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内部构成：原创性和可阐释性
经典作家通常都需要拥有博闻强记的本领，有些经典文本纯粹以知识见长，思想价值和可读性退居次要地位，如《天工开物》《水经注》这一类经典文本。信息化时代，知识创新面临更大的挑战，网络搜索、数据库的普及，不再强调作家博闻强记的能力，很难产生信息和知识的垄断者。文学作品创作的周期大大缩短，知识含量也随之递减。经典作品中，散文、小说、戏剧、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都会以密集的知识创新作为一个重要的要素。知识构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真实性与现实性、心智拓展、专业知识的可靠性、想象力。
1．真实性与现实性。历史上留下的部分文学经典，由于年代久远，现代人对于其思想性很难体会，但却有丰富的史料价值。现实主义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同于历史文本，对现实作了艺术化处理，某种意义上更“像”历史真相。无论是写“真实”还是写“本质”，每一个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典都与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同步。文学家把自己掌握的新材料、新方法通过人物和情节展现出来，对那些人们认为理所当然但实际上荒诞的事物进行质疑、批判、反思。材料是否真的可靠，观点是否真的经得起推敲，这是经典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品的重要品质。现实主义文学的广阔性和复杂性决定写作不是一个纯粹私人的事情。现实不是自然摹写，它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不可能脱离历史语境，现实是一个丰富复杂的体系，它的构成是动态的、关系性的。某一个事实可能千真万确，但在现实中只是所有事实的一个细节，不足以构成关系。见微知著的“微”是典型的细节，有些非典型的细节，可能不具有样本意义，但在表现“真实细节”时，注意到它的系统性和关系性，这种“真实细节”就会有历史价值。文学中的虚构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手法，通过这手法达到观念上的真实，从而获得某种真理。有些文学创作过于注重挖掘真实的细节，精细地“考证”“文献挖掘”和“田野调查”，却忽略了关系与细节真实的辩证关系。
2．心智拓展。心智拓展是通过知识创新实现的，属于知识创新内在的层次。第一个用诗歌表达情绪的无疑是精神领域的开拓者，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情感的模式。上古时代的《弹歌》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首诗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把制作工具、狩猎的过程用两字句的韵文表达出来，既是认知上的超越，也是一种心智拓展。信息时代，每个人掌握知识的机会大大增加，新知识很快变成旧知识，但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仍然需要心智拓展。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以来，文学叙事开始由外部转向内部。从描写风景、人物传奇、历史事件、奇闻轶事转向心理分析、精神分析、潜意识探寻、认知科学等。批评界把这类文学创作手法归纳为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强烈地要表现“现代意识”，即由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危机感和荒谬感。剥开表层现象，进入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内部关系，揭示人的异化和荒谬。为了探求人物的内心真实，通常要借助意象，用隐喻、暗示等象征性手法，把内在的思想表现为一种外在的知觉。用扭曲、夸张的形式，刻意将现实与非现实的界线模糊，把严肃的话题荒诞化。而潜意识的挖掘需要通过“内心独白”“意识流”等手法，放任人的意识自然流动，表现逻辑混乱、未经整理的思绪。社会意识已经发展到多层次、不断叠加、重复、混乱、矛盾的局面，人们无力给这个世界一个确定的意义，但人的心智要发展，文学创作者观察到这一现状，试图把握内在规律，给人提供精神支点。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也即通常所说的“后工业时代”，人工智能、基因技术，迫使人进入“后人类”的社会道德伦理建构，文学创作在知识创新方面面临新的挑战。
3．专业知识的可靠性。知识创新文本主要是指两种类型的文学经典，一种类型是有很强的专业知识的文学经典。许多文学经典以专业知识见长，中国古代许多文学经典的永恒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不可替代的知识性，具有丰富的科学技术、社会风俗、典章制度、人文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如《尚书》的天文、地理、政治制度；《易经》的卦象、玄学、环境科学；《礼记》的仪轨、行为规范；《孙子兵法》的兵器知识、战争知识、地理知识；《天工开物》的工程技术和科学观念；《春秋》的历史动态；《吕氏春秋》《淮南子》的社会人文知识。另一种类型是专门类题材的文学经典。自明清小说兴盛以后，文学分类精细化、类别化，而知识型创新在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体裁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专业知识型文本的写作者一般都是学者型作家或者专家型作家，明清著名古典小说都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含量，比如《西游记》的神魔、宗教学、世界史、动物学、地理知识；《三国演义》的兵法、典章制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知识；《水浒传》的司法制度、服饰文化（包括纹身）、交通运输知识；《红楼梦》的官场文化、土地制度、诗词学、园林、饮食服饰等知识；《金瓶梅》的漕运制度、财经制度、市井布局、风俗人情等知识。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类型小说”尤为突出，如科幻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三体》需要有航空航天、宇宙、天文学、光学、力学等方面的知识。以表现情感为本体的诗歌也不乏知识性创新，现代诗歌对句法结构、音韵学、认知心理学的探索衡量着诗歌的创新程度。
