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君子，非顯即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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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頑玩石不全
前述袁小修的規劃，在「飯來張口，有若神鴉」的現實生活形態之上，實有一套生活理念與之相呼應，這種生活理念，我們大體上可以「閒隱」之詞來概括。其所謂「閒」蓋指其已不用為掌握基本生活資源而奔忙，日常生活所需已可不勞而獲，生命活動得以超越營營茍茍於俗務的層次，上述擁有田業之類即是其物質基礎。然而經濟條件並非決定「閒」的絕對因素，貧者亦可因應情勢設法獲得一定程度的「閒」，相對地，富者反可能捲於世務而不得閒，其關鍵更在於個人的人生抉擇，此則涉及另一「隱」的理念。而所謂「隱」則是指其生活重心與方向，可以在世俗的社會價值──「富」（財富）與「貴」（功名）之途外，另闢生活經營空間，在此另外經營建構生活趣味、價值與意義。
關於士人之「仕」與「隱」的人生命題，淵源甚早，並非始於明清時期，只是在明清社會中，因科舉制度與經濟發展等結構性的因素，使這個問題更具「普遍性」意義。簡言之，明清社會存在著數量龐大的士人，而這些士人的絕大部分，都無法真正進入仕途，所以社會上普遍存在著求仕不得，充滿挫折感且彷徨人生的士人。因此，如何對進不能仕的人生找尋一個出路（退路），乃成為重要的社會文化命題。社會上絕大部分的士人，也或淺或深，自覺不自覺地，為此問題投注心力。
图丨文人空间
袁中道曾不止一次為繼續進取入仕，或退而隱居，彷徨猶豫，他在二十幾歲時，就曾慎重的考量過自己人生出路的問題：
杜園在長安里中……此園之先出於杜氏。……而今為予有。至于予家貧性奢，好招客，不耕不畜，皆非貧家所宜。此園朝夕且將轉而鬻之他人，而況于予之子若孫乎？然予聞古之君子，非顯即隱。今予年方二十餘，心躁志銳，尚在隱顯之間。若至中年不遇合，隱顯便分，其能長偃蹇庠序耶？其能走數千里外，為商賈為遊客耶？又安所得錢買山而隱耶？此時將安歸哉，則有此園可居也。眼前雖貧，姑忍之，殆未可鬻。夫予所以戒鬻者，自戒也。
图丨墨痕戊辰
二十歲的袁中道，對於科舉還有很高的期待，但這時的他也已經在經營自己的進取入士之外的另一條人生路徑了。在往後的人生過程中，袁中道一方面繼續在科舉的路途中蹭蹬前行，一方面對入仕的意義有所質疑，退隱的念頭不時在他腦海中盤旋。他曾到北京探望其大哥伯修時，發現他雖居高位，生活卻勞累不堪，而當他見識到北京官員的奔勞時，更不禁自省：「家有產業可以餬口」卻「舍水石花鳥之樂，而奔走煙霾沙塵之鄉」，實屬「顛倒而無計算」。 再者，其二哥中舉後，擔任吳縣縣令，也為公務煩擾不堪，因此略嚐官職，即圖抽身引退。 伯修死後，他總結其任官的「得不償失」──「作官十五年，尚有千金之債，歸去又無一宅可居。」更讓他感嘆「人生果何利于官，而必為之乎？」 凡此種種，就其親眼所見，「仕」與「隱」的實際生活，當中的勞逸之別，實顯示仕不如隱。然而，由於科舉入仕已成為社會上極為強勢的價值，袁中道雖深知仕不如隱，但他也無法截然拒絕仕途，他在購買杜園之後，一直在科舉的途中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庚戌年，再度應考失敗後，他向中郎表白：「今弟年亦四十餘，升沉之事，已大可見，將從此隱矣。」 但，此後，他依然懷抱著隱居的念頭，繼續在科舉途前行，直至中舉任官。
图丨稷盧
在袁中道的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士人在仕與隱兩端的徘徊、矛盾。袁中道的矛盾，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視為明清一般士人的矛盾。盛時泰是明中期南京的著名文人，《續金陵瑣事》曾載其趣事道：
