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外公、姥爷写传记
听外公讲那过去的事情
李宇飞
每当回到老家，到外公外婆的房间里，抬头都能看到外公获得的关于杂交水稻的奖。那奖状一直挂在墙上和我的记忆里，但我也一直不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我今天想听外公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的外公叫杨相环，瑶族的后代。曾是湖南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主任记者。他于1943年农历五月廿五出生于湖南省洞口县。他的家境不好，属于雇农。
在他七岁时，那时他在上小学一年级。因为他是雇农出身，因此常遭到地主家孩子的欺负。有一个高年级学生，地主出身，侮辱过他。他将外公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用农村上厕所的木桶压住，说他“永世不得翻身”。我的外公当时特别生气。他为了出这口气，打破“魔咒”，就发奋学习，所以，从那时起，他的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文笔也挺好。在整个学生生涯都当着班长这一职位。
因为那样独特的撒气方式，在初中毕业后，被洞口县保送到中南民族大学预科班读书，用他自己的话：“我终于冲破了这张'网’”。
中南民族大学在武汉，而我的外公却在湖南洞口。他攒钱坐车到邵阳，又改乘火车到武汉。到武汉时可以说是没有多少钱了。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我的外公在邵阳火车站遇见一位武汉大学的学长。在到达武汉时，我外公看到街边有一碗一碗的茶，他拿起一碗喝完转身要走，突然被一个人叫住：“你怎么不付钱啊？”外公那时用惊奇的眼光看着那人，大声说道：“喝茶还要给钱呀？，我们那儿喝茶都不用给钱的”其实，因为在外公的家乡，路边的茶都是不付钱的，免费给路人喝的。在这时，那位学长看到了，赶忙帮外公付了两分钱说道：“这里喝茶都要花钱买的”。学长把外公送到了中南民族大学报到后，嘱咐外公以后有什么事就去武汉大学找他，不过由于那时外公年纪小，没有留那位学长的名字，也再没有去找过他。一直以来，也是外公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
1963年，外公参加全国高考，以优异的成绩步入了中南民族大学。当时学校里有很多人穿皮鞋，但我外公家穷，买不起。他很想要一双。为了赚钱，在暑假不回家，每天和学校同学一起拿着镰刀到学校农场去割草卖。就这样，他终于攒到了买皮鞋的钱。他将那双宝贵的皮鞋用布包好，放到他宿舍的床底下。
外公把皮鞋拿出来穿了一次。一天，他去检查自己的皮鞋，却发现不见了，被偷了。那双皮鞋他只穿了一次。我外公以为小偷回到旧货市场上卖掉那双鞋，他的室友就和他一起去找，可惜一无所获。从那以后，外公发誓不穿皮鞋，这一誓言直到1970年和我外婆结婚后才被打破。
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外公是班长，站在保守派一方。造反派成员想把他拉入造反派，但外公坚决不同意。因此他被造反派开除了共产党党籍。最后还是被中南民族大学副校长亲自到外公所在工作单位给他恢复了党籍。
1968年，外公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大学毕业。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决定到湖南省会同县的一个乡村支教。就是在他当老师的这几年里，准确说是1971年，我的母亲也在那年出生，他的好文笔被发现，便被调到宣传部的对台办公室工作。外公也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
他在宣传部也写下了许多精彩的稿件。其中《火车拖来了怀化城》一文刊登在了《湖南日报》《怀化晚报》上。他是第一个把怀化叫做“火车拖来的城市”的人。据外公说，每当火车停靠怀化，火车上的广播都会说怀化是“火车拖来的城市”。1974年，我相信与这篇稿子有很大关系，我外公当上了新闻科长。1977年，他去采访了袁隆平，写的稿件被湖南日报采用，也让他成为全国第一位“全面、系统地介绍袁隆平从事杂交水稻研究事迹”的记者。
1985年，外公的写作基因驱使他被调到湖南日报驻怀化记者站。1987年又被升到长沙，就是报社总部。他在报社主要工作是编辑、审核，确保从湖南省各个记者站要刊登的文章都是最优的。
在我外公当记者的那些年里，他曾为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当过随行记者；曾写过《沅江河畔蜜糖香》《会同大地林涛涌》《团结花开三省坡》等文章被《湖南日报》《贵州日报》《香港大公报》等采用。
2003年，我的记者外公光荣退休。他凭他那精彩的文章，算是成为了湖南省的名记者。回顾他的“历史”，谁能想到50多年前的一次侮辱竟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动力！总结一下他的性格，我认为他很好强、能吃苦、做一件事永远是坚持不懈地干下去，这些都促使他写下精彩的文章，都促使他能成为“报社的荣光”!
