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29岁老师感染新冠病死里逃生：“我曾三度叫急救车”！
29岁的Ina Timmann对抗新冠病毒的经历非常糟糕，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来警告年轻人不要低估这个病毒的感染率。
Ina Timmannde ：最糟糕的那天我想：也许我现在就要窒息死亡了。我马上给妈妈打电话，并试图告诉她我爱她。我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我几乎在电话中说不出话来了，我的母亲立即注意到这真的很严重。她试图让我平静下来。她说：“打电话叫急救。” 我挂断电话并拨打了112。这是四天中我第三次叫急救。回想起来，我现在反而能更加理性和清晰的讲述这一切了。
3月初我带了两个班去西班牙旅游。我可能就是在那里感染了病毒。我不知道是被谁感染的，但是许多情况下都可能被感染上，因为在那里，我经常被别人亲吻脸颊来打招呼。在超市里，一个排在我后面的女人一直在咳嗽。
德媒：西班牙现在的新冠确诊病例仅次于美国。那里的感染人数超过了182000，已经有19000多人丧生。由于西班牙没有像德国或美国那样进行大规模的测试，因此也怀疑有大量没有被确诊的病例。Ina Timmann恰巧在西班牙决定禁足令前几天去的。
Ina Timmannde：我在班级旅行时就出现了第一个症状。首先是耳朵疼痛。很快出现咳嗽和流鼻涕这些典型的感冒症状。我没有发烧。所以我轻视了，认为是旅行压力。我想回家后休息几天就会好的，我从没想过居然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
当我回家后，大约在出现首次症状后的四天，我突然感觉呼吸变得困难。深吸一口气就会非常疼。因此，我只能非常浅的呼吸，再也不能侧躺，但是后背躺床上还是相当舒适的。我很难起床，因为我一起床就感到头晕。同时，恶心的症状也开始了。我吃什么吐什么，甚至喝水也全吐了。
德媒：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称， 新冠病毒在德国患者中最常见的症状是咳嗽（占患者的52％）和发烧（占42％）。呕吐是一种虽然不多但也众所周知的症状：在中国，确诊病人中有5％到10％表示有严重的呕吐症状。
Ina Timmannde：那时候我开始真正担心了，我一个人住，没有人照顾我。我不得不阻止父母来看我，因为他们已经超过70岁了，我非常确定我中招了。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感染他们。还好，邻居注意到我生病了，他们把煮好的食物放在我门外。
德媒：Covid-19对老年人，已有基础疾病的人和吸烟者特别危险。但是，这种疾病事实上对年轻人的打击也不小：在美国，截止到三月底，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新冠患者中约有三分之一不到40岁。慕尼黑施瓦宾医院的首席医师Clemens Wendtner也谈到：“我们还必须为年轻人提供呼吸机。20多岁到30多岁年轻人在急诊室插管的也不少。”
Ina Timmannde：但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确定要不要去测试。因为测试结果要等很久。但几天后，我感觉很难受，第一次给急诊医生打电话，这才接受了测试。在此之前，我已经连续几天拨打新冠热线和紧急医疗服务电话。
电话里总是有人告诉我，症状会好转，但由于我尚未去过马德里这样的疫情危险地区，因此暂时不会接受检查。那是在三月中旬。后来我的同事们和学生也生病了，同样也没有接受检查。他们也因为不在危险区域而被拒绝了，比较幸运的是，当我阳性测试结果出来时，它们已经恢复健康了。
德媒：在Ina Timmann尝试进行测试时，在德国接受测试的人数比现在少得多。PCR测试（PCR代表“聚合酶链反应”）需要在实验室中进行，尤其是在大流行初期，德国的测试太少了，实验室很难跟上评估的步伐。现在测试的产量和实验室的产能也得到了提高。例如，首都进行大部分评估的实验室，在3月中旬每天处理600个样品，几周后，每天处理约3000个样品。