4．想象力。把想象力归为知识创新维度，是因为它本质上也是人的一种认知上的超越。伟大的诗人毫无疑问都是极具想象力的，想象力不是诗歌的专利，想象力的高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经典的其他指标，如思想深度、艺术表现力。想象力介于感性与知性之间，在文学创作中还需要有一定知识积累，需要有“陌生化效果”，把女人比作花，明月寄相思，最开始都是有陌生效果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想象力不断突破前人，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同步。想象与抽象一样都“看不见、摸不着”，它们在思维方法上是反向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需要抽象思维、逻辑推理，通过对作品的分析、综合，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有效的把握。想象力则是把朴素直观的东西细节化、形象化，进行一种变形认识。文学创作通过想象力使读者获得认知上的契合、提升和超越。
文学中的表现力既是方法论问题，也是文学的本质，作者将主观精神和内心体验形式化了。作者精心设置字、词、句子、结构而显现出一种“文采”，以此对读者产生感染力。《文心雕龙》说：“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就是说明作者为了突出主体形象，采取虚实映衬的对比手法。中国古代文学表现手法常见的如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烘托、渲染，在结构上有伏笔、悬念、草蛇灰线、趁窝和泥等。古诗词最常见的表现技巧是赋、比、兴。西方现代文学手法有意识流、悖谬、反讽等。为什么伟大的作品在情感表现上内蕴丰富、品味独特？其韵律、节奏、意境总能浑然天成，具有震撼灵魂的力量，就是因为杰出的作家在情感表现上的创新有着罕见的天赋和功力。构成经典的情感表现维度主要体现在认知超越，语言、风格的递增效应等。
崇高感与荒诞感是认知超越的两个极端例子。崇高感能够使人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它在文学作品中，常常表现为相对弱小但代表正义一方敢与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势力进行抗争。在诗歌、散文中则以博大、劲健的精神力量，雄伟的气势，宏阔的景象描写来体现。这种超越人的认知的表现手法，给人以心灵震撼，使人受到强烈的鼓舞。荒诞是“现代派”比较流行的手法，与崇高形成一体两面。以荒诞来解构传统审美中的充实之美、辉煌壮观之美，通过变形、异化的手法放大生命中无意义的、矛盾的和不和谐的东西。工业社会之后，人的异化造成现象和本质分裂，动机与结果悖谬，通过荒诞叙事和审美，对不合理的社会和人生进行批判，实际上也表达了一种悲怆。
经典文学作品在表现力方面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最大化地抓住读者的情感，这种情感不完全是非理性的，也有理性、知性的共通感，如“感情代入”“共鸣”“同理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设身处地地理解和同情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或作者的心境。人在阅读中通过感性的方式重新确立自我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对作品的感知、感觉、感化（深度体验作品情境），主体从对象的反射得到不同层次的阐释。作家竭尽全力把这种有确定性的知觉上升为普遍性，作者和读者共同建构了一种同情。中国古代经典诗词讲求触景生情，景物背后的作者既是一种超验的存在，也是感同身受的人。经典文学作品的情境共振通常都是恰到好处、拿捏得当，而过度渲染则适得其反。
经典文学的艺术表现力有一种递增效应。语言、修辞（隐喻、暗示等）、情绪、结构（隐藏很深的伏笔），其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到肯定性的叠加。因为某种限制或者纯粹智力的乐趣，文本中那些符号、含混的话语、图像、模糊的指称，其意义有待后人开掘。中国古代文论有所谓“春秋笔法”，有些看起来艰涩的文本，它们深刻复杂的含义，经得起无数倍的放大和稀释，同时也是对阐释者的一种邀请。“春秋笔法”“隐喻手法”带着与读者共谋的期待，有能力参与这种“游戏”的读者被视为有质量的读者。这种带有生命探索过程的艺术表现法则，能够激发每个普通读者的主体意识。作者精细地把握和表现每一个细节，通过内在的时间性和多维度空间，建立一种多样的、非典型的叙事情境，包含着复杂的认知过程。写作者对世界认识的深度决定了表现力的强度，通过文字、作品这种外壳，与读者（包括未来的读者）进行一种深度的精神交流和灵魂互动，这种精神性的东西随着时空的改变会不断衍生出新的意义。
