短波收音机。我们几个劳教分子不顾酷暑，簇拥在一顶蚊帐里，聚精会神地听混有严重电磁干扰的音波：贝司和架子鼓摇晃着骚动起来，接着发制器吉他开始穿行其间，然后是我熟悉的歌词和吟咏它的声音，我清晰地听见叶亏夫在唱。这就是我的音乐，我的灵魂，从住着我家人、朋友的城市，穿过乌云、雷电、长江的波涛、严密的防风林和几万公顷的麦田，来到了高墙与铁丝网之内，它冲击着我的鼓膜，冲击着我的每一根神经。
在农场，最最有益的事是，我懂得了人们是多么地看重文化知识，不论犯人还是警察，他们都渴望掌握这一有力的武器，即使条件有限使他们缺乏文化知识，他们也会对和他们有同样感情的“知识分子”充满崇敬。哪怕听一听关于知识的事情，哪怕闻一闻有学识的人的气味。在泰戈尔的诗和孔子的教诲面前，所有的犯人和警察都笑得像孩子一样天真。
我被安排在农场的学校里教书，因为缺少教员，我什么课都教，从语文到数学，从马列主义哲学到农业基础。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是，每当我给犯人授课的时候，监督的警察总是静静地趴在窗口，忘却了自己的职责，像一个失学的孩童，盼望可以坐在课堂里听讲。
当有犯人冲撞教员的时候，警察的处罚很粗暴。有个犯人捣蛋，上课偷偷抽烟，结果警察将一把香烟拧断，泡在水里，让他喝下去。但是，这些警察实在也是很可爱的，当犯人喝完泡过香烟的水后，心里忐忑不安，来问我是否要出人命。自然，我经常用一些医学解释来夸大危害性，免得他们大打出手，违反纪律。
有一件事，对我触动不小。
一年冬天，农场开围河。这类超重体力劳动，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体罚。我的身体，无论怎样都是承受不起的。为了减少麻烦，我服了无味红霉素和氯丙嗪，以制造转氨酶升高的假象。我要求到场部医院验血，于是，一位姓蒋的警察陪我去了。回来的路上，他请我去他家小坐一会儿。在他家里，他给我做了一碗面条。我不肯吃，告诉他或许病毒要传染，他说不碍事。我就吃了。吃完后，我郑重叮嘱他把我用过的碗筷分离出来消毒。这样做，一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再是为了打消他的疑虑。他口上应诺了，神思却也不在意。这事就过去了。几个月以后，我被调到一个严管大队服教，在那里吃尽了苦头。一个风雪狂飞的夜晚，姓蒋的警察来看我，只是为了请教几道代数题。我给他讲了，可完事后心里有股很难受的滋味。看着他棉袄上还没有掸尽的雪，还有一脸的谦逊诚恳，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把假造肝炎的事跟他挑明了，主要是怕他一直担心传染，心里有疙瘩，过日子也过不踏实，又不好当面问我。没想到，他声音很轻，很平静地说：“我早看出来了，别再提了。”他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一点吃的东西。
监狱的生活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我的这些叙述绝不足以反映全部。也许将来我会写本书，把经历过的一切好好讲一讲。我在这里记蒋同志的故事，是为了说明一种微妙却深刻的情感变化。
农场归根结底不是寺庙，不是慈善机构。原先有人努力朝那个方向去做，所谓“感化、教育、挽救”，后来，下了一个文件，说要加强专政意识，情况便急转直下。
来了一位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当大队长，从上到下、大事小事都交给他抓，原先的干警撤的撤，降的降，管理发生了质变。我们经常在烈日下集体练习放小板凳，再抓起小板凳，几百人的动作必须整齐划一，否则就要受到处罚。轻的禁闭，重的要加刑。思想改造似乎不再是主要话题，惩罚、给你教训才是最根本的。在一次听司法报告的会议上，我得罪了这位复旦的高才生，他变相地关了我的禁闭，还集合所有犯人开我的斗争会，会前群体合唱劳教人员《五要十不准》。这首紧箍咒似的歌曲由一位犯人作曲，调子挺民族的，朗朗上口，便于传唱。可是，让我最受不了的还不止这些。夏天的一个傍晚，天气凉爽，我忽然被传唤，却是新大队长要召见我。他上来先过问了我的案情，然后就上次的处罚向我表示歉意，说要建立法治而不是人治管理，以前的做法不正规，现在立规矩，所以不得已要这么做。而我似乎应该享受特殊待遇，与其他犯人不同。他认为我的一些思想只是有些超前，随着改革的深入将来也就不算什么问题了。最后，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到大队部楼下乘凉，在缠满葡萄藤的树荫底下，和我聊起了波普尔的符号之类。我的心思全不在这些话题上，心里忽然想到一个人，就是老奴隶伊索。
