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氏璧论坛”：导演和制片人一定要成为夫妻吗？

12日上午，中国（广州）国际纪录节的主题论坛《导演与制片人的爱恨情仇》在广州图书馆举行，六位嘉宾分别是导演周浩、范俭，制片人赵琦、韩轶、赵佳、贺珊。嘉宾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联系，赵琦是周浩导演的《大同》的制片人，而贺珊是周浩正在制作的两部新片《孤注》《长大》的制片人，范俭和周浩昨天刚刚结束了另外一场论坛活动。

此外，华裔制片赵佳近年来在纪录片制片领域表现不俗，其与阿富汗出生的导演阿巴扎尔·阿米尼合作的纪录片《风中之城，喀布尔》被选为去年荷兰国际纪录片节开幕片，今年亦入选国内多个电影节的竞赛及展映单元等。接下来，她也将分别与范俭、周浩导演合作新的项目，论坛中，他们也分享了互相选择彼此作为合作伙伴的原因。韩轶也是一位资深制片人，代表作有《千锤百炼》、《归途列车》等。

无独有偶的是，以上的六位导演、制片人嘉宾的伴侣大多都是制片人、导演的组合，现实生活中，这样导演与制片人的夫妻搭档也不少见，所以导演和制片人一定要成为夫妻吗？综合各种原因，注定这是一场充满期待的论坛，正如赵琦所说，“这是一场充满了干货，和氏璧类型的论坛。”

——「凹凸镜DOC」

图/从左至右：贺珊、赵佳、韩轶、赵琦、范俭、周浩

导演与制片人的爱恨情仇

来源：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周浩：我直接开始，首先请问赵琦，我觉得赵琦早期是做制片人，后来有很多片子是做导演，把制片人和导演都做过了以后，是不是觉得不需要制片人了？自己制就可以了。

赵琦：今天这个论坛是质量可能比较高的一个论坛，说的都是干货，只可惜是“和氏璧”类型的，大家都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我既做制片人也做导演，制片人的项目多一点，不过这两年被称为综艺导演。

范俭：综艺也没有什么不好。

赵琦：制片人和导演都在一条船上，大家都要想办法让这艘船乘风破浪，但是分工有所不同。在大的方向趋同的情况下，具体分工不同，导致在一些小的航程上会打转，产生矛盾，然后在里面一直纠结着往前走。我自己做的话，就可以统一，就我自己的案例来说，我觉得效率会高一些。但是有的时候也让我在两个角色中间切换，也未必是一种非常流畅的状态。

我最新刚刚做的一部纪实长片还没有出来，大概年初会出来，我还是请了一位制片人，是一位女孩子，叫陈竹（音），她帮我做制片人，所以分工还是有必要的。只是自己做的话，我更能理解这个工种，同时给予这个工种支持。

周浩：所以还是更希望有团队？

赵琦：对，还是一个团队会更通顺一些。

周浩：我当年在很早期合作《大同》的时候，我认为我一定要有一个制片人，我要进入这个工业体系，一定要跟别人合作，即使我们合作有很多磕磕碰碰，那时候开玩笑说，我们俩因为爱走到一起，但是因为了解我们分手了，但是不排斥我们俩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会一直坚持跟制片人合作下去。最近范俭有一个特别奇特的案例，就是他的新片子《爱过》，今年找了四个制片人，他们不“打架”吗？

范俭：我们都在相爱过程中，两个主要制片人，一个江松长，一个梁为超，他们都在美国，也有他们力所不及的地方，就请到赵佳负责欧洲这一部分，大家还是有一些分工配合的，因为我觉得要把一个项目做到真正的国际化，把一个项目能量发挥到最大，一是需要一个好的制片人，二是需要制片团队的力量。

再放眼我可以接触到的国际优秀的制片人，能把全球几大区域都打通的，其实我也不认识那么厉害的，但是我也想跟华人合作，因为我觉得华人合作会很通顺，所以我现在合作的几位制片人，都是华人。 总而言之，我们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密和甜蜜的状态。

周浩：怎么协调他们四人之间的关系，是由你来协调吗？所以有时候你的作用变成了统领制片人的角色，他们是由你来分工吗？

范俭：我也算做了一点制片的工作，但是我绝对不会说自己也是制片人，因为这个项目是我发起的，主控是我这里，我需要协调大家的关系，但是总的来说把一个规则讲好，合作的原则从一开始就讲好，基于怎样的方式合作，在权利和义务方面是怎样的标准，只要谈好了也没有什么意见，而且这几位也特别专业、职业，热爱纪录片，所以目前都是很顺畅的，就是提前把规则讲好。

