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东亚国家家长非要送孩子上补习班?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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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熊掌
◎ 编辑：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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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关课外补习培训的新闻想必大家都已经有所耳闻。
有人认为，这样的举措可以及时制止社会上越来越疯狂的教育内卷趋势，让父母们的“鸡娃热情”刹一刹车，有利于给孩子一个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
也有人认为，如果现行的考试制度不变，孩子们终有一天还是会面临高考“挤过独木桥”的难题。这项举措不过是将孩子们从一条赛道转移到了另一条赛道，比赛的残酷性和竞争的激烈程度都不会真正降低。
事实上，对课后补习班的追捧是东亚国家的一个共同现象。
无论是中国大陆、台湾还是香港，或者是我们的邻邦日本、韩国，稍有余力的家庭都会把自己的子弟送进收费不菲的课后补习班，生怕自己的孩子在挤进名牌大学的“军备竞赛”里落于下风。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课后补习班只有东亚国家才有。在许多其他国家，希望下一代能够拥有更优越生活的中产阶级都乐于让孩子接受过义务教育之外的额外补习。
就像在印度，一家号称“印度新东方”的互联网连锁课外培训机构Byju’s的注册用户超过了3500万。在美国，花费不菲的私人学习小组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潮流。
◎ Byju’s的创始人自己就是一个私教补课老师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东亚地区对课外补习的热情的确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为什么东亚的家长们这样重视在正规教育之外的课外补习？
欧美的专家将这看作是东亚社会重视教育的传统在发挥作用。有些人将东亚的重视教育传统跟犹太人的重视教育相类比，他们认为：在流离千年、饱受歧视的犹太人看来，土地、房产、黄金都是容易被剥夺的身外之物，学问和技能却是谁也夺不走的财富，所以犹太人才会特别重视教育。东亚国家的家长们也同样认同“教育就是财富”的理念，才会如此重视课外教育。
◎ 国内还有《世界上最成功的的教育-犹太教育揭秘》的书
但是，这个理由在传统上习惯安土重迁的东亚社会是说不通的，尽管东亚大陆也不乏饥荒和战火造成的人民流亡，但也有许多家族能够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和劳作百年以上。中国的有产者都不惮于投资地产和商业，在商业发达的近代，许多家族都把生意投资的重要性排在了科举入仕之前，所以“东亚家庭由于私有财产没有保障而偏重教育”的逻辑在东亚不能完全成立。
也有很多人将儒家社会重视教育的现象同悠久的教育传统联系起来。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私人教育的国家。若是从中国最早的“私教老师”孔子算起，从2500年前中国就已经存在私人教育。但孔子的私人教育跟现代私人补习班进行的教育果真是一样的吗？
要说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教育的目的。
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不管是东方或西方的教育家，进行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育人”。虽然我们现在也经常提起教育的意义在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打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然而现实的教育状况离这个口号差距甚远。
◎ 孔子的私人教育是典型的精英教育，重视“君子”的培养
历史上最早的私人教育家们却是真正按照“育人”的标准来行动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合格的贵族阶级。而一个合格的贵族阶级除了拥有领导者必备的种种技能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拥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古希腊的哲学家如果遇到政治理想和城邦传统不合，宁可选择不出仕甚至是逃亡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早期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坚持自己的学说，遭到克罗托内城的驱逐，被迫隐居塔兰托。雅典的哲学宗师苏格拉底教授给本城青年自己的学说，被雅典公民大会判处死刑，然而苏格拉底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观念，拒绝逃跑，慨然而死。
◎ 名画《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不愿逃跑，宁可服毒自尽
同样的，孔子也不主张用自己的政治理想换取君王提供的禄位。孔子说：“邦国符合理想或不符合理想，都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叫正直。邦国符合理想就出仕，邦国无道就隐居，这叫君子之风。”
总而言之，决不能为了禄位而放弃政治理想。这个时期的私人教育培养的是有个人独立思想的社会精英，当国家的形势允许他们实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时他们才会发挥所长，而当城邦与他们的政治见解不合时，合格的贵族精英绝不会选择屈从他人的意志。
这样的教育理念在列国时代是非常流行的。无论是中夏的王侯还是希腊的城邦僭主都只能尽力争夺人才，而无法对有独立精神的人才实施禁锢。
但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古典私人教育赋予的独立精神越来越难有发挥的余地。
在最高君主垄断一切政治资源的背景下，古典的私人教育失去了“育人”的意义。儒家教育的主要目的也逐渐从培养有独立政治理想的贵族转变为培养帝制国家需要的官僚。
◎ 《孔子课徒》
单从形式上看，封建时代的贵族和帝制时代的官僚同样都是位于最高统治者之下的中间统治阶层，好像并没有什么大差别。
