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自觉的诗人
杜甫：自觉的诗人
1 诗人命运的嘲弄
多数时候，写诗不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士农工商、巫医百工，诗人不是一种职业的位置。但以科举为依据的人才选拨制度，让写诗成为通往仕途的必备技能。
陆游一生留存九千余首诗，但他的志向是从戎，以夺回被金人占据的中原土地，那些忧国诗篇，由于缺乏杜甫情感的凝聚力和濒于绝望的尖锐忧愁，并不算突出。反而，他晚年的田园诗构成了其成就的最高部分。日本前野直彬在《中国文学史》中说：“（陆游）晚岁二十年中，在其歌咏农村自然与人事的许多许多作品中，能听到诗人如同呼吸于这一环境的宁静气息。”
陆游的转变发生在1172年，他在返回成都的途中写下了《剑门道中遇微雨》：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在寂寞的细雨中，四十八岁的陆游在驴背上意识到自己到底还是个诗人，命运的绳索将他和诗歌紧紧捆绑在一起，陆游由此迎来了一生中的写作高峰。十四年后，在他六十二岁任严州知事时，连孝宗皇帝也把他看成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这不得不说是命运的嘲弄。
四十八岁之前的陆游，作为有着数十年诗歌写作经验的作者，诗歌不是他的志业，最多只是一个道出志向和感慨的工具。但四十八岁之后的陆游，不得不接受这支配一生的命运——成为诗人。
如卡夫卡所说，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着你的绝望命运，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这是写作者的命运，也是诗人的命运，杜甫的命运也是如此。
傅抱石，杜甫《秋兴》诗意图，1940年代
2 安史之乱中的“社会派诗人”
杜甫一直把“致君尧舜上”作为毕生理想，他的《旅夜书怀》写道：“名岂文章著，官应病老休”，怎么能够靠自己的诗文为世人所知呢？他一直“窃比稷与契”，却屡试不中。直到四十一岁时，才以献礼赋被特考录取，等待四年之后分被配到河西县做县尉——一个供县令差遣的小吏，他没有接受这个令人折腰的职位，后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相当于首都卫队掌管钥匙的仓库管理员。一年之后，安史之乱开始了。
在这个阶段，他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対雪》、《哀江头》、“三吏三别”等著名诗篇，无论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是“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无论是“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还是“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其诗歌总体上是宏大叙述的、外向的，也即具有“史诗”特征，因此有人称杜甫为“社会派诗人”。
但简单以“外向性”概括安史之乱后的杜甫，显然忽略了杜甫作的复杂性。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除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厉谴责外，还有“杜陵有布衣”这样貌似散漫的独白，也有“霜严衣带断”这样惊心动魄的白描，个人心迹和民众体验相互交织，其诗歌达到的深度和矛盾，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当代诗人西川曾用“当代性”来评价杜甫，认为他的写作成就于安史之乱，没有安史之乱，他可能只是个二流诗人……在杜甫面前，王维所代表的前安史之乱的长安诗歌趣味，就可以作废了……（杜甫）发展出一种王维身上没有的东西——当代性，杜甫的诗歌很多在处理当下，他创造性地以诗歌书写介入了“唐宋之变”。
但杜甫如果到此为止的话，就只会是一位流连于朝廷的帝国秩序的颂扬者，一位宏大叙述的“社会派诗人”。杜甫对五言律诗演变的贡献、晚年沉郁风格的形成、幽默智者形象和虚幻诗人的特性，则会成为一片空白。从这个角度看，西川只说对了一半，甚至误读了杜甫诗歌写作的核心。
况且，当代性并非杜甫的专利。比如更早以前，就有蔡琰的《悲愤诗》：马前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就有王粲的《七哀诗》：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这些都是当代性的书写，杜甫只不过是继承了建安风骨。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著名长诗，恰恰是安史之乱前夕所写的。所有同代诗人都经历或目睹了安史之乱。杜甫却成长为集大成者，关键的时间节点是759年：他日益将志向投向诗歌，深入写作，让写作成为“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布罗茨基语）。
陆俨少《杜甫诗意画百开册页》
3 秦州之后的自觉诗人