周浩：赵佳老师，他当年怎么找到你的？前面有三个人了，为什么您还会接？你现在也接很多中国的案子，我下面的案子也期望跟您合作，什么样的案子您会接？

赵佳：范俭导演，其他两位制片人，通过其他场合我也都认识，首先是看这个团队是怎么组合的，特别是做联合制片的时候，意义就是搭个手，就跟我做主制片肯定不一样，如果是主制片我可能从有一个想法的时候就跟导演密集沟通，所以在范俭这件事情上，从某种意义来说，能够帮上一把，或者出一点小力，把这个事大家一起做完，而且又是我比较熟知、比较认可、比较喜欢的团队，那么何乐而不为。

周浩老师找到我谈到您的新项目，也是同样的初衷，作为我来说，身在欧洲，我了解的某一个语境能够跟大家了解的另一个语境合在一起，可能能把一些出色的故事，大家一起做好，都是华人，都是华语圈，我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可以分享，然后带进来的话，没准可以做出一点什么事。

周浩：我们相对来说还算“老人”，您已经有特别棒的案例《风中之城，喀布尔》，如果国内的年轻导演想跟您合作，他得具备什么条件？

赵佳：我要感谢一位年轻导演叫王申，那是我第一次给中国年轻作者，从头到尾有很多可以回味的东西，首先对我来说要挑选一个方案，先要看导演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这个案子呈现给我的时候，特别是年轻导演，不一定非常成熟，但是我觉得是大家一起来想，有一个特别棒的想法，比如说王申的《芳舟》，当时想拍在希腊的华人没做过的事，就是扶持那边过来的难民，我想这个想法有一点怪。但是在对聊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走左边还是走右边”的过程，首先看导演是不是愿意跟我有这样的沟通，就像结婚一样，从有一个Idea走到最后，变成大屏幕上播出，这是非常长的一个过程，也是对“爱情”的考验。我择友或者择偶的前提条件，方案不是有多层性，起码要有潜质，导演能不能跟我零距离的聊，如何做出一个好的东西。

周浩：刚开始我想找什么人做这个论坛的时候，韩轶是首先跳出来的，说一定要参加，我觉得你一定有很多话想说。

韩轶：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有准备一页PPT，经常讨论导演和制片人，制片人到底是什么，制片人到底做什么，我就引用了范俭在奥斯卡对制片人的定义，到最后一个影片你要参评，30条里面要占据2/3，才能打上制片人的身份，我觉得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标准，其实可以看到制片人的参与其实非常之多，并不仅仅局限于找钱，也不仅仅局限于找团队。

从这个角度而言，制片人在整个行业里面，可能现在会好一点，但是还是被低估了的角色，这一点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所以为什么会有爱恨情仇四个字，为什么会有纠结，因为每一个人的付出在这里面，如果最后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

图/制片人30条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颁任何奖项的时候，奥斯卡做得很清晰，把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分开，可是纪录片领域没有，当一个团队全部做完了之后，站在台上的永远是导演，大家熟知的也是导演，制片人是被忽略的，会有这样的爱恨情仇也是这个决定的，大家对（制片人）的认可不够多。这一定是团队的合作，没有一个人在今天可以单打独斗把一个影片完成，一个影片从最开始的一个想法，慢慢孵化到制作，其实制作完成，都只是万里长征50%，还有剩下50%是怎么通过各种方式让它走向更多的观众，那个50%的长征其实更难，对于纪录片来说，在现在的状况之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称职的制片人应该做到什么，他做到的情况下，应该得到行业的认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爱恨情仇。

周浩：这里我要向赵琦道歉。当年我们俩曾经得过一个奖，亚太电影节，当时赵琦没有时间去，就说让我去领奖。后来对方来函，上面写着我是代领奖，奖项是给制片人的，我就说不去，我凭什么帮你代领奖？现在想起来是我的不对。这个世界之所以有这么多分歧，大概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也是为什么合作不下去的重要原因，其实自己并没有那么好了。

贺珊是我新片子的制片人，因为她和我是男女朋友的关系，赵琦刚刚问我：难道导演和制片人一定要成为夫妻吗？有时候，我和贺珊之间公和私真的捞不清楚，做我的制片人真是不好过。贺老师有话要说一下吗？

贺珊：在座的各位前辈，包括赵佳老师，其实她们的老公也都是导演，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其实对我来说，公的方面，我跟周老师的合作，站在制片人的角度，我不仅仅只是跟周导合作，还有合作其他年轻导演，我之前帮小米做过一个片子《一团火》，在网上也特别火。

