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坛灿烂的明星：夏目漱石

2020-12-11 09:27

华人号：文化圈儿

夏目漱石

1867.2.9—1916.12.9

夏目漱石在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文坛上，是一颗灿烂的明星。如果要讨论日本文学，必然要提到他的名字，也必然要理解他的作品。

他的《我是猫》《哥儿》《心》等，都是脍炙人口之作，在日本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丰碑。

夏目漱石生于明治维新的前一年，即1867年，殁于1916年（大正五年）。他的一生是在整个明治时代和大正初期度过的，他经历了日本资本主义上升并迅速走向对外扩张的时期。

日本近代文学经过明治初期的启蒙，曲曲折折地，经过浪漫主义时期，到明治三十年代（1897—1906）下半期兴起自然主义文学运动，近代文学才真正确立起来。

受左拉文艺思想影响的作家们想追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但却碰到时代的森严壁垒；他们想正视现实本身，但后来却落入了肤浅的写实主义。

1914年夏目漱石完成了著作《心》。在这部作品中，漱石探索了伦理思想中的所谓罪恶意识。

《心》由“先生和我”“双亲和我”“先生和遗书”三部分组成。

“先生和我”，通过一个青年学生的观察，来描写作品主人公“先生”的言行和内心。

“双亲和我”，通过对青年学生父亲的病的描写，来衬托和对照“先生”。

“先生和遗书”，是作品的中核。通过“先生”在遗书中的自叙，剖析了一颗心灵。

这部小说没有描写广阔的生活图景，也没有写什么重大的事件，但却通过一出恋爱悲剧，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即资产阶级的道德问题。

夏目漱石于1911年在大阪做了一次“文艺与道德”的讲演。在这个讲演中，他认为：明治维新前的道德，是封建社会产生的一种理想形态的，完全、模范的忠臣孝子理念。这种道德是由上面灌输的，也是强制性的。但是在明治维新后渐渐衰微了。

他说：“往昔仰慕的理想已被看作偶像，取而代之的是开始以事实为基础从中创造道德，以至今日。”也就是说，那时已是探索代替儒教道德的新道德的时代，这种探索要以既要有善又有恶的人性为基础。

但是夏目漱石认为人性中既有善又有恶，到了关键时刻，好人会突然变成坏人，在《心》这部作品中，他就做了这样的描写。“先生”的父母死后，开头他的叔父对他十分热情，但当他拒绝娶叔父的女儿以后，他叔父立刻换了另一副面孔， 成了施展狡计、侵吞财产的坏人。“先生”自己是“狡计”的受害者，但在关键时刻又用“狡计”去对付自己的朋友，最后不得不用自杀去求得道德上的“解脱”。

夏目漱石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正视社会现实，认真细致地去剖析“心”，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

他苦闷，彷徨，甚至厌世，除了让他作品中的人物“自杀”，没有别的出路。

我们今天来读《心》，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进行分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在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扫荡中，是有进步意义的。但随着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也日趋堕落、腐朽。所谓利己主义，所谓人性中的恶，绝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剥削阶级的污秽。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看过去的文学作品，是会得到一定的启迪的。

在写作技巧方面，《心》这部作品也有许多值得研究、品味的地方。夏目漱石笔下的“先生”绝不是一个脸谱化了的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

“先生”受了叔父的欺骗，不相信任何人，但他却爱上了房东太太的女儿，并且相信她。这明显的是一个矛盾，但它来自生活的现实。人的内心是复杂的，不是可以简单地公式化得了的。

“先生”同房东女儿之间，同房东太太之间，同好友K之间，是由各种各样的感情络合着的：有爱情，有嫉妒，有信任，有悔恨，有热情，有冷漠……“先生”的内心里不断地有波澜，有风暴，有伦理与现实的冲突，有善与恶的搏斗，有爱与恨的挣扎。

K违背了养父母的意旨，被断绝了学费的来源。“先生”因为曾支持过他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觉得此时有帮助他的道义责任，就想方设法把他拉来与自己同住。为了温暖K那颗冰冷的心，他恳求房东太太和小姐多接近他，用女性的温柔去融化他心头的冰块。

但这种道义的力量是十分脆弱的，而且实际上附有条件的，一旦发现小姐有时单独与K谈话，他就萌发了嫉妒之念。K自杀后，“先生”背上了沉重的负罪感的十字架，受到了道德心的鞭责，他这种生，比死还要痛苦。他没有勇气向妻子忏悔，他说：“假如我用对待亡友的那种善良的心肠，在妻子面前忏悔自己的过去，她一定会噙着悲喜的泪花宽恕我的罪恶的……我只是不忍心在妻子的记忆中留下一个阴影才没向她表明。”

他想死但又可怜妻子，就“像是为了妻子拖着这条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到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一条对他自己来说是最轻松的道路——死。

总之，对于明治时代那个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苦闷与挣扎，小说把它写得柔肠百转，凄哀缠绵，对于代表着明治时代的道德观的“心”解剖得细致入微，刀刀触及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