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与甲骨文的渊源
甲骨文——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最初，它只是在殷墟发现的一片片龟壳上的不明符号，一个商人将它带到天津，经过学者的研究，才揭破了它蕴涵的秘密和价值。
河南汤阴出骨版。中有文字，征询吾人欲得之否。时有乡人孟定生共话，及怂恿其往购，且欲得之。孟氏意此古版为古之简策也。翌年十月，范君来，告已得古骨版。期吾齐到彼所观览。彼寓西门外马家店，店甚简陋，土室壁立，窗小如窦，炕敷苇席，群坐其间，出所谓古版者，共相摩娑。所见大小不一，沙尘满体，字出刀刻，既定其物，复审其文。知为三古遗品。与之议定价格，骨之巨者，一字一金，小以块计值。孟氏与襄皆寒氏，各就力所能得者，收之而已。所余之骨版，据云尽售诸王廉生，得价三千金，言之色喜。----这是一段已故甲骨文学者王襄的文字记录。
王襄，中国现代金石学家，最早研究甲骨的学者之一，曾任天津文史研究馆馆长。
资料显示，王襄的这段记录记载了甲骨文被确认的经过和确认地点。1898年，来自河南的商人范寿轩遇见王襄和孟广慧，告诉他们有一种刻在龟壳上的文字，对文史很有研究的王襄意识到可能是有价值的古简，让其再来天津时带来。
据记载，范寿轩，山东潍县人，做古董生意。曾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收购古董时，意外发现当地农民出售药材(甲骨)。
1999年，范寿轩再次来到天津，在马家店将甲骨文卖给王襄和孟广慧，因当时的经济状况，王襄和孟广慧只买了三块甲骨文回去研究。从此以后，甲骨文的秘密被揭开，王襄成了最早发现和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之一，后来大量收藏和研究甲骨文，范寿轩因最早贩售甲骨留名，而根据王襄记载，马家店就是范寿轩最早向其和孟广慧贩售甲骨的地方。
多方调查“麻雀店”也叫“马家店”
王襄的记载记述了中国最早的甲骨交易的详细过程，“土室壁立”的马家店也因此被载入史册。
曾有人认为，马家店就是西马路北段西侧的西关北里一带，但王襄的儿子王翁如先生早些年给予了否定。他说，他曾住在西马路一带，他和父亲去过马家店，距离西马路有40分钟路程，而西关北里距离西马路走路不足10分钟，从路程判断地点不对。
那么，西门外的马家店到底在哪儿？日前，天津一个保护团队展开了调查。其召集人介绍，天津文史研究馆有很多甲骨文的研究学者，已故文史馆馆员张仲老先生也曾对马家店的地点进行过考察，并调查出马家店很有可能就是故物场大街1号大院，但附近居民都称该地区为“麻雀店”，随着张仲的故去，马家店的谜团仍未彻底揭开。
麻雀店是否就是马家店呢？日前，这个保护团队开始调查，听到102岁的范贵林的讲述，一切水落石出。
除了范大爷的讲述，我们也找了相关的语言学家，证实了麻雀店就是马家店的转音。这一说法得到了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语言学家谭汝为的认可。此外，观察马家店的特征，和王襄记载中的一致，马家店来往商人大多来自山东、河南，而出售甲骨文给王襄的范寿轩正是河南商人，由此可以判断“麻雀店”就是“马家店”。
寻访马家店听百岁老人叙旧事
如果不是有老“天津卫”的指点，恐怕GPS导航也很难找到故物场大街。沿着芥园西道一直前行看见铃铛阁中学，其后是一片老式的胡同区，弯弯曲曲的胡同虽然四通八达，可就是进车显得有些吃力。徒步绕过铃铛阁中学，走过硝坊胡同、西柴厂胡同，一直便能找到故物场大街。
故物场大街1号现在是一个“民居大院”，院子基本呈正方形，院子里的房子建设基本呈“U”形，房屋之间的通道不足1米宽。据住在故物场大街1号院里的居民介绍，1号院解放前是大车店，抗战胜利后改为“胜利旅馆”，1949年后又更名“黎明旅馆”，一直营业到二十世纪80年代。现在的故物场大街属于红桥区服务公司的企业产。旅馆关门后，房子也就被红桥区服务公司分配给职工当宿舍。
住在院里的大姐说，估计她们也住不了多久，因为附近的多条胡同正在动迁。虽然住在这里20多年，可院子里的居民却少有人听说过“甲骨文”，只知道故物场大街以前是“旧货市场”。
百岁范六爷：这里曾是大车店差点成了古董市场
对于故物场大街1号院的历史以及这里是不是“马家店”，大家一致推荐生活在这里102年的范贵林老人。范贵林人称“范六爷”，今年102岁。老人的父辈就住在附近，老人也是自出生之后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
昨天傍晚，记者找到范六爷家。百岁高龄的老人身体还很硬朗，只是耳音有些背，他与儿媳、孙女几代人住在一个大院里。
“故物场大街1号就是大车店，也就是俗称的'马家店’，曾经也叫过'麻雀店’。”据老人介绍，故物场大街1号院原来是山东人一位姓马的客商开的大车店，虽然比较简陋，但在附近还算得上是“大店”，生意一直都很好。不少来津做生意的山东、河南客商，都很喜欢住在这里。
故物场大街周边原来是繁华的旧物市场，也有卖鸟兽虫鱼的。老人说，曾有一段时间还险些变成古董市场，不过因为地方小只能作罢。范老的父亲从事承揽装卸运输之类的活儿，经常在附近揽生意。
专家解析
天津与甲骨文渊源深厚
今年是中国甲骨学110年，甲骨文的确认地能够被发现，是非常重大的发现。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是孔子壁中书，二是汲冢书，三是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这是出自中国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的文字记录，而甲骨文的发现，无疑是最重要的历史发现。甲骨文的发现考证了商朝的历史，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甲骨文从出土到被正式确认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影响了世界文明史。
天津和甲骨文的渊源非常深。王襄曾是天津文史馆第一任馆长，张仲老先生是文史馆馆员，此外，天津还出现了很多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大多是天津文史馆馆员。早在上世纪20—40年代，天津的报刊上经常会出现学者们考证甲骨文的文章，天津曾刮起过长达20年的甲骨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