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三次疏浚造堤，一部吏治整肃史
原标题：三次疏浚造堤，一部吏治整肃史
自古以来，人类逐水而居，在河湖之旁建起一座座伟大的城市，如长安居泾渭之交、洛阳建在河洛之间、武昌为江汉要冲、金陵临长江天堑。
水是城市的生命之源。波光粼粼的西湖，既是杭州的重要水源，也是杭州的“眉目”，还是杭州的历史名片。不过，西湖并非“天生丽质”，其治理可谓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淤塞—疏浚”的艰辛。自唐以来，有记载的大规模疏浚工程就有23次。
西湖疏浚的历史，是古代劳动人民顽强拼搏的生动写照，也是整肃吏治的生动案例。其中，西湖三条水堤的历史，可以为现代城市治理提供经验、启发。
白沙堤
中华文明先发达于北方黄河流域，自孙吴鼎足、永嘉南渡之后，江南逐渐得到开发。唐宋以后，江南日渐发达，成果之一就是水利。
秦始皇曾“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不能通行。杭之为州，本为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无论航运、饮水皆不甚方便。
隋朝开大运河后，杭州开始步入历史舞台的中央。唐代宗、德宗之交，名臣李泌为当朝宰相排挤，于是辗转来到杭州担任刺史。
在任期间，他带领百姓连开六井，引西湖水入城，还建了石函桥、石函闸等水利工程，于是杭州百姓得食甜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奠定了江南名城的基础。
李泌后来入朝为相，百姓为了纪念他造福一方之德，将六井之一命名为“相国井”。
唐穆宗年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在任期间，“仍岁逢旱”，欲决放湖水，却被县官“假他辞以惑”。县官说：如果放了湖水，则湖水中的鱼类无以为生，菱茭也会减产，李泌六井也会无水。
白居易探访之后，发现县官欺罔，就连问“鱼类与百姓的性命哪个更急迫”“菱茭与民食稻粱哪个更重要”……以后，他启动西湖疏浚，又引湖水入运河，用运河水入田，灌溉面积达千顷，还修复了李泌六井，杭州逐渐发展成为“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的大都市。
白居易还在石函桥附近修筑了一条水堤，称为白公堤，但如今已无迹可寻了。今人所熟知的白堤，其实是“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中的白沙堤，为蓄积湖水灌溉农田而建，曾以白沙铺路，故得此名。
白沙堤与白居易主持修筑的白堤不在一个方位，但后人仍习惯性地称其为白堤，只为缅怀白居易为杭州作出的突出贡献。
白居易除了造福一方，还大力宣传杭州和西湖的胜景。西湖原本被称为“钱塘湖”，正是白居易将西湖之名传扬出去。他不仅在任期间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回京后还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正是这样的缘分，使得杭州和西湖沉淀了更多的文化意蕴，成为人文和自然交相辉映的景观。
不仅如此，白居易还将治湖的经过传世以文。他不仅总结出“决放湖水，不利钱塘县官”的结论，对百姓利益和县官利益予以正确把握，还不讲官场面，公布县官劣迹并勒石以记，在西湖治水史、杭州治吏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从一定程度上说，西湖疏浚史也是一部吏治整肃史。兴利不易，除弊更难。只有秉承为民之心，才能够收造福一方之功。
苏公堤
宋代的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参差十万人家，乃“四方之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也。宋仁宗御笔《赐梅挚知杭州》，更是称赞杭州为“东南第一州”。
但是，当时的西湖由于失修时久，日渐闲废，“水涸草生，渐成葑田（湖水浅后成为不可用的湿地）”。如不加措施，“有必废之渐”。
幸而苏轼于神宗、哲宗年间两次出任杭州地方官，发下治理杭州水域宏愿。苏轼敏锐地发现，神宗年间他任杭州通判时，西湖被葑合了十之二三，哲宗年间他任杭州知府时，已经堙塞一半。父老乡亲们感慨，再过20年，西湖就要全部变成陆地了。
如果西湖水变浅、六井渐坏，杭州举城之人就不得不重新喝咸苦的海水，杭州的气运也会难免消散。因此，苏轼向朝廷上书，将水利与兴废相提并论，强调“久废复开，事关兴运”。
