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是“大名士”，还是底层“愤青”？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金瓶梅》的评价，这现代文学研究者们对《金瓶梅》较早也较中肯的评价。《金瓶梅》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享誉盛名，自问世几百年来，各代文学大儒对它的评价可谓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淫书”，有人说它是“非淫书”，有人问这部小说是什么样的人写的？有人问这部小说发出的是笑声还是哀声？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和研究仍不够，尤其是对作者兰陵笑笑生的研究。谁都能看出兰陵笑笑生是个笔名，对于其真实姓名和生平事迹都没有确切的介绍。从《金瓶梅》里可以看出：作者十分熟练地运用山东方言，“兰陵笑笑生”中的兰陵正是山东峄县的古称，所以作者是山东人的可能性极大。
《万历野获编》中曾专门论述了《金瓶梅》的内容及传播情况，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
《万历野获编》中曾专门论述了《金瓶梅》的内容及传播情况，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劭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自此以后，“嘉靖间大名士”便成为《金瓶梅》作者的身份。前人论王世贞为该书作者，今人论李开先、贾三近、屠隆等为作者，虽资料各异，而共同点却在于他们都无愧“大名士”这个称号。
很多论述《金瓶梅》思想成就与艺术特色的文章，也常常赞叹作者在文字间自然流露出对当时社会的痛愤，对官场内幕的无情揭露，对都城的熟悉以及对各地风物人情的通晓，认为非一闯荡仕途，阅历官场又失意归乡者，不可能写出这种旷世大作。
我国著名的小说戏曲研究专家吴晓铃曾在印第安纳大学讲《金瓶梅》专题，他沿“嘉靖间大名士”的思路，佐以书中的大量内证，提出“要解作者之谜，可以从6条线索入手”:
(1)作者是明代嘉靖(1522-1567)年间人。
(2)作者应该是山东人。
(3)作者熟知嘉靖年间的京城。
(4)作者在京城做过官。
(5)作者在京居官时与首辅不谐，因而罢官归里。
(6)作者对非正统文学熟谙、爱好且有造诣。
吴晓铃如此见解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对每一条“线索”都提出了几项内证作为依据，所以说，他的观点是较有说服力的。因此，《金瓶梅》的作者作为“嘉靖间大名士”便流传开来，时至今日，很多人依然这么认为。
那么《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不是“大名士”？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清楚“大名士”的含义，名士是旧时指以学术诗文等著称的知名士人或者在某文化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知名人士，“大名士”顾名思义，就是名士中的名士，名士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佼佼者。
1985 年，孙逊、陈诏发表文章《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说一从几个方面“内证”看金瓶梅作者》，其中对于作者必为“大名士”说提出了挑战，这篇文章从三个方面入墨，力图否认“嘉靖年间大名士”的说法。
一
从所撰回目看作者的文字功夫。通过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同时略前的小说的回目比较，再通过后来的《儒林外史》《歧路灯》《红楼梦》的回目比较，与第一奇书张竹坡评本的比较，得出结论：
无论是把《金瓶梅》置于同时代的小说之中考察，还是把它和后来纯属文人创作的小说相比，它在回目文字上都明显地烙有非文人手笔的印记。从所撰回目看作者的文字功夫，我们很难相信《金瓶梅》作者会是一位文字功夫深厚的文人名士。
二
从《金瓶梅》中所题的诗词看作者的文学修养。该文总结《金瓶梅》中诗词的特点：
其一，“在几百首诗中，除了极少数几首尚可吟诵外，几乎全是劣作，甚至不能算诗。”
其二，“俚俗不文，以方言土语入诗，这也是古人诗歌中所罕见”。
其三，“一诗重出的现象比比皆是”。
其四，“抄袭他人之诗，或稍加篡改据为己有”。
在做了大量实证的列举后，他们认为：
《金瓶梅》如果出之于大名士之手，多少要沾染当时的诗风，流露出文人的意趣和情调。可是今天我们从《金瓶梅词话》中看到的这些诗，哪几首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贾三近的笔调和气味？这只能说明，它的作者决不是一位“大名士”，而是一位粗通文墨、处于社会下层的落魄文人。
三
从《金瓶梅》中所写人物、场面看作者的生活阅历。该文认为：
“《金瓶梅》中写得最成功的艺术典型，不是那些上层社会的官僚，而是中下层社会的人物”。正是由于作者属于中下层社会“书会才人”类人物，故而他在描写本阶层人物时，是那样游刃有余、绘声绘色，真可谓传神摹影、追魂摄魄，而在写及上层社会人物时，则一如他韵诗词写作一样，不免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孙逊、陈诏的论文发表之后，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此前后，指出《金瓶梅》文中大量疏漏的学人亦大有人在。
那么《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怎样一种身份和文学素养？他是一位闯荡仕途、满腔愤激的“大名士”?还是一个生活在底层的“愤青”？
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金瓶梅》中的确存在的大量文字疏漏。对读全书，我们难以否认这一点，但是否应更多地注意作品的整体风貌，注意作品本身所蕴含的那种撞击人心的创作意旨和文学精神？
首先，《金瓶梅》是一部写市井生活的书，是一部以市井“英豪”西门庆的发家史为整个社会缩影的书。它的侧重面不在朝廷和庙堂，不在于宫廷争斗和政治倾轧，而在于以形形色色的下层乃至中层的人物，写出封建末世的混浊，写出生活在末世的人们的精神乃至生命的悲哀。基于此，它的主要人物当然只能是活跃在县衙里上下其手的西门庆之流，只能是混迹于花街柳巷与豪门富户之间的应伯爵之流，而不可能是蔡京、高俅、朱劭等达官贵人。
孙逊、陈诏文中指摘的举例在《金瓶梅》中都存在，但又都各有其相反的举例存在。作者在书中对生活实景的描写和对生活中人口吻的描写，以及各类土白或口语的使用，都不宜简单地来作为确定作者非“大名士”的依据。
至于兰陵笑笑生到底是风流倜傥的“大名士”还是“愤青”，还有待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笔者认为是“愤青”的可能性较大。列位看官，以为如何？请在评论区留下宝贵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