高才博學，有聲文場，既屢失意，將老矣。居常仰屋而嘆，孺人沈氏聞之，則曰：「君見里中得意人乎？不過治第舍，買膏腴，榮耀閭里爾。以妾觀之，蓋有三殆焉：屈志狥人，一也；踰憲黷貨（违法贪污小编注），二也；生子不肖之心，三也；孰與君家居著書之為高乎。君且欲富貴即孝廉亦可圖，不則從君隱處山中何不可者，又免三殆之憂，顧獨奈何長嘆哉？」盛君笑應曰：「爾能是，吾今可為大城山樵矣」。
盛仲交之妻雖非官場中人，但其三殆之說，實可與袁中道的觀感相印證。證諸袁氏兄弟的經驗，擔任官職實甚勞苦、多委屈──袁中郎吳縣令任內之多勞多怨，略可概見。而若全然奉公守法，則於個人經濟恐是得不償失，否則，難免「踰憲黷貨」──袁「作官十五年，尚有千金之債」。事實上，盛時泰（仲交）的「閒隱」生活，極為雍容優雅：「每日早起，坐蒼潤軒，或改兩京賦，或完詩文之債，命童子焚香煮茗若待客者，客至洒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 此種仕與隱之間的優劣，盛仲交應該不至於全然無知，只是科舉仕進之價值，總是難以排遣。而他這個賢慧的妻子卻明確地告訴他：中舉任官實不如其「家居著書之為高」，這應該不只是寬慰他的情境之言，也不是一廂情願的現實認定。在相當程度上，這可以當作是一種有別於科舉之途的另類價值的宣示與確認之辭。這背後有一定的社會文化為其基礎。
图丨网络
由於明清社會蹭蹬於仕途，甚至終身無成的士人為數甚多，因此，建構出一種有別於仕進之途的生活價值，可說已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性需求。因此，明清「閒隱」文化的發展並非無著落地空想，而是與現實社會生活有緊密的關聯。《遵生八箋》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承擔這項社會任務著作之一，在此書中，高濂也特別強調仕與隱各俱不同的社會價值，個人應當安於所擇：
居廟堂者，當足於功名；處山林者，當足於道德。若赤松之游，五湖之泛，是以功名自足；彭澤琴書，孤山梅鶴，是以道德自足者也。知足者，雖富貴不艷於當時，芳聲必振於千古；否則不辱於生前，必災禍於沒世。故足之於人，足則無日而不自足，不足則無時而能足也。……人能受一命榮，竊升斗祿，便當謂足於功名；敝裘短褐，糲食菜羹，便當謂足於衣食；竹籬茅舍，蓽竇蓬窗，便當謂足於安居；藤杖芒鞋，蹇驢短棹，便當謂足於騎乘；有山可樵，有水可漁，便當謂足於莊田；殘卷盈床，圖書四壁，便當謂足於珍寶；門無剝啄，心有餘閑，便當謂足於榮華；布衾六尺，高枕三竿，便當謂足於安享；看花酌酒，對月高歌，便當足於歡娛；詩書充腹，詞賦盈編，便當謂足於豐贍。是謂之知足常足，無意於求足未足者也。
图丨文人空间
高濂此處的論述，可以說是在試圖建構一套生活哲學，此種哲學將仕宧功名與閒隱生活並列，而其重點乃更在於為閒隱生活作價值上的認證，使其與強勢的仕宧價值對比下，得以「自足」。我們不難想像得到這裡所謂的「自足」，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以仕途不利者為對話對象的，因為對一般士人而言，不能入仕總難免心有憾焉──如前引之盛仲交即是個明顯的例子。也就是說對士人而言，科舉不遂，總是生命的缺憾，在此之前的生活，總是一種不完整、不完美──「未足」的人生。高濂此處所言，可以說就是針對這種缺憾心理，提出心理建設之言。他嘗試建立閒隱生活的「自足」性，使之得以成為一種完整的人生寄托、生命價值。
高濂提出這種概念性說法的同時，他更在《遵生八箋》一書中，努力地建立閒隱生活的具體內容。而且，這類的著作，並非偶然之作，事實上，這類關於生活閒賞的書寫，自明代中期以來，已經蔚為風潮，以致於成為一種特定的文類。 同時，相應於高濂的這套「理論」，我們也可以看到此種閒隱生活的實踐者──《堅觚集》中曾載：