新大队长这类人和蒋同志完全是不同的。我在情感上明显偏向后者。要是几年前，当我还是热爱出风头的医学院大学生时，也许我会认为邀我乘凉谈哲学是一种开明的做派，可是，经过炼狱的我已经绝然不是以前的我了。在蒋同志那样的警察管理之下，或许真的像他们说的不是什么“法治”，但我感觉到即使是犯人，也有起码的尊严。有时，在激烈的冲突中，拳脚相加也确实难免，但那并不出于惩罚和轻侮，而是矛盾或常人的愤怒。通常情况下，蒋同志式的广大警察会按照行政规定做事，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违规”，例如出差到上海，去到释放的犯人家里吃顿饭，讨张戏票看戏，但那是人之常情，是出自“交情”的一种自信。
实际上，大部分底层的警察都很善良、单纯，对如今这个变化多端的社会毫无把握能力，倒是很多恶贯满盈的犯人教会了他们厚黑的世故。我经常听到失意的小警察面对一个个回城的犯人喟叹：“你们三年两年，而我这一辈子都守在改造农场。这算什么？”
我自由了，被提前几个月释放了。原因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升了学或拿到了文凭，这对农场很重要，体现了他们狱政的成绩。
黎明时分，我到达上海，闻着熟悉的炸油条的香味，我知道自己真的重返外界生活了。我有点不适应，不敢马上回家，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可是，还没有拿起听筒，我就拨号，公用电话亭的老太太很纳闷。原来是我竟然已经忘记怎么用电话了。
我在朋友家住了一段时间，以调整心态。很多过去的老朋友又纷纷出现了，他们三三两两地来看我。慰问，晚餐，礼物，还有音像公司要出版我们音乐的好消息，看起来好事接踵而至。然而，那些天我一直做一个梦，就是出狱的时间被推迟了，我被加了刑，无情的铁窗依旧阻挡着我的希望。而天亮一睁眼，却发现自己躺卧在松软的床上，头天晚上人们拿来的月季还频频送来清香……。这使我想起囚禁的那些日子，也是经常做同一个梦，我和一个女人在花园里散步，后来争吵起来。结果一觉醒来，却看见牢房的鼓风机在转动，还有固定不移的七根铁栏杆残酷地提醒着我。
两年多来，我白天在牢房，夜里在外面；而将来不知道会有多长时间，我白天在外面，夜里却是在坐牢？
这使我有些受不了。
更严重的是，我发现对异性失去了兴趣。应该说，女孩子们比我去农场以前要打扮得性感多了，可是，我居然没有什么热情。一直到半年以后，在一个朋友的家庭舞会上，我才重新找回那种感觉。
一个学外贸的女学生和我跳一种很过分的舞，我们贴得很近。一个曲子接着一个曲子，她始终用她那些灼热的部位摩擦我的躯体。几个小时过去了，曙色渐红，终于她的耐心和无尽的缠绵唤醒了我的性知觉。
我现在偶尔想起这事，实在应该感谢她。
出狱后不久，我们有了一次机会，乐队被叫到苏州河边上海音像公司的录音棚去录音，有人要出版我们的歌曲。这是我第一次进录音棚，一切都那么新鲜，一切又好像在预见之中。我们不分朝夕地干了将近两个星期，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走到外面透透气，却忽然发现街上人头攒动、红旗飘扬，苏州河上的桥塞满了人。
这场运动最后使我们的作品没能顺利出版，直到现在宽磁还死在某位编辑的手里。我想，最冤的也许是他。
我和叶亏夫等人有了分歧。起先我们患难与共，什么问题也没有；如今有了一些机会，反而较起真来。我们对待音乐的看法越来越不同，扩大到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我想起了在大丰听“星期广播音乐会”的日子，当然，我不应该争，至少在乐队未来前途的问题上。如果我离开乐队，对别人有好处，那我离开就完了。我带着保留意见，走上了另一条路。关于原因，我至今没有一句话说。因为，我们曾经共同走过了披荆斩棘的路，我们相互搀扶，深一脚，浅一脚，可以用濡沫相生来形容。所以，我永远深深地爱着大家。
1989年冬，我在交通大学办了一场音乐会；叶亏夫在财经大学也唱了一次。以后几年中，我的朋友们还有一些零星的活动，直到全部散伙。这样，上海的“先锋”音乐也就偃旗息鼓了。