Ina Timmannde：回想起来，我对那几周的记忆非常模糊。我尽一切可能睡觉，连白天和黑夜也分不清了。由于感觉缺氧变得如此严重和频繁，我总共给急诊医生打了三次电话。那感觉就像我站在一座高山上，周围的空气中似乎已经不再含有氧气。那种浅呼吸呼入的氧气无法到达我的肺部。我感到窒息，头晕得厉害，我的心脏也开始不规则的跳动。
我很想去医院。我觉得在那里会更安全。但是当急诊医生给我检查后，总是告诉我缺氧并没有那么严重。当我试图解释自己的状况有多糟时，医生总是告诉我：Timmannde女士，您还年轻，您完全可以自愈。我觉得自己被忽视了，我根本不敢相信我没有能够入院：三年前，我曾经患过严重的肺炎，也感到呼吸困难，感到难受，但过去几周比那次肺炎要难受多了。
德媒：实际上，对新冠患者的医疗建议很明确：如果感到症状恶化，尤其是呼吸急促变得更严重，请去医院。Ina Timmann描述的内容与德媒访问过的几位医生的描述相吻合：系统过载，这就是为什么通常很多人无法和医生以及医院联络的原因。很多重症的年轻人往往不被接收或来不及入院。
Ina Timmannde：在一次急救服务中，有一次医生给我使用了吸氧设备，直到我血液中的氧气水平得到改善。我不记得是30分钟还是几个小时了。然后我又一个人了。我试图入睡，试图喝点玉米片。我经常打电话给我的母亲，母亲与我一起进行冥想练习，这使我平静了一些。我们总是以某种方式使彼此平静下来。
此外，我还会听听广播剧，我几乎不听新闻，我还要求我的朋友和家人不要让我知道确诊病例的增加和医院的准备工作。那太让我害怕了。
从西班牙回来后将近两个星期，我在电话中收到卫生部门的消息，称我已经确诊阳性了。当我得到测试结果的那一刻，我倒放心了：我的学生，他们的家人和两位老师因为我而被隔离了，同事自己在旅行后也病倒了，感谢上帝，他们的病程并不像我那么难。
德媒：Ina Timmann从测试到等到结果花了八天。而德国现在的测试速度比3月中旬要快得多，例如：博世（Bosch）开发了一种快速测试仪，可以在几分钟内显示结果。现在已经分发给了临床人员。此外，多家供应商正在计划推出家庭抗体测试的产品，与PCR方法相比，这种方法更快更可靠。它们表明在体内是否已经有了针对新冠病原体的抗体。
Ina Timmann：我认为关于这种疾病对年轻人有多严重的报道太少了。我除了以前得过一次急性肺炎，其他方面都很健康，而且我也很年轻，但这个病仍然给我带来沉重的打击。我不想吓任何人，但我希望每个人都知道，千万不要小瞧这个病毒。
我目前依然还是不太健康。我仍然只能浅呼吸。自从我出现第一个症状以来已经过去了五个多星期。我现在步行250米到街道拐角处小店都要休息几次。虽然感觉好多了，但仍然虚弱。大部分时间我都呆在家。目前，工作或运动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问
德媒：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认为感染病毒后的长期后果仍然鲜为人知。但是，有关较早研究可以表明新冠病可能产生的长期的后果。众所周知，Sars 感染会导致肺功能的长期受损，身体机能下降以及各种心理后果，例如焦虑症或抑郁症。而新冠病虽然目前还是认为是自限式疾病，大部分能自愈，但是也不能排除对心肺功能的长期负面影响。
答
Ina Timmann：两天前，我生病以来第一次去见了我的家庭医生。原来我的血氧水平还可以，但是其他血液值仍然很混乱。例如，我的血脂含量极高，就如同一个超重的老年人的水平。医生没有给我的肺部照X光片，也没有给我任何药物。我的感觉是，普通家庭医生目前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像我这样的患者。我的医生建议我做普拉提呼吸运动。她说我只需要耐心，肺功能能慢慢开始再次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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