同化是为了适应现实，放弃自身固有的本质而做出最大程度的改变。由于经典的原创性使其具有独特性，从而能够拒绝同化而保持“活性”状态。顺应不等于同化，“顺应”是经典保持自身存在的一种方式。经典作品顽强的主体性不能被客体同化，它会建立起一套新图式或者调整原有图式，以自身强大的思想力量、知识结构和表现力适应环境变化。经典在与阐释者的共构中衍生出永不枯竭的新的意义，但经典本身永远保持自身固有的本质，某一经典作品一旦被同化，该经典就消失了。
1.作品本身的不可同化。写作者的目标读者决定了文本的层次，通常我们只注意到读者对作品的期待视野，而忽略了作者对读者的判断。如果作者心目中总是有一群挑剔的读者在逼视着文本，作者的反抗性被激发起来，会与假想的苛刻读者进行一种想象力、智力的博弈。写作者并不希望读者把文本消费掉，相反，文本具有适当的难度——让阐释者体验到难度，作者会有一种成就感。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注意到，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是建立在读者的积极参与之上的，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和传递过程，作品就不会进入连续变化的经验视野。读者在检验作品的审美价值的同时，读者的审美水平也正在被作者检验。作者有意识地建立一种标准，排除掉那些可能出现的不合理的判断，甚至预测到了可能出现的误读和曲解。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设置了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有适当的度，距离过长将不利于作品传播，距离过短则作品被读者放弃。在期望、满足、失望、反驳、超越之间有一定的弹性，实证主义、索隐派文学史家能够找到想要的东西，主观主义、建构主义也能从中找到合适的话题。当读者接受某个文本时，这里到底有多少“未知经验”？接受美学只注意到了读者的期待视野，而没有发现引发读者阐释的作者意图。
2. 阐释方法的不确定性。作为当代中国文论界最重要的思想事件之一的“强制阐释论”和“公共阐释论”，是一个从文学出发但却大于文学、并兼有“社会政治喻指”的以文学介入现实的典范。将“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用于对经典阐释的检验，有它的合理性。“公共阐释论”强调“阐释的公共性决定于人类理性的公共性”。理性的前途在于“交往理性”，在于进入“主体间性”，理性需要通过交流、协商的公共环节得以裁定。而阐释这一行为必然经验到对象，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没有对象的阐释。文学经典作为有着不可同化特征的特殊对象，其艺术直观与感性因素需要阐释者与其保持一种对话模式，多数情况下，作为对话者—阐释者的知识、经验、价值标准与其对话的对象（经典文本）并不是处在同一层次。经典的原创性与陌生性拒绝被对话者同化，它的知识性、表现力随着时代产生新意义，它的思想性对解读者来说，其启发意义是动态的。文学阐释没有一个确定的客观标准，几乎所有的文学经典都或多或少遭到强制阐释。“公共阐释论”切中了文学不透明的要害，以理性、公度性、澄明性、建构性、反思性、超越性抵达文本的本质，可以视为对文本接受过程中的强制阐释的矫正。阐释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运动性、平衡性、协调性，其中发生着不间断的误解、扭曲、纠错等行为。“强制阐释”与“公共阐释”暗中角力，形成两条并行的历史轨道，使经典在历史中保持“活性”状态。
3. 阐释者之间的不可同化。作者意图与阐释者的“前见”是一对互不相让的宿敌。作者动笔的时候考虑到了阐释者的前见，并有意识地倾向于某一类型的读者或批评家。阐释者都有个人的生活经验、知识背景、文化传统、审美习惯等，对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手法的判断依赖于这一套体系，经验丰富的阐释者作出的判断更接近真理。阐释者因为前见的束缚，往往阻碍其做出进一步发现，每一场作品的研讨会，研究者的发言都是一部前见的合集，这一现象客观上造成了经典作品不可通约，每一部经典的独特品质被强化、提炼出来，阐释者之间不可同化。
4. 经典面对的时空不确定性。经典的永恒性就是时间性维度，这个维度是否可以表现为无限？假设个人生命可以无限延长，有关时间焦虑的诗文就不再让人感动；假设地球上任何长度的距离都可以瞬间到达，表现离别的诗文就会被淘汰；如果人的身体成为碳基人与硅基人（肉身与硅胶、芯片结合的复合材料）的结合，那些令人心痛、落泪、感人肺腑的诗文将被淘汰。那么，我们所说的经典的永恒价值也是值得存疑的，一个文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经典，有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所谓经典其实就是当下。经典随时空而有所不同，阿拉伯的经典、印度的经典在中国不一定是经典，中国的经典在欧洲也不一定是经典，此外，还要区分世界经典和地区经典，宗教派别各有各的经典：《圣经》对基督徒来说是经典，而对于非基督徒只是历史故事。
大多数文学经典都遭受过怀疑、否定。经典的沉浮验证了经典的抗压性和历史性。经典相对稳定的品质使经典穿行于不同的时空，散发历久弥新的感染力，并不断产生新的话语和意义。除了经典固有的内在品质，构成文学经典的还有一些相对固定的外部因素。构成文学经典的外部因素同样广博而庞杂：一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阐释者与文本的微妙关系左右着经典的命运，其中涉及文学自主性、普遍伦理等因素。二是文学机构和学术权威。文学机构在经典化中的作用包括文学史的书写、学术权威的发声、评奖制度的干预等。三是有一定鉴赏力的读者的视野期待：精英读者与普通读者对经典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有趣味、情感等要素。四是翻译和传播。五是资本和媒介，资本和媒介在现代与后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更明显。六是附加的时间值和空间值。这些外部因素与文学本质形成联动机制，干预着文学的经典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