然后，我就来到北京。
1989年底，我的状况糟到了极点。很多势利小人为了各自相近的利益走到一起，反对我的做法。他们中间有人居然写匿名信嘲弄我，意思是我的行为不但绝无成功希望，甚至终将走投无路，累累若丧家之犬。写信的人是一个出自邮电部门的三流文人，他在信纸上画了几个硬币，作为支持“人民音乐事业”的赞助款。
我的做法到底怎样呢？我开始告别与我们的处境无关的各种西方理念，在情感上越来越靠近劳动阶层。这样的思想，使来自欧美的摇滚乐队形式变得尴尬。我写《全无敌》、《瑞金城外有口井》、《口号》、《人民万岁》等歌，这些歌曲的歌词批评了资产阶级小市民的短浅眼光，肯定了人民的作用和抗议的必然性。
口号 张广天
人民万岁 张广天
“看看我们拥有千千万万，再看他们是孤孤单单；看看正义就在我们这一边，再看他们都快要完蛋。”
“如今井水早已枯干，井底里面有只青蛙。青蛙坐井看青天，它说要承包这一线天。”
“有一个词汇需要你我走进纪念碑，有一个词汇也需要你我走出纪念碑，这词汇就是人民。”
死灰复燃的殖民地文化意识顽固地占据着上海小知识分子的头脑，而我却在大庭广众面前发出上面的声音，是否很不和谐？我遭人嫉恨和挤兑，理所当然。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没有单位敢接收我。我找不到工作。那时体制外经济也不甚发达，私营公司一般不面向社会招聘，而是要由熟人介绍。没有经济收入，不能自食其力，在音乐事业方面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昔日的战友也与我背道而驰，我陷入了困境。
祸不单行，接着，我患了重症肝炎，黄疸指数高得吓人，医院派出的防疫员满世界追我，企图把我隔离起来。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公费保障，也无力自己担负昂贵的住院费用，结果他们只好作罢，放任肝炎病毒猖獗蔓延。贫病交加，风雪交加，1989年的圣诞节，中国的骆驼穿过针孔不比以前那么难了，富人们的晚宴杯觞交错，珠光宝气，而另有一些人开始慢慢懂得，针孔的那边未必就有天堂。
从夜里睡到早晨，从下午睡到傍晚，在百无聊赖的昏迷性睡眠中，我的病也熬到了尽头。一位原先在复旦念书的墨西哥朋友突然来找我，她从利兹大学已经毕业，在北京的使馆工作。她请我移居北京，说那里的空气会稍微适合我一些。于是，我借了点钱，拎着一把吉他就去了。
初到北京，积雪尺许，远望苏式的高楼林立在寒风之中，有种难言的异国情调。我先是借居墨西哥使馆她的宿舍，呆了一两个月。正值1990年的春节，三里屯一带的各种活动颇多。我见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也接触了几位滚爷、滚奶，还有很多浪迹北京城的马达加斯加、喀麦隆、波兰等地的艺人，感觉平平，有时甚至很差。倒是她收集的维索斯基和拉美歌手的磁带给了我一点乐趣。终于，我不能忍受下去，告诉她我要走了。
我走了，却在北京的风雪黄昏中获得了真正的爱情。这段生活我就不说了，至少现在不能说，它是我的魂灵，伴随我走过了最最艰苦的斗争和探索的历程。现在，我的一半已经死去，而且万劫不复！
我得到《中国文化报》的一位记者的帮助，在海淀黄庄一带安了家。还是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好在侯德健住在附近，我和他聊得来，彼此之间有走动。他借给我一些钱，暂度饥荒。那年我24，侯德健说我还很年轻，一定有出息。他的鼓励对我很重要。在中国现代民间音乐方面，他无疑值得很多人学习。“音乐界”的生者之间，仅此一个。
我到处找活干，替人装订书籍，包装，捆扎，直至运送；天刚蒙蒙亮就去北京火车站装卸货物，好在大丰扛麦包的锻炼给我积了底子，我干起搬运还像模像样；间或在《人民日报》团委组织的暑期吉他班上教人弹吉他；还替人翻译过一本书，当枪手，自然署名是出钱的人；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又回到南方，去浙江的山区给人号脉看病，当游方郎中。