比如说周老师问赵琦导演的第一个问题，导演如果做优秀了，是不是会做制片人？因为对这个行业来说，特别优秀的人可能只占5%或者3%，如果做到那个份上，这个行业的产业化、规模并不是那么大，如果你顶级优秀了，可以做到赵琦老师那样，既可以成为导演，也可以成为制片人，因为他非常清晰每一个职位自己的角色，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所以能够在这两个身份里转换，但是其实大部分人，一个行业做到顶尖是极少数人，大部分行业是像我这样的人，属于资质平平的人，如果资质平平的人，就非常希望在制片人的身份上做到很职业，这个“职业”我也会给自己定标准，比如说韩老师列出30条关于制片人的职业，当我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也默默给自己定了非常多条制片人该做到的专业能力是哪些，我默默的做。我记得我初次入这个行业，问过这个行业的老师，我说，希望自己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当时他说，当你具备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你应该是一个总经理了，就是你应该是一个老板了。

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这个行业对于其他电影或者综艺行业来说，相对规模比较小，行业不成熟，产业也没有建立，所以在这里面稍微对自己有一些要求，或者做到了一定的能力，都会瞬间出来，或者不满足于这个平台带给你的一切，所以就会做这做那，会觉得什么都能做。

对于我来说，我就很想专注于制片人这个角色，当制片人角色的光环被导演抢走了，因为制片人要好好经营你的孩子，必须要在里面获得自己的价值感，当光环被导演抢走的时候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该怎么面对这个身份，我该做什么体现自己的价值。我可能不会做导演，而是想去寻找或者打造自己的平台，制造更大的平台，只有这样制片人才能获取自己的价值。

除了跟周浩合作之外，我还期望跟年轻导演合作，周浩已经有健全的美学体系，有做片子的理解，我更多是跟他学习的过程。对于年轻的导演，我觉得我可以去帮助他、服务他，去实现我在周浩导演身上获取不了的价值感，就是自己内心能不能告诉自己，还有更好的空间是你可以去实现的。

韩轶：导演的光环大过制片人是事实，但是不是导演有意从制片人那儿抢去的，就是行业的问题，大家没有意识到制片人的重要性。商业电影也一样，站台前的永远是导演。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年轻制片人，当时参加一个提案大会，跟导演从一开始走到最终，最后获奖的时候证书上只有导演的名字，这是行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多的认可团队的付出，而是把所有的东西自主加在导演身上，没有意识到其实背后是整个团队的成果，所以我想说的是，尤其从行业或者广州节来说，也许可以设一个奖鼓励制片人这个职业，因为在这个链条上，每一个链条其实都很重要，导演在聚光灯下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意味着其他人就没有价值。

赵琦：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些误区，或者我认为概念是怎样的，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是我当时跟周浩合作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导演是创作的灵魂，制片人是影片的灵魂。制片人在率领着整体团队往前走，这一直是我的认知。如果制片人真正成为一个有效的管控者，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无论是在角色、摄影师、剪辑师、声音等等方面，都是制片人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各个环节，制片人在掌控整个流程，在这样一个掌控体系里面，制片人是有支配权的，之前我跟周浩也交流过，就像韩轶说的，国内纪录片也形成不了一个产业，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在给中央台做节目，做完了节目大家挣一点制作费而已，也没有独立影片版权在谁手上，日后产生怎样的Revenue（收益）等等，所以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里面，比如说导演，他拿到了很多荣誉，但是在影片获得了商业价值的时候，Revenue归制片公司或者制片人，大家各取所需，有的在市场上获得收益，有人在创作上获得了认可。

但是因为国内形成不了这样的环节，所以制片人在一个体系里面，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个途径得以展现，所以在这里面，心态自然会发生很微妙的一些变化，这样对于立志想做制片人的年轻人来说，要认识到这一个矛盾，这会是一个天然的矛盾，而且是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这还不包括在事实的历程里面，跟导演在各个环节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周浩做了快20年的影片，产出很多，范俭现在也有非常多的影片出来，但是大家可以从称谓上看出，都是周浩老师、范俭老师。在我看来，真正的一个有机的配合，在这样一个认知体系里面，制片人很难对他们产生支配权，很难要求他怎么做。就像范俭说，这个项目是他发起的，他把这些人组合在一起，这些人是在为他服务，他其实是一个总制片人，他请一些执行制片人为他作为导演的身份服务。