得到朝廷的准许后，苏轼就着手下令招募农民种植湖菱，以准备修湖的费用；疏浚西湖，撤废湖中私围的葑田，并在湖中建造三座小石塔，围成一个水域，严禁在石塔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淤淀；利用疏浚出来的大量葑泥，建筑了一条横跨南北十余里的长堤，以通行人，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望之如画图，杭州人称为“苏公堤”。
苏轼知杭是西湖疏浚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史称“自是西湖大展”。
苏轼对杭州、西湖的揄扬，更在白居易之上。他不仅说“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更写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样的千古绝唱。
元祐六年，苏轼被召还朝。临行前，他写下《八声甘州》寄送杭州友人，也以此告别杭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
离开杭州后，苏轼对西湖魂牵梦绕，在颍州、惠州任上仍然追寻西湖的印记，被宋代诗人杨万里描述为“东坡元是西湖长”。
不过，苏轼也是带着一些遗憾离开杭州的。疏浚西湖是综合水利工程体系的一环，当提出建设石门运河以及凿挽路为桥以绝水患时，“有恶公成功者，会公罢归，使代者尽力排之，功以不成”。可见，吏治不修，治水难得其便。
杨公堤
明孝宗、武宗之交，杭州知府杨孟瑛锐意进取、力排众议，在御史车梁、佥事高江等人的支持之下，力图恢复西湖往昔盛况，上报朝廷“西湖当开者五”：
一是如果西湖被占塞，则东南形胜被破损，有损生聚。
二是杭州城西的防卫濒湖为势，倚为天堑，如果西湖被占塞，无以护卫城市。
三是唐宋以来，杭州城中之井都靠西湖水补充，以湖水为本源，如果西湖被占塞，水脉不通，阖城百姓有喝盐水之忧。
四是经过五代、宋朝的修治，杭州运河水源为西湖水，钱塘江江潮不能侵入运河，如果西湖被占塞，则运河枯竭，阻碍通商贸易和百姓生计。
五是杭州城的农业基地在城东北的仁和、海宁，千顷田地都靠西湖水救天旱，如果西湖被占塞，则农民没有解除旱情的依靠。
朝廷批准后，杨孟瑛经过周密调研，给出了收回湖田的方案：收回附近豪民占管的崇善、崇兴、禅智等废寺以及铜钱局名下一万多亩田地；按照寺庙大小，留下百亩田地，其余田亩清查后，补偿给相应人员，并考虑“免其本年差徭”。
考虑到西湖被占的田地每年的税赋共有930余石米，杨孟瑛还访查杭州府下属各县的漏征税赋，加上废寺及新垦田地所产粮食，尽量予以弥补。
正德元年，修浚工程正式开始，中间因暑气太盛停工了两个月，8月、9月毕其功。史料显示，共雇佣民夫152天，每日用工7000人，花费23000余两白银，斥毁田荡3481亩，西湖一举恢复唐宋之旧。
湖中疏浚出来的淤泥、葑草被一分为二，一部分放在苏堤之上，抬高拓宽苏堤，“高二丈，广五丈有奇”；另一部分“搬顿西山涯岸，筑成外堤，以为界限，使人永远不得再图侵占”，用以划分界限，堤东水面为湖田禁区。
对此，明朝嘉靖年间田汝成编《西湖游览志》直言，西湖开浚之绩，古今尤著者，白乐天（白居易）、苏子瞻（苏东坡）、杨温甫（杨孟瑛）三公而已，“自乐天之后二百岁而得子瞻，子瞻之后四百岁而得温甫”。
杭州人为了纪念杨孟瑛的功绩，将其修筑的外堤命名为“杨公堤”。
然而，杨孟瑛浚湖之后，仕途多有不畅。正德四年，杨孟瑛升迁为从三品顺天府丞；同年10月，御史胡文壁弹劾杨孟瑛“其开浚无功，费用官帑至二万三千余两，宜罢黜”，于是朝命降除顺天府府丞、复知浙江杭州府。
可是，杨孟瑛返浙后很快被罢官。史称其浚湖“敛怨生谤”，得罪了杭州地方豪强。古语云：“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敢于驶向改革的深水区，疏浚既得利益者淤塞的航道，确实要有担当和勇气。
更重要的一个时代背景是，正德初年，大政为阉宦窃取，朝政乌烟瘴气。
杨孟瑛作为成化年间的科举进士，与浙江士人代表谢迁、王守仁关系密切，曾经嘱托身为大学士的谢迁写下《杭州府修复西湖碑》，又让王守仁为其家乡作《平山书院记》。
正德元年10月，谢迁被阉宦罢官还乡：12月，王守仁上疏为谏臣戴铣等人开脱，触怒阉宦刘瑾，不仅被矫诏杖责，谪贵州龙场驿丞，还遭到锦衣卫的暗杀。王守仁乘夜佯装投江才幸免于难，杨孟瑛曾祭之于江上。
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阉党中人攻击杨孟瑛浚湖“浪费官帑”，不无政治斗争的因素。
总之，西湖的历次疏浚造堤，满足了水利、灌溉、通航、饮用、旅游、文化等生产生活所需。当代城市的建设者只要能够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握城市治理的基本规律，其治理之功也可不在古人之下。（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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