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君子,非顯即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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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頑玩石不全

前述袁小修的規劃,在「飯來張口,有若神鴉」的現實生活形態之上,實有一套生活理念與之相呼應,這種生活理念,我們大體上可以「閒隱」之詞來概括。其所謂「閒」蓋指其已不用為掌握基本生活資源而奔忙,日常生活所需已可不勞而獲,生命活動得以超越營營茍茍於俗務的層次,上述擁有田業之類即是其物質基礎。然而經濟條件並非決定「閒」的絕對因素,貧者亦可因應情勢設法獲得一定程度的「閒」,相對地,富者反可能捲於世務而不得閒,其關鍵更在於個人的人生抉擇,此則涉及另一「隱」的理念。而所謂「隱」則是指其生活重心與方向,可以在世俗的社會價值──「富」(財富)與「貴」(功名)之途外,另闢生活經營空間,在此另外經營建構生活趣味、價值與意義。

關於士人之「仕」與「隱」的人生命題,淵源甚早,並非始於明清時期,只是在明清社會中,因科舉制度與經濟發展等結構性的因素,使這個問題更具「普遍性」意義。簡言之,明清社會存在著數量龐大的士人,而這些士人的絕大部分,都無法真正進入仕途,所以社會上普遍存在著求仕不得,充滿挫折感且彷徨人生的士人。因此,如何對進不能仕的人生找尋一個出路(退路),乃成為重要的社會文化命題。社會上絕大部分的士人,也或淺或深,自覺不自覺地,為此問題投注心力。

图丨文人空间

袁中道曾不止一次為繼續進取入仕,或退而隱居,彷徨猶豫,他在二十幾歲時,就曾慎重的考量過自己人生出路的問題:

杜園在長安里中……此園之先出於杜氏。……而今為予有。至于予家貧性奢,好招客,不耕不畜,皆非貧家所宜。此園朝夕且將轉而鬻之他人,而況于予之子若孫乎?然予聞古之君子,非顯即隱。今予年方二十餘,心躁志銳,尚在隱顯之間。若至中年不遇合,隱顯便分,其能長偃蹇庠序耶?其能走數千里外,為商賈為遊客耶?又安所得錢買山而隱耶?此時將安歸哉,則有此園可居也。眼前雖貧,姑忍之,殆未可鬻。夫予所以戒鬻者,自戒也。

图丨墨痕戊辰

二十歲的袁中道,對於科舉還有很高的期待,但這時的他也已經在經營自己的進取入士之外的另一條人生路徑了。在往後的人生過程中,袁中道一方面繼續在科舉的路途中蹭蹬前行,一方面對入仕的意義有所質疑,退隱的念頭不時在他腦海中盤旋。他曾到北京探望其大哥伯修時,發現他雖居高位,生活卻勞累不堪,而當他見識到北京官員的奔勞時,更不禁自省:「家有產業可以餬口」卻「舍水石花鳥之樂,而奔走煙霾沙塵之鄉」,實屬「顛倒而無計算」。 再者,其二哥中舉後,擔任吳縣縣令,也為公務煩擾不堪,因此略嚐官職,即圖抽身引退。 伯修死後,他總結其任官的「得不償失」──「作官十五年,尚有千金之債,歸去又無一宅可居。」更讓他感嘆「人生果何利于官,而必為之乎?」 凡此種種,就其親眼所見,「仕」與「隱」的實際生活,當中的勞逸之別,實顯示仕不如隱。然而,由於科舉入仕已成為社會上極為強勢的價值,袁中道雖深知仕不如隱,但他也無法截然拒絕仕途,他在購買杜園之後,一直在科舉的途中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庚戌年,再度應考失敗後,他向中郎表白:「今弟年亦四十餘,升沉之事,已大可見,將從此隱矣。」 但,此後,他依然懷抱著隱居的念頭,繼續在科舉途前行,直至中舉任官。

图丨稷盧

在袁中道的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士人在仕與隱兩端的徘徊、矛盾。袁中道的矛盾,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視為明清一般士人的矛盾。盛時泰是明中期南京的著名文人,《續金陵瑣事》曾載其趣事道:

高才博學,有聲文場,既屢失意,將老矣。居常仰屋而嘆,孺人沈氏聞之,則曰:「君見里中得意人乎?不過治第舍,買膏腴,榮耀閭里爾。以妾觀之,蓋有三殆焉:屈志狥人,一也;踰憲黷貨(违法贪污小编注),二也;生子不肖之心,三也;孰與君家居著書之為高乎。君且欲富貴即孝廉亦可圖,不則從君隱處山中何不可者,又免三殆之憂,顧獨奈何長嘆哉?」盛君笑應曰:「爾能是,吾今可為大城山樵矣」。

盛仲交之妻雖非官場中人,但其三殆之說,實可與袁中道的觀感相印證。證諸袁氏兄弟的經驗,擔任官職實甚勞苦、多委屈──袁中郎吳縣令任內之多勞多怨,略可概見。而若全然奉公守法,則於個人經濟恐是得不償失,否則,難免「踰憲黷貨」──袁「作官十五年,尚有千金之債」。事實上,盛時泰(仲交)的「閒隱」生活,極為雍容優雅:「每日早起,坐蒼潤軒,或改兩京賦,或完詩文之債,命童子焚香煮茗若待客者,客至洒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 此種仕與隱之間的優劣,盛仲交應該不至於全然無知,只是科舉仕進之價值,總是難以排遣。而他這個賢慧的妻子卻明確地告訴他:中舉任官實不如其「家居著書之為高」,這應該不只是寬慰他的情境之言,也不是一廂情願的現實認定。在相當程度上,這可以當作是一種有別於科舉之途的另類價值的宣示與確認之辭。這背後有一定的社會文化為其基礎。

图丨网络

由於明清社會蹭蹬於仕途,甚至終身無成的士人為數甚多,因此,建構出一種有別於仕進之途的生活價值,可說已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性需求。因此,明清「閒隱」文化的發展並非無著落地空想,而是與現實社會生活有緊密的關聯。《遵生八箋》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承擔這項社會任務著作之一,在此書中,高濂也特別強調仕與隱各俱不同的社會價值,個人應當安於所擇:

居廟堂者,當足於功名;處山林者,當足於道德。若赤松之游,五湖之泛,是以功名自足;彭澤琴書,孤山梅鶴,是以道德自足者也。知足者,雖富貴不艷於當時,芳聲必振於千古;否則不辱於生前,必災禍於沒世。故足之於人,足則無日而不自足,不足則無時而能足也。……人能受一命榮,竊升斗祿,便當謂足於功名;敝裘短褐,糲食菜羹,便當謂足於衣食;竹籬茅舍,蓽竇蓬窗,便當謂足於安居;藤杖芒鞋,蹇驢短棹,便當謂足於騎乘;有山可樵,有水可漁,便當謂足於莊田;殘卷盈床,圖書四壁,便當謂足於珍寶;門無剝啄,心有餘閑,便當謂足於榮華;布衾六尺,高枕三竿,便當謂足於安享;看花酌酒,對月高歌,便當足於歡娛;詩書充腹,詞賦盈編,便當謂足於豐贍。是謂之知足常足,無意於求足未足者也。

图丨文人空间

高濂此處的論述,可以說是在試圖建構一套生活哲學,此種哲學將仕宧功名與閒隱生活並列,而其重點乃更在於為閒隱生活作價值上的認證,使其與強勢的仕宧價值對比下,得以「自足」。我們不難想像得到這裡所謂的「自足」,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以仕途不利者為對話對象的,因為對一般士人而言,不能入仕總難免心有憾焉──如前引之盛仲交即是個明顯的例子。也就是說對士人而言,科舉不遂,總是生命的缺憾,在此之前的生活,總是一種不完整、不完美──「未足」的人生。高濂此處所言,可以說就是針對這種缺憾心理,提出心理建設之言。他嘗試建立閒隱生活的「自足」性,使之得以成為一種完整的人生寄托、生命價值。

高濂提出這種概念性說法的同時,他更在《遵生八箋》一書中,努力地建立閒隱生活的具體內容。而且,這類的著作,並非偶然之作,事實上,這類關於生活閒賞的書寫,自明代中期以來,已經蔚為風潮,以致於成為一種特定的文類。 同時,相應於高濂的這套「理論」,我們也可以看到此種閒隱生活的實踐者──《堅觚集》中曾載:

有客過陳眉公巖樓草堂問:「是何感慨,而甘棲遯(同栖遁小编注)?」眉公拈古句答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曰:「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問:「是何利養?」曰:「硯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問:「是何往還?」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有客問眉公:「山中何景最奇?」眉公曰:「雨後露前,花朝雪夜。」又問:「何事最奇?」曰:「釣同鶴守,果熟猿收。」

图丨芥子工房

此處的問答顯示,陳眉公之強調其生活的滿足感與閒雅美感,正可與高濂之「自足」論相呼應。事實上,陳眉公是一個極有自覺,而且經營得極為成功的閒隱生活的實踐者,他在年少時,即刻意焚化儒服,放棄生員身分。此後專意過著文人生活,一方面身體力行於閒賞生活,一方面大量編寫相關於此的書籍,而且,他的生活方式與編輯文章,都成為當時的一種文人「典範」,其盛名籠罩當時社會,甚至遠播異域。陳眉公的成功,除可認為是其個人成就外,也可說是這套閒隱文化已經成為整體社會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範疇。實際上,採取陳眉公這種姿態的士人,已在社會上成為一種特定的士人類型──「山人」,而山人已經普遍活躍於明中期以後的社會,山人現象也可謂已成為一個極為凸顯的社會文化現象。 陳眉公可以說是山人發展到高峰的一個代表性人物,其底層實有普遍性的社會文化為其基礎。

從概念層次來看,可以說:仕與隱各代表兩種不同的人生方向,也是兩種不同的生活經營方式,對明清士人而言,這兩者有其矛盾之處。不過,在一般士人的實際生活層面上,這兩者往往同時並存。如前所見,諸如戴名世、袁中道之類的士人,他們在往科舉之途前進的過程中,也同時在為他們的「閒隱」生活作準備,或者已經在實際上進行此種生活的經營。也就是說就社會價值來講,仕與隱是兩種不同的價值,而就個人終極的人生定位來講,這也是一種不同的人生選擇,但在現實生活中,一般士人有可能讓兩種價值同時並存於個人心中,徘徊其間,以至於在實際上同時進行這兩種生活的經營。「隱」是「仕」的退路,也是一種救濟之道。仕途不利,則以隱自解。閒隱生活的精心經營,也確可消磨、寄托壯志未伸的人生。當然,其前提就是閒隱生活必須豐富精采到相當程度。或者,反過來說,由於有抗衡科舉強勢價值的社會性需求,所以閒隱生活必得在內容上,開展出其豐富性。

图丨翫_物

從盛仲交之妻到高濂以至於陳眉公,都表明一種以閒隱為自足的論調,這是一種別具異趣的社會價值的表白。這種論調除固然有部分出自於「隱逸」傳統的發揮,但除此,它更可說是在為一種新的人生觀、生活觀作張目。如果「隱」相對於「仕」,反映出政治環境中(無論自願或被迫)的抉擇,「閒」則標識出對這種生活理想性質的界定。此處的閒隱並非如傳統生活那般,採取一種全然退出、逃離政治舞台與社會生活的姿態,或者讓其生活處於一種極簡單、樸實的層次。事實上,明清時期的閒隱生活,固有疏離政治參與的意味,但與其說這是主動斷念後的絕然撤離,不如說是因為個人的政治參與之途被阻塞,乃不得不另闢人生出路,進而藉此蹊徑,重新確認個人的生命價值。另一方面,在實際生活上,明清的閒隱生活,並非消極性地抗拒參與物質文化的發展,它不是簡單地以「樸素」對抗「繁華」(或者以「原始」對抗「文明」),事實上,它是在發展一種「閒雅」的生活模式,它開展出極為繁複、豐富的生活形式及相關論述。它在建立一套新的生活美學──一種優「雅」的生活文化,且以此自我標榜,以此對抗世「俗」的世界,進而試圖以此新的生活美學來參與社會文化的競爭,藉此以確認其社會地位,並證實其存在的優越性。這,就是明清文人文化發展契機與內涵。

Source: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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