在我的认知里面，因为我跟韩轶一起做过《千锤百炼》、《归途列车》，我们一直当时从加拿大制片人身上学来的，他们怎么在这里面驾驭整个题材，要求创作怎么走，这是我们的原始信息，甚至中国后来推广出来的一些东西，都是从那个点开始的，因为那是最早的相对在国际上比较成功的一部影片。所以爱恨情仇，有一些是由于整个行业不健全，是畸形状态导致的，没有办法调和的。另一方面来自于人的性格，对于角色的认定和对于角色认定以后，由于性格导致在创作上产生的一些碰撞和最后带来的结果，产生了综合性的一种反映，这是我的感觉。

图/赵琦

韩轶：《归途列车》当时也在说，他们的管控为什么这么严，最后利益分配的时候到底应该么分？他们说：“导演得名，制片人得利”。那时候影响了《归途列车》结构上的东西，现在再想，我是不赞同这句话的，我不认可这么简单粗暴的区分，我更觉得应该是一个团队共同的前行，如果有名大家一起享，有利大家一起分，这样的方式更好。

就合作前提而言，只要合作双方愿意，这种合作模式就可以成立，不管是否符合大众，当然肯定会说，如果跟制片人在一起，最后买的版权，有可能制片人可以买断，也可能你们共同开发，各自占有一定比例，都是可以的，只要双方同意，别人都没有办法讲什么。

但是我不认为名和利这么简单粗暴的区分是对这个行业很好的操作模式，如果大家眼界放开一点，以后国际化合作会越来越多，绝对是一个团队在往前走，这个团队自己内部如果不能有很好的意识到这一点，以团队去应对外面各种各样的压力，我觉得不会长久。所以是同甘共苦的一个过程。

 赵佳：有的东西如果不给一个定义，开始大家觉得模模糊糊，最后就说不清楚。因为这个过程从开始到列出是非常长的，各个基金会只有制片人才有资格申请资金，导演是创作的灵魂，而制片人所有的环节都要自己去负责，唯一的回报就是作品，就是人家交税拿出来让你做文化的钱，让你非常大的压力，而且直接决定你下一部片子是否能帮到下一个导演，所以不能走错一步路。

纪录片是清水衙门，并不是肥得流水，所以都要精打细算，所以要做成CEO，要懂财务、人际关系等各种策略，这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每一环扣不上，就都完成不了。所以这就决定了分工，我们一般是签约导演，并不是绑定你，更多的意思是说，你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我们一起去完成它，我完全同意纪录片也好、电影也好，绝对是一个团队，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到这个技术和艺术水准的，需要有非常多的专业人员。包括选谁拍这部片子，选谁剪这部片子，不是说水平高下，更多是量体裁衣，就是哪一款合适你，这是制片人需要操心，和导演一起讨论和决定的事情。

最开始的时候说我要作为主制片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不会贪多接很多项目，什么是责任？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话题。“一定要把它做好”这就是责任。导演跟我一定要有这个共识，才能把这个事走到最后，因为中间肯定会出现很多情况，比如说剪辑师说，我喜欢这一段，为什么你不喜欢？剪辑师里面的金三角，制片人必须要高度参与这个过程，一对一的时候，剪辑师是服务的。最终大屏幕上呈现的结果，幕后都有很多爱恨情仇，作为一个制片人来说，必须要Enjoy（享受）这种磨难，要有比较大的心。在署名的时候，签约的时候要说清楚，谁署前面，谁署后面，事先说好就不会打架。导演的光环在外面大一点是正常的事，大家知道幕后是谁。

王申发过一个朋友圈，我特别感动。如果跟导演达到这样的感受，就没有白干。他说：“《芳舟》我拍了15块硬盘，但是最有价值的还是制片人，制片人才是真正的宝贝”。《风中之城，喀布尔》在IDFA作为开幕片结束之后，我和导演阿巴扎尔·阿米尼）两个亚洲人登上2千人在座的台上的时候，有一句他没有跟我预演过，就是介绍我的时候，他说我是他的soulmate（灵魂伴侣），把我吓得觉得我们家老公都要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还是很感动的。虽然你出尽风头，去了40多个（电影/纪录片）节，一般来说电影节都是请导演不请制片人的，制片人就自己掏钱去，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共享的，这个复杂的过程是我们一起磨合出来的。可能也是因为欧洲的环境让我能够理想主义。大家不要气馁，中国年轻的制片人，我是非常期待的。