神医姥爷
倪悦城
我的姥爷如果在人群中，可能并不起眼，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小老头，但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慈眉善目，更是一名神医。
姥爷今年七十多岁了，他入伍四十年从医五十载，是个非常热心开朗的人。
姥爷当兵的时候，因为表现优异，被选送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到干休所工作，负责为老干部服务。这些老干部大多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都经历过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的考验，真算得上是活国宝了。姥爷多次将这些在战争中负过伤的老干部转危为安。并四次荣立三等功。姥爷也对这份工作感到很自豪。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老干部腰腿疼痛的非常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因，连站都站不起来。被抬到姥爷医务室后，姥爷看起来很着急，但又丝毫不慌张。经过一番仔细询问，姥爷在老干部腰椎一摸，只见他面色凝重，若有所思。点了点头，自言自语道：“是腰椎的问题”。
姥爷急忙叫来两个助手，先让他们分别握住老干部的两踝向外做牵引。姥爷再将两手拇指顶在椎间盘突出的地方，然后让老干部抓住床头，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接着告诉他们在自己数到三的时候，助手同时放开脚踝；老干部大咳嗽一声；自己用力用拇指向突出部位顶压，三方协调一致。反复操作了几次，姥爷让老干部在床上休息了几分钟后说可以下床了。下床后惊奇的发现腰腿竟几乎不疼了。临走时喜气洋洋地跟姥爷说：“进来时还是被抬着，不一会儿的功夫可以自己走着了。太神奇了，真是神来之手！”姥爷也乐得哈哈大笑：“别忘了一周之后来复查。”姥爷的治疗令我惊奇，这简直是出神入化呀！
弹指一挥间，姥爷就在为老干部服务中，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变老了，退休后自己也成为了一名老干部。当他看到社区群众看病难，闲不住的姥爷就想利用自己的专长发挥余热。退休后主动到社区诊所，把几十年来从医积累的宝贵经验，无偿的奉献给社会。
我也经常去社区诊所观察姥爷的工作。其中碰上一次小孩脱臼的。这不，一个人抱着小男孩扶着他的胳膊匆匆走了进来。“杨主任，您赶紧帮我儿子看看吧，他的胳膊不能动了。”小男孩显然有些害怕眼里含着泪珠，姥爷和蔼地说：“不怕不怕，爷爷看一下。”姥爷让男孩的爸爸按住他的肩膀，自己左手握住小男孩的手腕，右手放在凸起的脱臼部位，左手用力牵拉接着将小男孩的前臂向后上旋转，只听一声轻响，小男孩还没来得及喊疼就治好了。这时姥爷从兜里拿出一个棒棒糖递给了小男孩，小男孩伸出手来稳稳地抓住了糖。小男孩的爸爸激动的说：“好了好了，能动了。杨主任您真是太神了！难道真是有什么神法？”“哪里哪里，只是平时练得多了对穴位熟悉而已。”
梅花香自苦寒来。姥爷的神奇来自平时的勤学苦练。成功没有什么捷径，必须持之以恒的日积月累，才能出神！
文革与我的姥爷
程嘉怡
在我家里，总有那么特殊的一片空间，那里着是我姥爷的旧书报歇息的地方。它们还环绕着淡淡的墨香，用自己饱经风霜的身体，笑看云卷云舒。
文革，一个至今令人谈之色变的词语，人们给它的评价往往都围绕着“人道主义的灾难”“文化灭绝”“历史的退步”等。即使在如今的我们想来，也能或多或少的感受到其动荡不安。
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的父母都是大户，也就是出生在当时所谓的资本家庭，而他恰好又从大跃进便被卷进了风暴中，那他会感到多么的一种压抑与无助啊！
而这个人，就是我的姥爷。
我的太姥爷和太姥姥，也就是我姥爷的父母，分别是个药铺掌柜和小地主。太姥爷对经商可谓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在他还是个愣头青的时候就一步步地把一个小药铺给发展到后来的生意兴隆。我太姥姥呢，也是性格温厚，从不干仗势欺人的事情。可在当时呢?有钱人都是资本家，资本家的钱都是吸穷苦人民的血榨来的!你自己做大的生意?那一定是那劳动人民做垫脚石!一心向善，乐于助人?背地里恐怕不知怎么剥削人民呢吧!总之，钱一定是靠令人仇视的肮脏手段来的!可谁让那是穷苦人民'当家做主’的十年呢?我姥爷，当时的小小少年郎，只得匆匆赶到农村，隐姓埋名以躲避风头。
太姥爷药铺的钱箱，我姥爷至今还收藏着，上面方方正正的开一个口，快有我两只拳头那么大，一只暗淡的闪烁着流水般微光的木箱，沉甸甸的，大的够我当板凳用，可见当时姥爷家的'小康’吧。可就在这种生活里，我姥爷却不得不躲在农村，三餐都是小米饭，熬白菜，炖土豆这类的，想必让他不适应了很久吧！
