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察右中旗报》始末：缘起
本文作者：刘玉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正值国家改革开放浪潮兴起，各行各业都在大力推行“承包责任制”。这场发端于农村“包产到户”的强劲势头，大有席卷城镇国有化和集体化经济的态势。而位于我国北部边陲的察右中旗可谓全国各地变革的缩影，似乎在一夜之间，凡工矿企业、国营单位，包括商业或供销网点，全部变更为承包经营，集体经济已形同虚设了。
正是在这种经济发展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各种新文化、新思潮、新动向也悄然涌动起来，当漫步科布尔街头，各种时髦现象扑面而来，虽然不及广东等沿海发达城市那般强烈，但也充满新鲜的信息。先是手提卡式录音机取代了昔日的高音喇叭，邓丽君等港台走红歌手的靡靡之音取代了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里那激越豪迈的旋律，而后是牛仔裤、波浪头、霹雳舞……当街电影院海报上炫耀那青年演员（那时尚无追捧明星概念）接吻画面，家庭电视机里播放外国片商的连续剧，一下子让人们眼花缭乱，几乎无所适从。
当时的文艺界最为活跃，文学艺术标新立异，各种流派异彩纷呈，而诗歌作为文学创作的“风向标”更是前卫。什么“朦胧派”、“印象派”、“意识流”、“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不一而足。其中，北岛、顾城、海子等现代派诗人一马当先，而女诗人舒婷的《致橡树》更是一鸣惊人，摩登顶峰，倾倒了无数青年诗歌爱好者。
1986年秋季，我从内师大毕业后，先在旗委宣传部工作。由于我从小酷爱中国古典诗歌，上学期间受到新派诗人阳关（本名倪向阳，乌兰浩特人）等人影响，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现代诗。后来就于业余时间进行诗歌创作，尤其是在《乌兰察布日报》文艺副刊“大青山”发表了《另外一种河流的述说》等多首诗作后，便受到很多读者朋友的关注。
只因当年的媒体没有现在这样普及，特别是尚未受到网络和手机的冲击，诸如《乌兰察布日报》这类党报党刊在全盟拥有庞大的阅读群体，单说本旗范围内也有不少固定的热心读者。这其中不乏青年读者，尤其是有一大批现代诗爱好者，而以中学生居多。
至八十年代中期，本旗的教育事业得到空前发展，不仅科布尔镇内有一中、二中、职中、技校、进修学校等师生众多的校园，乡下还有铁沙盖与苏勒图中学（大滩与黄羊城中学不办高中班）等。特别是镇内学校的一些中学生，处于青春期，又怀揣文学梦，而青年男女爱写诗，这似乎是一种天性。他们书生意气，阳光烂漫，结果有些人就贸然来找我改诗。
我们办公室有五个人，大家都是集体办公，出于对学生诗歌爱好个性的保护，我也与他们交流新诗的创作经验，但不去修改（内行人知道，诗是作者情绪的流露，外人怎么能改呢？我也不会改）。谁料，这下可惹来麻烦了，他们先是个别人来，后来是三五结队，一起来找我。这让我很为难，办公室内的同事们，全都是从事文字工作，需要个安静环境。而我的办公桌前，却围满了一圈男女学生叽叽喳喳，这个问长那个问短，严重影响了别人！
可是，我又不忍心拒绝他们，这些孩子们都称呼我“小刘老师”，因我当年也才二十多岁。于是我就想到一个办法，利用星期日全天（那时国家尚未实行双休日 ），在科镇西南圪蛋的旗委党校（因他们除去办党员培训班外，教室多数空闲着），给新诗爱好者讲课。下面这张历史照片，就是当年授课时的情景，那黑板上赫然书写着“学诗十二忌”。这个由我发起并组织的松散青年团体，一开始称“文学沙龙”，既时尚又吸引了众多爱好者。
（图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刘玉昌利用业余时间为文学青年义务讲授现代诗的写作方法）
当讲过几次课后，一传十、十传百，慕名而来的人更多了。那个年代我也是豪情满怀，不辞劳累。不知是社会风气使然，还是我不懂经济运作，反正全是免费教学，不收任何人一分钱。每到午间我还得叫上联系教室的那几个学生（因他们的家长也知道这是在办正经事儿，就让无偿占用教室）去小饭馆喝面条，因我工资也不高，一般小场合就不饮酒了。
其实，好多事情并不是原先想好或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摸索到的。记得在一次课余讨论时，一位女学生举手示意要发言，她说：“小刘老师，我建议咱们办个文学社，还可以出一张报纸，把你讲课的内容印上去，让更多没来听课的人，也可以看到怎样写诗。”我事后了解到，这个思维敏捷，眉目清秀的女孩子，名叫崔红梅，是一中文科班的学生，好像是大滩乡人。她这一席话，给我很大启发，这样去做的效果也许会更好些。
然而，创办文学社不容易，再出版一张报纸更是艰难，这需要社会力量来支持！最起码得搭建起来平台，还得有资金用来印报纸。这个过程虽艰难，但我没有退却，而是迎难而上。在文学社里社员是主体，那就先落实社员吧。当回到单位后，我利用晚上时间，设计好社员登记表。当时旗委机关的办公条件还很落后，使用的还是滚筒油印机，需把黑墨弄到网纱上，再用尼龙滚筒推压，然后再手工翻纸。当把表格印妥后，在下发填写前，我还是多了个心眼儿，凡是经我看过本人写的诗作后，觉得有基础、有兴趣的人才发给表格，对那些看热闹、凑红火，一是心血来潮的人就不给了，防止鱼龙混杂，日后会产生不良后果。
