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农村的魅力
本文作者：刘立宇
说起农村，多数城市长大的人都感觉到的是贫穷落后、环境脏乱差、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受教育程度低、医疗条件差等等负面的印象。而对我来说，农村是养育我的地方，我一生感谢农村，怀念农村。
1952年，我16岁，从部队转业回来，分配在武东县公安局搞户籍管理工作（现在的大滩乡区域）。当时上级需要将县所有在册人员信息完善，我按照要求收集个人信息。但是县政府一位资深的科长拒绝提供个人简历，并当面辱骂我，“球大个小兵蛋子有啥资格查我的历史。” 我回说：“不是查，是户籍管理所需要的资料。” 他怒冲冲道：“球大个东西还敢顶嘴，你等着！” 于是他去人事科告了我的状，借助人事科的权力把我清出了公安局，贬到一区农村（今天中旗大滩乡）。他们的本意是欺负我这个毛头小子，把我流放到农村，没想到事与愿违，却歪打正着，把我送入了培养人成长的摇篮。
年轻时的作者
1954年，我18岁，区里派我到孔独林乡工作（大滩西15里，现在的韭菜沟村西部地域）。这是个偏僻的山间小乡，重峦叠嶂，沟壑纵横，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只能供单人行走。干部很少来，只有乡里的邮递员隔一天来一趟。乡政府设在比较大点儿的村子里——前孔独林村。这个村只有24户人家，全乡8个自然村，160户人家分散在山下不同的沟沟岔岔，人们都在各自住房的半山坡缓冲地带挖出小片儿不规则的耕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农作物以莜麦和山药为大宗，也少量种点小麦，卖了用钱。种点儿胡麻和菜籽，供吃油。由于靠天吃饭，各种作物产量很低。麦类亩产二三斗，山药亩产四五百斤。人们的饮食早晚都是莜面山药糊糊拌炒面，中午莜面窝窝、蒸山药、冷盐汤，不过节日从不吃白面。
这儿的农民性格朴实憨厚，豪爽大方，对外来人员亲切热情。与他们相处，我深受感动，我在此一待就是两年，住在乡政府，挨家吃派饭，按上面规定一顿饭交户家半斤粮票一角三分钱，好赖饭一个价。当时村里太穷了，一角三分钱相当于他们卖七颗鸡蛋的收益，可以买回很多必需品，所以特别希望我们干部去家吃派饭。起初我住在乡政府召集乡村干部开会，传达上级文件，布置中心工作，收集数字情况，向上汇报，总觉得工作很吃力，也索然无味。因为自己虽然已到农村，并没有融入农民当中，农民想什么要什么，我不知道。我自己感觉这种漂浮的工作状态不会有很大的成效。于是我每天跟着农民下地，他们干啥我也掺和着干，不会的，我照人家的样子学，时间长了我不仅学会了很多农活，更重要的是拉近了我与农民的距离，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有心里话愿意跟我说。
我发现农民除了莜面和山药能填饱肚子，连买灯油、火柴、咸盐的钱都得从鸡屁股里掏。而卖鸡蛋得去15里外的供销社，每颗鸡蛋只卖得二分钱，难哪，山区的农民太难了！一次农民们议论：苏力图煤矿要扩建，需盖好多房子，我想盖房就用得着栈子，这儿山上胡榛子最多，它是压栈最好的材料。我12岁那年住在旗下营，每天到后山割胡榛子当柴烧，有盖房子的，也用来当栈子用。于是，我带了一小捆当地胡榛子样品去了苏力图，看到煤矿已经打起5栋房的根基，我找到负责人，让他看了我的样品。当年的建筑材料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工地需要材料都要自己到处打听寻找。搞推销更是难得一见的情景。负责人看了我送上门的样品很高兴，当时就拍板成交：就照这个样品给拉到工地过秤，一斤给你两角钱，现钱支付，咱先订1万斤，不足时续订。
我回来与高书记王乡长一说，立马组织青壮年上山。我先给大家做示范，左手揽胡榛子，右手刷刷两镰刀，一大把胡榛子到手，够一斤。他们都说够二斤，我说：“那四角钱20颗鸡蛋的钱就到手了，快动手吧！”于是大家撒开花儿干起来了，除此之外，为了运输胡榛子畅通，我们还抽出少量人修路，十里沙河槽好像有三四里路需走半坡，我们采取半挖半填的方法，路面不用太宽，能过牛板车就行，于是很快那段难走的路就修通了。我们两班人苦干10天，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去20多板车胡榛子，共16,000斤，拿回现金3200元。除了乡政府留了200元作为办公经费外，其余的全部分给各户乡亲们，那几天全村人像过年一样欢呼雀跃，高兴极了，因为从来没有收到这么多钱。把我这个毛头小子当作贵人一样看待，见面“小刘，小刘”的叫声中饱含着亲切和感激，让我体验到了在过去公安局机关里从未有过的温暖，我身在其中也倍感自豪。这是我第一次靠自己的能力为本地乡亲们揽回的巨大扶贫项目工程，如果没有过去积累的文化知识以及生活的磨练，很难想象18岁就做出这么大的成绩。
内蒙古某农村新貌（来自于网络）
我的手多年不干重活，养嫩了，也怪我太性急，抄镰把的右手磨出了许多血泡，有的已经被镰把挤破了，露出红黏黏的细肉。我去赵大娘家，让她用针给我挑血泡，赵大娘一看我手：“哎呀呀，这孩子的手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呢？没头鬼富富也不管管，这要让当妈的看见不一定怎么心疼呢！” 我说：“大娘别怪高支书，我没让他知道，至于我妈，在我8岁那年就因病去世了，我的手她再也看不到了。” 赵大娘不吱声了，背过身子抹眼泪，哽咽着：“唉，可怜的孩子，大娘看着心疼嘞，记住以后可不许这么干了，得学会自个儿保护自个儿。” 我说：“大娘别难过，我以后一定小心。” 我从小失去了母亲，来到这儿工作得到的母爱般的温暖事件数也数不过来。