这还不止，我太姥姥一家喜欢收集花瓶，据说当时可都是清朝的瓷瓶，相当精美华丽的古董，就为了表现自己'支持革命和红卫兵的工作，反对资本阶级’，都伴随着那些艺术品清脆的哀叫，被我的二姑姥姥像面对仇人一样给摔成了破碎的琉璃瓦，就像一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姥爷为什么不去伸张自己的权利呢?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啊！这是曾经幼稚无知的我的想法。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的想法很美好很光明，可惜我不知道，群众的眼睛在那时是盲目的。姥爷是时代的见证者，血气方刚的他怎会没有想过反抗?然而现实就那么用血淋淋的锉刀磨平了他每一个菱角，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让自己不规则形状的心去适应生活这堵墙的形状，以找到一个可以勉强匍匐栖身的角落。姥爷目睹过不少次批斗大会。他只能看到黑压压的人群。高台上的红卫兵羁押着中间的一两个人，红卫兵站着，他们半跪着，头上顶着沉重的铁帽子，压下他们的头颅。姥爷远远的看着，听不清他们说了什么，批判了什么，他只是望着台上那些'反动者’注黄色的脸颊，感到很害怕。那时的他不明白这些人究竟是怎样的十恶不赦，而当他试图从周围人处询问什么时，他们回应他的永远只有沉默，麻木和回避的眼神。不知为什么，他想到了等待恶魔审判的受刑者。
家里有资产，在1970年就是耻辱的标志。所以姥爷的家庭情况就成了禁词，任谁也不能跟外人说。姥爷的哥哥很幸运，他比姥爷先来到了这个世界十年。十年，时间很短，记忆很长。十年让我姥爷的哥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现在仍是著名书法家。而我的姥爷，就只能被送到第二车辆厂当工人，他唯一被告诉的信息就是:他要'很红很专’。世界怎么天翻地覆了?那些人为什么要去干校?他们烧掉自己的文章做什么?这些问题得到的答案只会有让他永远不要再提起的呵斥。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姥爷慢慢的懂得了那社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法则。他也不再问那些问题，那些会让他惹上大麻烦的问题。小说，报纸，剪贴报和旧书，只要是他能弄到的，都成了他踮起双脚试图窥见世界的窗户。
时间飞逝，我的姥爷也到了迎娶媳妇的年龄。当我和姥爷聊起他的童年时，他总是表示很知足，但我却隐隐约约的认为更像季羡林说的'一片灰黄’，如果他与文革错过，哪怕是擦肩而过，是不是现在又会多了一个才子呢？我姥爷的家庭代代出才人，太姥爷好不容易把这个家在当时的宣武区落地生根，就这样埋没了，实属可惜。
暂不怀古伤今了吧！我姥爷与姥姥的婚配，虽仍是包办婚姻，但可真的是被从亲戚到街坊一致认同的郎才女貌。据我妈妈描述，我姥姥一直到四十多岁仍是皮肤白皙光滑，长发乌黑，腰肢盈手可握的美人。所幸，所幸，我的母亲和舅舅出生时文革已经风浪平息了。要是少有差池可能就连我也被牵连哩!
文革带给姥爷的伤害一定是无法平复的，而他老人家却总是无所谓的神情——他总是这样，从不让别人被他的坏情绪感染，哪怕是一个人让它烂在肚子里。所以我这个年轻的晚辈恐怕也没什么资格在这里评述姥爷的童年了吧！唯一我能浅薄理解到的只有一点:一个人的童年，无论是阴霾蔽日还是阳光灿烂，孤僻自闭或是欢乐光彩，它都会成为一个人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回忆。
每当我带着一天的疲惫匆匆走过姥爷的那堆旧书报时，即使再忙，再累，我的内心也会有那么一刹那的空白。像灵魂轻轻浮起，飘向纯白，无垢的云端一般，因为我从它们泛黄的书页中看到了一个少年对世界的好奇和渴望，那是多么澄澈透明的情感啊！我的姥爷会弹钢琴，拉二胡，吹笛子和葫芦丝，指挥和参与大合唱，会修理损坏的自行车，会种花种菜，养猫照顾兔子，做最结实的信报箱，对英语语法亦或是五线谱和简谱颇有造诣，对现代化的电脑和手机的了解也丝毫不落后，更不用说他对历史和时事的熟悉了。若是放在很多人身上，即使有大学的学历也不一定在这样多的领域雨露均沾吧？可是我的姥爷，只读完了初中的姥爷却从那一本本书，一张张报纸，一页页剪贴画上学来了这一切，难道你觉得他没有丝毫天赋?难道你就不想到，姥爷是在什么样的波澜动荡中充实了自己的精神?难道你就一点也不联想到，我姥爷的哥哥因为念完了书成为了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我的姥爷，哪怕是有他孪生手足一半的运气，至少也能有所作为?怎奈命运多舛啊！“我自知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失去的都是人生啊……”
生来幸福的我一辈子可能都无法彻骨理解姥爷，生不逢时的姥爷，满怀才志的姥爷，乐于助人的姥爷任劳任怨的姥爷，默默无闻的姥爷，厚重、沉默的爱着我们的姥爷！我经常想，如果没有文革，姥爷的一声会多么的光辉灿烂呢？他却告诉我知足常乐，和善待人，就像那厚厚的一摞旧书报，带给一个家庭令人心安的墨香。在我眼里，他像季羡林，有个迫使自己埋葬才华的童年，他像苏东坡，在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候成熟，他像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最终还是没有能发光发热。唉，心痛！心痛！庆幸的是文革早已结束，我们不再遭受姥爷的坎坷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