结识了人大的一些学生和教师，和王以培、唐小生过往甚密。以培写诗，写得叫苦连连；小生弹琴，弹得晕头转向。他们总是尽最大可能，给我留一点肉食，或腾出一席暖床。那段时间，我们常在一起探索交流，彼此学到不少东西，共同走过了生命中的一段险径。我写《毛泽东》，没有人听，以为我疯了，他们给了我支持。整夜整夜的长谈，整日整日的书写，吃得很少，睡得也很少，我们在苦行僧般的生活中梳理着自己的思想。在北方的杨树底下，在夏日明丽的色彩里，在秋虫鸣叫的杂草丛中，我们褪掉了蝉衣，勇敢地成长起来。和知识分子的阶层告别，为精英的躯体默哀，想到茫茫的中国黑夜，想到我们还年轻，要有所作为。
干脆，我们上路吧！我们要在生活的实践中，行走于生机勃勃的大地之上，洞穿活的历史和现实，映证并提升我们的思考和追求。“一路走，一路想，一路看，一路唱。唱那一路的花儿一路开放，唱那一路的人儿一路解放。”
我和以培上了火车，这一程的终点是云南的昆明。再往下，我们就没钱了。在昆明的街上，我抵押给一位点心店工人我的身份证，借来一把吉他，就坐到马路牙子上开始卖唱。这个起点对我很重要，再也不是坐在书斋里，再也不是站在聚光灯底下，而是从此撕破了斯文的假面具，在人民中间，开始了自觉的文艺劳动。
我们的天地一下子拓宽了。
没有钱，我们就卖唱；没有朋友，我们就以歌会友；没有家，我们就敲开一扇平常人的家门，讨一碗水喝，讨一宿夜睡。
通常都是，我唱着唱着，就有邻近商店的服务员为我端来了茶水，就有途经此地的青年承担起维护秩序的工作。
我们一天天唱，一分分积攒路费，然后去到别的城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遇到过警察的干涉，遇到过白眼嘲笑，遇到过盗贼无赖，遇到过弃儿，遇到过流浪汉。但是，我们最多的是遇到了支援和响应。
在安顺，一个流浪的弃儿把仅有的两毛钱分出一毛扔在我们的钱盒里，然后哼着我们的调子尾随在后，我仿佛听见他在喊：“游击队叔叔，快带我一起走吧，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战斗！”
在遵义，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们路过一家色情酒吧，妖艳的姑娘招呼我们进去，但是，我们的歌唱感动了其中的一位，她跟我们描述了与我们一般的梦想。
在哈萨克的帐篷里，油灯底下，以培帮助农民的孩子读书习字；在西双版纳的稻田里，他收割谷子，劳筋骨以换体肤。
我们一路走，一路想，沉思爱，沉思生活。我真想与我相爱的人一同在祖国的晴空里化作一缕轻烟，进入每一户寻常人家。
然而，并不是走在路上的歌者都会看到这些。有的人总是在躲躲藏藏中苟延残喘：或是被人驱逐，或是遭人厌恶。不过，你可以从他的歌声中听出一切。这样的人，歌中往往充斥着乞怜、模仿、造作和矫情，却从来没有创造的品质。因为他们即使卖唱，也拒斥人民，而只想在“流浪”、“漂泊”的外衣下达成“自我”的“完善”，追求“艺术”的“超然”，更低级的就干脆贩运纽约的西洋街景。实际只不过是游手好闲，捞取资本。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卖唱者、流浪艺人掉以轻心！
然而，也并不只是我们看到了这些。在伟大祖国的村落、城镇，正有无数有为的青年身体力行，摩顶放踵。我碰到过一个武汉的歌手罗鸿飞。他曾经路过一个村庄，为那里的村民们唱歌。白天村里的人都去下地，只有老幼围坐在他的身旁。他唱啊唱，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一直唱到天黑。等他放下手中的琴，举目四盼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前前后后，漫山遍野，都是擎着松明前来听他唱歌的人，其中有不少还是从邻村邻乡赶来的。
这点点火把难道不是对我们最有力的支持吗？谁说老百姓只听殖民地的淫诗艳曲呢？只怪你们没有拿出优秀的作品来，还要脱离实际地低估人民群众的审美能力。
1992年夏天，我和以培在遵义分手。他去西边，我回上海。我用卖唱的钱买了一张票，登上了火车。因为中途上去，没有座位，自己又抵不住阵阵袭来的疲顿，就钻到别人座位底下睡觉。来了一个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她和我攀谈起来，发现我很虚弱，就带我去卧铺车厢。在那里，她的一个同学有个铺位。她们把铺位让给我，我就上去睡觉。可是，这一觉，我竟睡了两天。等我张开眼的时候，火车已经驶过了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的千山万水，快要到达嘉兴，而从嘉兴到上海只剩下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了。我在铺位上虚阖着双眼，看见那两位纯洁无暇的少女坐在卧铺车厢过道中的加座凳上闲聊着学校里的事情，我的眼泪止不住就淌了下来。我真不愿意醒来，真不愿意伸出空空的双手，用苍白的言辞和无所作为去面对这两位天真善良的女孩子。