公元759年，四十八岁的杜甫放弃了华州的官职，奔赴秦州。在茫茫西北，诗人写下《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怀友人，也是叹自己，能够与之对话的，除了友人李白之外，就只有一位冤沉江湖的屈子了！这就是杜甫的标尺。
日本著名汉学家小川环树注意到“文章憎命达”的特殊意味：杜甫已开始觉悟到，支配李白一生的无情的命运之手，也渐渐伸到自己身上来了。他们相互倾听，意识到诗人的身份，也把自己加入到伟大诗人的行列，这便是诗人的自觉。
杜甫五十五岁又写下：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小川环树还注意到，“诗家”一说在杜甫五十岁后屡次出现，而在秦州之前，则是从来没有的。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也关注到秦州之后杜甫诗歌的变化：不再在朝中求官后，杜甫将全部精力都用在诗歌上……在杜甫生活的最后十一年中，政治事件和“外部传记”少了重要性，诗人的“内部传记”却占了主导地位。从766年至768年，诗人写了近乎现存作品四分之一的诗，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作品。
施蜇存在《唐诗百话》中也注意晚年杜甫的高产：大概杜甫无聊至极，只有天天吟诗……这时他的诗律愈细，艺术上达到的高度精妙，真可以说是“穷而后工”。无所寄托，把自身交给诗歌，终不能选择诗人之外的道路。诗人在失宠、从中心撤退后，被放逐于荒野，内心变得无比警觉、敏锐、活跃，他将目光投向身边细微的事物，从内心出发，安放万物。
秦州之后，漂泊期的杜甫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写作迎来爆发期，二是诗歌风格的变化。
这些著名作品，包括《归燕》、《促织》、《苦竹》、《倦夜》，也包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包括《秦州杂诗》二十首、《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
4 置身于荒凉之秋
先看《秦州杂诗》第十七首，一首荒凉的诗。
边秋阴易久，不复辨晨光。
檐雨乱淋幔，山云低度墙。
鸬鹚窥浅井，蚯蚓上深堂。
车马何萧索，门前百草长。
地处边缘的秦州晦暗、潮湿，阴暗覆盖了秋天萧瑟的山野。觅食的鸬鹚、避湿的蚯蚓、门前蔓延的野草一一来到诗人的内心，诗人停歇于这些词语中，让哀音成为灵魂的短暂避难所。如诗人奥登所言，诗人就是语言赖以生存的人。
关注周边细小事物，这种现象在《秦州杂诗》里处处可见。
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杂诗之一）
苔藓山门古，丹青野殿空。（杂诗之二）
抱叶寒蝉静，归山独鸟迟。（杂诗之四）
浮云连连没，秋草遍山长。（杂诗之五）
所居秋草静，正闭小蓬门。（杂诗之十）
黄鹄翅垂雨，苍鹰饥啄泥。（杂诗之十一）
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杂诗之十二）
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杂诗之十三）
何当一茅屋，送老白云边。（杂诗之十四）
塞门风落木，客舍雨连山。（杂诗之二十）
如果单独看这些诗句，会觉得它和王维后期作品相似。杜甫从来就不是以描绘自然见长的诗人，他的自然总被黑暗笼罩，总按诗人内心的秩序一一显现，这是他一生中最荒凉的作品。
美国诗人丹尼丝·莱维尔托芙，曾将大自然视为与人类世界平行的另一个世界，她的《缠绕的常春藤》笔下的自然，与杜甫的有些相同，都是荒凉内心世界的对应物。
在公路与人行道之间，一丛阔叶的常春藤，
不被爱的，落灰的，乱七八糟的，老鼠的避难所，
在那里独自活着。新生的叶子在顽强的
早已暗淡的腊叶间
闪着快乐的光泽。
它并不要求赞赏的目光。枝蔓
藏起一团缠绕的棕褐色藤茎
粗大如红树林的沼泽地；藤根
坚硬地伸展。没有雨水
在整个旱季，它只能
像掐住脖颈一样抓住干涸的大地。
美国诗人、评论家简·赫斯菲尔德曾说：“只有足够深入地凝视存在，你才能最终觉醒于万物之中。”美国诗人凝视着卑微的常春藤、老鼠，中国诗人凝视着盖住瓦片的藤蔓、蚯蚓。诗人的内心与事物相遇，诗意就发生在这一刻。
再看杜甫寓居成都西郊浣花草堂时期的作品《倦夜》，作于764年。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
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
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
竹叶萧萧，凉气阵阵侵袭卧室，月光洒满庭院的每个角落。凝结在竹叶上的露珠，随着时光流逝成水滴，悬在竹叶尖上。这不是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却是乡村日常生活的场景。在彻夜不眠中，诗人的感官全部打开，集中在渐渐凝重的滴露、时隐时现的星光，孤独的萤火，破晓里醒来的水鸟......战事还在继续，诗人徒劳地悲叹，一个清秋夜就这样白白逝去。
个体生命的苏醒，诗人将自我投向世间万物，安排自然的秩序，秋夜的暗与野月的明相互呈现。与田园诗人不同，“万事干戈里”一句，奏响了心怀天下的儒生内心的轰鸣，细小事物由此获得自身的重量，所谓杜甫晚年诗风之沉郁，则与此有关。
独过秋夜的诗人很多，王维是读者熟悉的一位。