还有一个大雪的冬天，我从外村工作回来，推门进了村头第一家，李婶家。李婶马上过来给我拍打身上的雪，并且关切地摸我的两个耳朵，冻硬了！她二话不说，马上从院里挖回半盆雪，用雪搓揉我的耳朵，直到搓红搓软为止。并且用充满慈爱的语气告诫我：“记住，以后再遇这事就用雪搓，千万别用热水。” 李婶帮我搓完耳朵，让我上了热炕头，见我的袜子湿了、破了，忙着给我烤袜子补袜子。我虽然身体受了点冷冻，但得到了难得母爱般的温暖，心里那个舒畅是别人根本体会不到的。
山区农民是以土地为生的，靠卖点山货捡几个余钱，这样的模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面貌，只有提高农作物产量才是根本。我原先思考过打井浇地，但山区打井前人没先例，即使打出水来怎么浇坡上的小片儿地呢？上面过水下面流，发挥不了水的作用，主观愿望不符合客观实际。一次大雨过后山洪顺坡而下，洪水聚在一个坑里，上面漂浮着牛粪片子，羊粪蛋子肥水。赵大爷呐喊：“一桶水一篓油，快拦洪水啊！” 这一幕让我感受颇深，于是我借用赵大爷这句喊话做标题，写了一篇稿子，除了赞扬农民的干劲，特别指出山区水土流失的严重性，鼓励农民在山区要重视水土保持。由于文章内容出自农民一线，非常接地气，文章很快在内蒙古日报发表了，影响了更广大的农民群体，农民们积极平整土地，打地堰子，尽量保持水土。长远看，逐步把坡地建成像大寨那样的梯田，提前打好了基础。这也是我下乡扶贫亲身感受到的成就感，这种感受就是人生的最大快乐，支撑着我往后的漫漫人生路。
农村扫盲，提高农民素质也是一项重要工作。本乡前坝村有一个老农去城里办事，因不识字，误进了女厕所，遭到一伙女子“老流氓老流氓”的辱骂，一位女干部模样的同志给他解了围，并在他手上写了“男女”两个字，让他先认得这两个字，以后就不会有今天的尴尬事儿了，并嘱咐他回村尽快办民校，让更多的人摘掉文盲的帽子。这位老农回村后真的办起了农民夜校，我写了一篇《天盘灯下读书声》，发表在内蒙古青年报上，对本乡本区的扫盲工作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随后几年国家号召搞农村合作社，农民经过了新旧思想的碰撞，广大农村出现了全新的面貌，前孔独林村没有经过初级社的过渡，直接建成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牲畜、农具均折价入股，由私有变为集体所有，集体经营。赵才是一位庄稼地的老把式，为人公正豪爽，也颇有见识，被推选为前孔独林红星高级农业合作社的第一任社长，领导当地农民共同致富。我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也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了锻炼。区委书记张培义看到我各个方面的进步，介绍我加入共青团组织，我的积极性更高了。农业合作化感人的事太多了，为了一吐为快，我写出了较长的通讯稿《山乡巨变》，发表在内蒙古青年报上，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我在孔独林乡工作整两年时，组织上需要调离我的工作岗位重新分配。山区农民对我的关怀、对我的培养，我终身难忘，大姨大娘大婶们都把我当孩子，给我慈祥的母爱，让我永远怀念，感激涕零。要离开这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们，真舍不得。高支书王乡长也再三向区里恳求挽留我，最终区里出于全区大局考虑，还是把我掉走了，我们只能无奈服从。根据区里安排，我先去了东河子乡（现在归属卓资县），这是个大乡，建立一个比较大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给了我施展才华更大的舞台，我在此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去了义合隆、头号。新地方、新情况更加开阔了我的眼界，加上过去两年以来积累下的一线农村工作经验，在随后的工作中，处理各种问题都显得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写点东西成了我的爱好，无论到哪儿，我都将心得感悟写下来，尽管写得多，见报的少，我还是非常开心。当年尽管生活清苦，但是每天不知道哪来的那股干劲和激情，让自己坚持不懈地克服重重困难，开心快乐地工作和生活着。
作者已耄耋之年
1957年县委组织部一纸调令，把我从一区调到团县委任秘书，虽不是提升，但也是对我工作的肯定，对自我素质和能力提高的一个见证。1958年武东县撤销，我调到中旗，先在团旗委，后调换了多个部门做了多项工作。初虽陌生，但始终信心满满，因为有农村蓄存的能量，什么工作都能在短期内适应，农村给我的能量，我能在各种环境中灵活运用。
如今我已经到了85岁的耄耋之年，前面提到的人物均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但在我心中，他们是心灵最美，最朴实最善良的人，永远值得我怀念，而农村也是我心中最美丽最温暖的地方，我永远不会忘记农村！
该文作者85岁，1950年参军，现退休居住在集宁。
【本期幕后】
策划：敏敏
编辑：小超
校对：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