这样的故事，还有好多；这样的人们，也有好多。正是这些，让我从此下定决心去做一个永远在人民中歌唱的歌者。我除了为他们写作，与他们共生共存，我还能做什么？我还能以别的什么来回报吗？
1993年，我又重新回到北京，住在城北大都河畔。这一次，我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广告公司当文字撰稿。我参加拍摄广告，录制音乐，与客户谈判，还举办广告培训班……这个过程中，又结识了不少朋友。
现在想来，在马路牙子上唱歌的经历，是值得记忆和回望的，但却并不值得留恋和执迷。禅宗说话，不立文字，也不离文字。行走于大地四方的游吟算是一种行动，而坐在窗明几净的屋子、忙碌于油盐酱醋的日常生活也不失为更高的人生实践。
我们外出，并不为寻找生活。生活何处不在？如果一个人在生儿育女、扶老携幼的平常日子里看不见生活，那么他的灵魂就会流落街头，连流浪都做不到。对于一个坚强的人，更严峻的考验是平凡，平凡到默默无闻的地步。
在1993年的北京，我遇到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出自贫困和灾难的深渊，却不愿与苦难血脉相连。他们宣称自己是“天才”，“正冒险来到人间”，而当人们无视他们的“天才”资质之时，又形影相吊地嗫嚅：“让贫困和媚俗把我们埋葬吧。”他们再不愿意看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企图靠自己的个人奋斗摆脱父兄的命运。为此，他们诅咒工农，诅咒父母乡亲，认为正是那些“逆来顺受”的正派人教导才使他们愚昧、闭塞。他们往往热衷于攀龙附凤，热衷于拜倒在出卖灵魂的悬赏之下。一开始，他们的诗歌还带着些微泥土的气息、生活的气息，而一旦极为廉价的利诱出现，他们便轻易地被收买，心甘情愿地做走狗。这些人自私自利，一心只梦想自己飞黄腾达，不顾廉耻，不顾血亲至爱，不顾他人死活。
有一个流浪诗人游居到清华校园，清华的一位天真女生向他表露了真心。可是，就在他们厮守相亲的热恋阶段，诗人为了自己得以混入京城诗歌圈，却拱手把这位女生作为“见面礼”奉献给“地下文学”的黑老大。
所以，纯洁诚挚的大学生们，你们要警惕啊！这些人面的蛇蝎现出原形来，是要吃人的。请千万不要在音乐或者艺术的殿堂周围徘徊，因为那些个地方早已没有什么值得匍匐朝拜的圣贤，有的尽是恶鬼、阎罗和夜叉，臭气熏天的屎尿四下漫溢，小心脏了你的手，小心污了你的脚！
1993年下半年，我遇见了黄金刚，他刚从西藏回来。为了谋生，我们借了别人的执照，经营了一段时间广告公司。生意没怎么做起来，两人天天争辩得面红脖子粗。一天，公司一位职员的孩子在一边嚷嚷：“妈妈，妈妈，今天他们为什么不吵了？我可想听张叔叔和黄叔叔讲辩证唯物主义了。”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自己说得已经太多。于是，我们决定做些什么，这就有了《张广天现代歌曲专辑》和《吟唱生涯》。
接下来的事情，黄金刚在《邈邈工业化，不尽诗与歌……》中间都说了，我在此就不再赘言。
后来，又有了丁东杰，又有了洪启、何力。
我现在能和大家在一起，感到很踏实。尽管我们的音乐还很不成熟，却一定是新生事物。我们前不追死人，近不随洋人，想实实在在做一次活人。哪怕活得很难，哪怕浑身病痛，毕竟我们活生生地走在没有脚印的地上。
明天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明天也许我们中间会有人跌倒，也许我们中间又有人走失，但最最可能的是，明天会有更多的人走进这个行列，延伸这个行列，并壮大这个行列。
我今天写这些，不仅为了告诉大家一些事实，也希望读者和听众检验我们。从今往后，我们要经受的检验不是一次，而是一生。如果我们有人做错，请批评我们，教育我们，并搀扶起我们；如果我们有人叛离，请谴责我们，抨击我们，并揭露我们；如果我们全部倒下，请站出来的勇士重整旗鼓，请抬起来头颅引吭高歌！（原载《天涯》2000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