独坐悲霜鬓，空堂欲二更。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在黑暗的秋天里，成熟的果子落下，必死之物在单调的声响中走完一生。王维可以退回到禅宗，获得宁静和安慰——他以“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收尾，生老病死皆是虚幻，这是一首表达空性的诗歌，但是，杜甫至死都拒绝从轮回中得到安慰。
深受王维影响的深度意象派诗人詹姆斯·赖特曾写下《我曾害怕死去》：
我整天都在潮湿的田野上漫步，
努力保持平静，聆听
那些耐心移动的昆虫。
也许它们此刻正吸食，缓慢地
汇聚在蜗牛空壳里的
和飘落在地的麻雀羽毛形成的
隐秘避难所里的新鲜露水。
赖特一整天在田野漫步，聆听昆虫吸食新鲜的露水，和杜甫一整夜倾听露水的声响，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赋予自然万物以深层的自我意识。
5 沉重的肉身
从外部世界回转目光来观照自身，杜甫晚年诗歌出现大量与身体有关的词汇，疾病和肉体的痛感入诗，直接承担苦痛，“残忍”地记录了肉体的败坏和精神的受难。
美国诗人佩恩·沃伦曾说：诗歌的意义在于肉体的感受，诗歌的语言不应仅仅是书写在纸上的符号，而应是听的，作为肉体能够理解的可以听的声音——而且是可以看的。如果一首诗不是脚趾都有感受的话，那就不是一首好诗。
759年十月，杜甫从秦州迁往更加南边的同谷县，仍没有南方的暖意。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创作了《同谷七歌》等大量作品。
其一：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
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
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
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白头乱发，长垂过耳，诗人在天寒地冻的穷山裂谷间，在暮色的雪地里寻找猴子吃的橡栗子，手脚的皮肉都冻死了。毫不掩饰的贫苦，弱小、卑微、饥饿的个体，悲愤如“大风刮过山岗，上面是无边的天空”。
其二：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
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
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
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长长的铲子有白色木柄，作为一个曾雄心勃勃自比稷、契的诗人，现在，他的生命居然寄托在一把铲子上，用这把铲子来挖黄独——它的根可以充饥，但漫山的飞雪覆盖了山野，雪地里的诗人，衣服遮不住小腿，只能与铲子一起两手空空回来，这时他听到儿女因为饥饿发出的痛苦呻吟。
这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世界，没有比喻，也不优美，只有叙述和白描，白色的木柄、白色的雪，痛苦的声音从壁板里透出。同谷七歌，可谓是一歌一垂泪。
疟疾、耳聋、病脚、中风、糖尿、肺咳，杜甫的诗歌充满了器官的痛感。有人统计了杜甫诗歌的长长清单，疾病诗有167首之多（如下），集中在去往秦州之后。（《太原大学学报》2010年12月：程校花《论杜甫疾病诗及文学史意义》）。
华州到秦州（四首）
秦州到同谷（一首）
同谷到成都（二十首）
成都到绵州、梓州、阗州等地（十一首）
返回成都（八首）
滞留云安（七首）
寓居夔州（八十首）
漂泊荆湘（三十六首）
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
眼复几时暗，耳从前月聋。（《耳聋》）
衰年肺病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返照》）
疟病餐巴水，疮痍老蜀都。（《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
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清明二首》）
逐渐败坏的诗人身体长出敏锐的触须，这些触须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和内部的双重伤害，可是诗人除了诗歌，没有什么可以抵挡伤害。
疾病会出现在每一个人身上，只有自觉的诗人才能将疾病——缓慢的死亡——一一表达出来，如蚌接纳沙粒、寄生虫，分泌汁液，吐出珍珠。可以说，杜甫对肉身的书写，影响到后面的白居易、孟郊、贾岛、范成大等一大批诗人。
但是，当你关注杜甫的哀伤时，会发现他的幽默和自嘲；当你关注他的沉郁时，会发现他的虚幻。这些风格，都使后来者受益。
我们尝到了杜甫捧出的成熟的果，却没有看到果实背后的脱水过程。当一个诗人用全部的激情与意志写作，并自觉承担诗人的命运之时，我宁愿相信——沉浸在内心的精神生活之中——他是幸福的，而他所失去的，都会在作品里得到偿还。
阿米亥诗曰：
人将在秋日死去，犹如一颗无花果，
萎缩，甘甜，充满自身。
树叶在地面干枯，
光秃秃的枝干直指某个地方
只有在那里，万物才各有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