当时，各个学校都有些积极分子，职中的张宏宇、周向英，一中的史健，二中的狄晶等人，不几日就把表格汇总起来了，大约有八十多号人。后来，我们在旗党校举行了文学社成立大会，大家推举我当社长。我就在会上宣读了文学社《章程》，并且正式宣布，我们文学社的名称就叫“漠野文学社”，大家热烈鼓掌通过，当时根本没有那套官场作派和外来贺信之类。大会之后，参加会议的第一批文学社入社社员，在党校院子里合影留念。
当时的这批社员中，大多数人已有一定的写作基础，又经过业余时间的写作锻炼，从而具备了较强的写作能力。后来有好多文科生都考取了理想大学，毕业后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
（图为1988年6月间“漠野文学社”成立后首批文学社社员在本旗党校教室前合影留念）
像首批社员李永杰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省报当记者，可经常看到他采写的报道。
由于学生忙于上课，而文学社则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便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学社向社会上拓展，并且细化了文学社章程，不再限制年龄，中学生已不再是主要教学对象了，其范围扩大到全旗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就连办社的高度也上升了，其宗旨是为了培养文学新人，促进全旗文化事业的向前发展，这样就吸引了更多的有识之士。一年之后，这个社会团体逐渐壮大起来。入会社员达到148人。从此，文学社的摊子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慢慢搭起平台来了，一直到1988年6月间，“漠野文学社”以民间团体名义向全社会正式打出旗号。
本社组织机构为：
社长：刘玉昌 （旗委宣传部新闻干事）
副社长：刘官喜（旗电影公司经理）、冀福义（旗副食品公司承包人）
组宣部主任：田胜（旗农牧局秘书），副主任：狄晶（在校学生，主要管理社员档案）
编辑部主任：胡志峰（文化局干部），副主任：黄若晖（旗党校老师，爱好文学创作）
通联部主任：石尚发（人事局干部），副主任：张文杰（种子公司科员，喜欢写诗歌）
社务部主任：周向英（职中在校学生），副主任：李永杰（科布尔一中高中文科班学生）
顾问部主任：甫兰涛（广播局副局长），副主任：肖一新（旗工会主管群众文化干部）
（图为当年“漠野文学社”创办的刊物《高原星》部分原始报样）
随后，经过紧张的筹备和文字编辑，“漠野文学社”社刊《高原星》创刊号问世了，为4K4版，双面铅字印刷，其具体业务由本旗印刷厂承揽。因属于内部刊物，准印字为QW—5，如若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张小报土得掉渣子，整个版面连幅图片都没有。可在三十多年前，那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当时除了上级党报外，它是本旗境内、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张文学类报纸。更为重要的是这张小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时任旗委书记李秀为《高原星》题写报头，创刊号用鲜红颜色凸显出来；时任政府旗长龚占永，亲笔为本报题词：“改革斯年诸业兴，首开先河创新径，蓓蕾初绽点山川，万紫千红总是情。”也被放在创刊号的显要位置上。随同这张报纸刊出的还有本报主编与编委会成员名单：
社刊《高原星》主编：刘玉昌
副主编：胡志峰、田胜、黄若晖
编委：甫兰涛（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会员）
姚建业（内蒙古文联文学评论协会会员、进修学校校长）
王恩翥（乌兰察布盟文学协会会员、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刘官喜（乌盟戏剧协会会员、察右中旗电影公司经理）
白宽旺（乌盟民间文学协会会员、旗残疾人联合会干部）
阿木古隆（旗政协副主席，《察右中旗志》编纂小组成员）
刘玉昌（乌盟文联文学协会会员，漠野文学社社长）
李文连（本旗文化局干部，爱好文学写作）
胡志峰（本旗文化局干部）
田胜（本旗农牧局秘书）
孙克寒（本旗团委干事）
（图为当年组织机构名单）
（图为《高原星》部分编委会成员。左起刘玉昌、姚建业、甫兰涛、刘学亮、刘官喜）
一张报纸，就像一面旗帜，在编辑部高高飘扬。它不仅拥有本地读者，还有大量外地读者，其印数也从起步的500份扩大到1000份。每期月初出版的新报，不仅是文学爱好者发表作品的园地，也是很多人期盼的处女作诞生地，更是涌现文学新人的摇篮。它坚持“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立足“二为”方向（即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先后开辟了“中学生习作园地”、“心之弦”、“ 乡土诗”、“新诗点评”、“佳作欣赏与争鸣”等栏目。除诗歌版面外，同时也刊登散文、小小说、随笔等文学体裁的作品。尤其是社里通过“讲座、辅导、交流”三种活动方式，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社员的写作水平和对文学佳作的欣赏能力。它更像是嘹亮的号角，吸引了越老越多文学爱好者。