有客過陳眉公巖樓草堂問：「是何感慨，而甘棲遯（同栖遁小编注）？」眉公拈古句答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曰：「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問：「是何利養？」曰：「硯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問：「是何往還？」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有客問眉公：「山中何景最奇？」眉公曰：「雨後露前，花朝雪夜。」又問：「何事最奇？」曰：「釣同鶴守，果熟猿收。」
图丨芥子工房
此處的問答顯示，陳眉公之強調其生活的滿足感與閒雅美感，正可與高濂之「自足」論相呼應。事實上，陳眉公是一個極有自覺，而且經營得極為成功的閒隱生活的實踐者，他在年少時，即刻意焚化儒服，放棄生員身分。此後專意過著文人生活，一方面身體力行於閒賞生活，一方面大量編寫相關於此的書籍，而且，他的生活方式與編輯文章，都成為當時的一種文人「典範」，其盛名籠罩當時社會，甚至遠播異域。陳眉公的成功，除可認為是其個人成就外，也可說是這套閒隱文化已經成為整體社會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範疇。實際上，採取陳眉公這種姿態的士人，已在社會上成為一種特定的士人類型──「山人」，而山人已經普遍活躍於明中期以後的社會，山人現象也可謂已成為一個極為凸顯的社會文化現象。 陳眉公可以說是山人發展到高峰的一個代表性人物，其底層實有普遍性的社會文化為其基礎。
從概念層次來看，可以說：仕與隱各代表兩種不同的人生方向，也是兩種不同的生活經營方式，對明清士人而言，這兩者有其矛盾之處。不過，在一般士人的實際生活層面上，這兩者往往同時並存。如前所見，諸如戴名世、袁中道之類的士人，他們在往科舉之途前進的過程中，也同時在為他們的「閒隱」生活作準備，或者已經在實際上進行此種生活的經營。也就是說就社會價值來講，仕與隱是兩種不同的價值，而就個人終極的人生定位來講，這也是一種不同的人生選擇，但在現實生活中，一般士人有可能讓兩種價值同時並存於個人心中，徘徊其間，以至於在實際上同時進行這兩種生活的經營。「隱」是「仕」的退路，也是一種救濟之道。仕途不利，則以隱自解。閒隱生活的精心經營，也確可消磨、寄托壯志未伸的人生。當然，其前提就是閒隱生活必須豐富精采到相當程度。或者，反過來說，由於有抗衡科舉強勢價值的社會性需求，所以閒隱生活必得在內容上，開展出其豐富性。
图丨翫_物
從盛仲交之妻到高濂以至於陳眉公，都表明一種以閒隱為自足的論調，這是一種別具異趣的社會價值的表白。這種論調除固然有部分出自於「隱逸」傳統的發揮，但除此，它更可說是在為一種新的人生觀、生活觀作張目。如果「隱」相對於「仕」，反映出政治環境中(無論自願或被迫)的抉擇，「閒」則標識出對這種生活理想性質的界定。此處的閒隱並非如傳統生活那般，採取一種全然退出、逃離政治舞台與社會生活的姿態，或者讓其生活處於一種極簡單、樸實的層次。事實上，明清時期的閒隱生活，固有疏離政治參與的意味，但與其說這是主動斷念後的絕然撤離，不如說是因為個人的政治參與之途被阻塞，乃不得不另闢人生出路，進而藉此蹊徑，重新確認個人的生命價值。另一方面，在實際生活上，明清的閒隱生活，並非消極性地抗拒參與物質文化的發展，它不是簡單地以「樸素」對抗「繁華」（或者以「原始」對抗「文明」），事實上，它是在發展一種「閒雅」的生活模式，它開展出極為繁複、豐富的生活形式及相關論述。它在建立一套新的生活美學──一種優「雅」的生活文化，且以此自我標榜，以此對抗世「俗」的世界，進而試圖以此新的生活美學來參與社會文化的競爭，藉此以確認其社會地位，並證實其存在的優越性。這，就是明清文人文化發展契機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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