然而封建时代的士必须切实掌握一些实行统治所必须的技能，就像孔子提出的君子必须熟习“六艺”，不然就不能称之为合格的统治阶层。帝制国家的官僚则完全不用掌握任何实际治理国家所必须的专门知识，科举并非对应试者技术能力的测试而仅仅是筛选其中的智商和情商较优秀者。至于那些征税、丈量、法律、工程的实际业务，则是交给衙门里的吏员去执行。
将专业能力从官僚身上剥离出来造成的一个副作用是官僚机构永远不能为参加科举的士子们提供足够的官职。
唐代是科举制度成型的时期，然而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员数量很少，有大量的读书人经过多次科举考试都难以获得进士这个做官的准入资格证。宋代改革了唐朝科举录取人数太少的弊端，大量增加科举中榜人数，这样一来，为了安置这些中榜者就必须大量增加官位。宋朝因此增设了大量根本不必要的“冗官”，南宋官员洪适曾记录说有的县在宋初不过只有一个官员，并未出现治理不到位的问题，后来该县官员增加到四五十位，然而该县的行政完全没有改善。
明清都是财政紧缩型的朝代，在官员数量方面做了相对严格的规定，然而读书人的数量却一直在不断增加。这就造成了知识分子圈里的“内卷”现象。如果说江南农民的经济“内卷”尚可以以数据的形式量化呈现，官场的“内卷”却是无法用具体指标来衡量的。
◎ 贡院
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在科举时候，考生人数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想要尝试作弊的冒险者层出不穷。南方学子大量占据中举名额，引起北方士人不满。
然而，即使你幸运的通过了考试也不能马上获得实际官职，因为可供给的官职远没有中举的人数多，举子们只能暂时在翰林院充当“官员预备生”，等待空缺的官职出现。甚至有终身未能获得实职而一辈子窝在翰林院的例子。
官僚体制内部越来越卷，让读书人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于是在清代就出现了发达的师爷、幕僚文化。师爷并非正式的国家官员，然而他们既掌握官僚的核心机密，自身又有一技之长，能在各位东主之间游刃有余。科举正途的竞争太过激烈，导致许多读书人不得不利用这种途径曲线进入官场，也可以算是硬闯科举“独木桥”之外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我们之所以用这么大篇幅来阐述官僚职位竞争的激烈，是因为今天的应试教育和当年的科举制度在本质上面临的是同样的难题。内卷竞争的激烈程度并不是由考试本身决定，而是由教育投资能够获得的具体收益来决定的。
最近有消息传出，韩国总统文在寅私下要求三星、现代等大企业尽可能增加优质的制造业岗位，韩国舆论认为，文在寅此举旨在给韩国越来越猛烈的学历竞争踩一踩刹车。韩国的舆论可谓是一语道破了东亚世界教育内卷化的秘密。
东亚的家长们热衷教育投资，愿意鸡娃，在孩子身上浪费巨大的金钱和精力，并不是秉持了什么重视教育的传统，也不是被重点大学、知名大学的良好教育所吸引，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学成之后能够得到一个相对优质的职位。然而现实的困境是这样的职位在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后变得越来越稀缺。
◎ 产业链升级带来的制造业岗位会缓解教育竞争压力吗？
早些时候国内曾有过一个调查，一线城市的大学生对自己第一笔薪水的平均预期为11000元人民币，而实际得到的第一份工作的平均薪水仅为6000元左右。
这可以看成大学生对所谓优质职位的薪水预期与实际在市场上找到的职位薪水之间的差距，这充分说明了市场上真正的优质职位是如何稀少。如果我们再把员工福利、加班时间等因素考虑进来，就会发现在东亚社会，优质职位和普通职位渡过的完全是不同的人生。
不只是在中国，在日本和韩国普通员工和优质大型企业的员工之间的薪水同样不可相提并论。绝大部分的东亚家长正是在普通职位上渡过自己的一生，为了让孩子未来生活不像自己一样辛苦，所以不得不勉力投入残酷的教育竞争。
◎ 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心愿，除了想挣到比务工更多的收入以外，就是把子女供上大学，避免自己的下一代重复自己的命运
那么，为什么在东亚各国和地区优质岗位如此稀缺呢？
东亚这些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国家地区，在产业发展的初期往往都是依靠国家的政策和扶持产生出一些超大规模的企业，如日本的东芝集团、韩国三星集团、台湾的鸿海集团等。超大型企业的创立可以快速拉动国内产业发展，迅速夺取国际竞争优势，为国家大量出口创汇，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有力帮手。
然而就像我们在韩国观察到的现象，超大型企业能提供给全社会的优质职位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如果毕业生们仅仅盯着这些大公司的职位进行角逐，就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在教育上越来越加码的“军备竞赛”。
◎ 这个国家真正的压舱石，恰恰是中小微企业，但现实是，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非常艰难
然而，我们有另外一条路可走。在大型企业之外，为社会提供了绝大部分岗位的是民营中小企业。
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小企业和微企业提供了城镇8成以上的就业岗位。在整个欧盟，超过三分之二的岗位和85%的新岗位都是中小企业贡献的，在美国，有一半的员工就职于中小企业。
他们可能无法像大型企业那样贡献金光闪闪的管理层职位和高级工程师职位，但中小企业才是和普通百姓生活更加息息相关的那一端。中小企业的发展和繁荣尽管无法提供那么多的优质职位，却能够让普通职位的待遇提高，缩小和优质职位之间的差距。如果普通的职位能够提供足够的吸引力，就可以避免校园里的千军万马涌向那些本就十分稀缺的优质职位，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内卷化的问题。
◎ 儒家教育最大的短板在于对经济自由的保护缺失
我们并不打算进一步探讨中小企业如何振兴的问题，而仅仅提醒读者这样一个现实：在2000年历史中从未被以“民贵君轻”为座右铭的儒家学者所重视的情况下，如何保护和发展可以让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中小企业，如何能让遍地开花的小企业有更多的生存空间，怎样让普通人的日子也能过好，也许才是热衷补课加码的东亚社会最需要补上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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