后来，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新入会社员的分布状况以及报纸发行工作的需要，相继成立了“漠野文学社”前大滩分部（主任为史健，副主任张宏宇）；后大滩分部（主任刘宝良，副主任张志明）。并且对这些分部社员的新作，予以优先发表的权益。
在那个改革兴起的年代里，各地创办文学社似乎成为一种新时尚，周边靠近铁路沿线的集宁、丰镇、前旗、卓资等旗县，先后自发成立起了“虎山文学社”、“官村文学社”、“薛刚山诗社”等社会团体，并且很活跃。其中，集宁文学社的社长是位姓姜的女将，她在一所学校里任教，就因为同住一个城市，她与盟报文艺副刊编辑索让、潘树武老师交往甚多。而索、潘两位老师也有意培植各地文学青年，从而为盟报副刊稳定一支文学创作队伍。这样一来，我们在每一期的文艺副刊上，经常会看到“集宁文学社”学员发表新作品。
后来，我们文学社也优选了十几篇新作品，由我出面去找副刊编辑老师商议给发表几篇。那天恰巧索让老师外出了，留下潘树武老师值班，我就向他说明了来意。由于我是盟报社的优秀通讯员，连续开过几次表彰会，就与潘老师惯熟了。当他听说我们也成立了文学社，当即爽快答应我：“不是给你选择性发几篇，而是把你带来的所有新作全都留下，给你们出个专版。”果然，我回来后不几天，盟报副刊隆重推出了介绍我们文学社的版面，只见那一期《大青山》栏目里，清一色全是我旗作者的新作，并在那一幅醒目的栏目题图下面，特别注明本版“由漠野文学社供稿”，这对我们鼓舞很大，这期报纸我保留了几十年。
这期报纸不仅给我们文学社鼓劲扬名，对外旗县的文学青年影响也很大。随后，由索、潘两位老师牵头发起，集宁周边旗县的几家文学社还举行过一次联谊活动。随后便有一批外地文学青年加入我们文学社（只因为这些旗县没有成立文学团体，我们也就允许他们跨旗县加入进来了）。由此，我们还在外围旗县成立了商都分部（主任王爱贤，副主任段勇）等机构。为进一步做好编务等相关事宜工作和防止发生版权争议或纠纷，还聘请乌宁吉雅（本旗检察院副检察长）为常年法律顾问，聘任团委孙克寒为协调各方诸事的秘书长。
（图为当年“漠野文学社”社长刘玉昌以及总部部分工作人员与第二批社员的合影留念）
那个时候的物价低廉，每份报纸的印刷成本仅仅一角钱，一千份报纸印刷费才一百元。由于社里没有创收来源，邀请所有老师来给社员讲课，全是白尽义务，不给授课费。这样我们最大的开支就是印刷费，而收取每人一元的会员费，则全部用于报纸印刷费了。记得有一次因会员费没能及时收集上来，印刷厂承包人老曹不给开机，急得我实在没办法，副社长刘官喜公款赞助一百元解决燃眉之急；还有一次年底召开社员联谊会，我正因经费短缺挠头皮，副社长冀福义资助一百多元物品，旗文化馆李兰波老师还清几个骨干吃顿晚饭。
(图为当年“漠野文学社”金盆分部首届社员大会暨宣布分部成立仪式的场景，主席台上就坐的有<左起>金盆分部主任李萃、黄金公司团委书记王玉文以及总部的刘玉昌与田胜等人)
刘学亮老师，当时在乌兰牧骑工作，他虽说很忙，当接到我的邀请后，就看在我俩的情面上，也来给社员讲过课。这期间也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儿，就是本社后大滩分部的那个人，突然提出将这个地方的社员独立出去，并成立“后大滩文学社”。我曾专门去铁沙盖乡里劝说过他一回，后来不了了之。而本社金盆分部的成立正好相反，发起人李萃本是民办教师，当时他家在山药窖里发现了金砂脉络，老婆督促他赶快掏金子发大财。可他却忙于筹备分部成立大会，并且邀请总社派人去指导工作。那天在金盆中学举行的成立大会上，我与田胜等人应邀到会，驻地黄金公司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专门派出团委书记王玉文给大会送来大红纸贺信，还在大会上宣读贺词，我与田胜都讲了话，并任命李萃为金盆分部主任。为了鼓励他工作的积极性，我们破例出版了“金盆分部社员文学作品专辑”。当李萃拿到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报纸，当下就不放手，连续看了十几遍。夜里睡觉后，醒来又看一次；第二天清早，睁开眼再看一次，每看一次高兴地呵呵笑几声，气得老婆骂他：“你不爱黄金爱写诗，我不跟你过光景了！”原来就在他连续忙乱的那些日子里，一些发财熬红眼睛的外地人，夜里顺着那道金砂脉络，竟然偷偷钻洞掏到他山药窖下，把那些富含黄金的砂子掠夺走了！
该文作者冠名刘洋，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西南山区窖蒿湾村，曾任旗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后在央企神华做新媒体策划，现供职国家能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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