范俭：其实我都认可大家的感受和观点，所谓光环不光环有很多行业的问题，从我处理跟制片人关系的角度来看，规则是容易谈的，其实很多又不完全是规则的问题，有时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情感、一种尊重的问题，这是特别微妙的和变化着的、基于不同人的性格而产生的一种关系。所以一旦这些东西调整不畅，一定会在导演与制片人之间产生某一些问题或者裂痕。

从我的感受来说，一个项目团队里所有人都需要存在感，所以从导演的角度来说，应该要不断刷其他人的存在感，而不是刷自己的存在感。从导演角度，应该各种场合多刷制片人的存在感，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也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尊重。这种尊重也不只是对制片人，对摄影师、剪辑师，都要有很多刷他们存在感的时刻，有一些东西，如果大家都可以一起上台，都可以一起面对奖项之类的事情，能把这种集体的存在感做好，我觉得就会少很多吵架的时刻或者不高兴的时刻。

还有一点，从导演的角度来说，应该要在某种程度上学会一些制片人的思维，制片人的思维和导演的思维特别不一样，导演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创作，有的时候还比较任性，但是从制片人来说，是很理性的思维。两者有的时候要切换，但是有一些导演不懂这个，切换不过来，就会产生一些麻烦。导演要不断的向制片人学习，向这个制片体系学习，我本人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图/范俭

贺珊：我比较想呼吁国内，如果年轻人想做制片人，我觉得你们重点可以放在对自己的要求上。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国内的环境跟国外不太一样，首先国内的环境不太像国外那么明确，是通过合同或者是通过准则来规范大家的行为模式，因为中国的文化和环境氛围不太一样的。

我为什么觉得你们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重要，第一，国内的环境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现在游戏规则没有定，你们只有通过对自身的要求和努力去做一个改变这个游戏规则的人、去定规则的人，这几年互联网的崛起，纪录片在争什么，纪录片在跟电影、综艺和其他形式的东西在同一个梯队争资源，凭什么别人要给你？你得讲出来纪录片凭什么可以拿到钱和资源做推广，所以从大的环境来说，中国的环境是特别好的环境，不像国外游戏规则已经定了，而且是别人定的，你们要学习这个游戏规则。中国的环境，更多是你们自身价值得到锻炼之后，你们去定义这个游戏规则，所以第一个层面，这个环境是需要自己对自己做要求的。

第二，关于尊重的问题，就像周老师刚刚跟你们介绍我一样，我对周老师有一个严格的要求，他每次都不会遵照。我跟他说，介绍别人的时候首先要介绍我的名字是谁，其次介绍我是做什么的，最后再介绍我是他的女朋友。我觉得所谓的尊重，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如果像范俭老师觉得尊重是骨子里的东西，那我通过尊重对方来跟大家在一起合作，成为一个团体，如果有的人先天就具备这样的意识，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也很愿意跟这样的人合作。当我面对是周浩，又不得不跟他合作的时候，我的办法觉得尊重是我自己去争取的，我让他知道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让他离不开我。就这么简单。

周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前赵琦跟我签《大同》合作协议的时候，其中有一条，我觉得怎么这样，就是影片最后的决定权在制片人手上，就是这个片子该怎么剪，决定权在制片人身上。当年我看了很懵逼的状态，但是我本着想试试的心态，最后签了这个协议。其实这体现在另一个点上，就是说赵琦说这一段要拿下来，不能呈现出来，我说你是在“阉割”我。其实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这决定了这个片子还能“苟活”着，没有下架。所以这个决定是很重要的，但是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看这个规则是否合理。

赵琦：我跟周浩的合作里面有很多我的问题，我要自我批评，向周老师道歉。就像范俭说的，他还有人天然的合适度，我的性格属于比较强的，也比较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了解一些东西。周老师很温和，其实周老师对于创作的理解也是非常深的，所以有的时候不免会在一些地方出现问题，如果我们可以两条腿一起走，一方面大家性格互补，可以相互有更多天然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有很规范的一套体系，大家都认可的话，可能相对来说都能处理其中的一些问题。

但是就像周浩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比如说签“最后剪辑权在谁的手上”这件事，如果制片人的水平没有那么高呢？它的水平不一定比导演高呢？因为从创作的角度，了解这个社会各个方方面面的角度，或者制片人考量的和导演考量的不一样，如果有一个导演版，我一定觉得周浩的版本是好的，我知道那个片段很有价值，可以很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的内心。

但是我的做法不是从艺术角度考虑问题，而是别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制片人要去思考和保护的，但是这需要你有很多经验和训练。因为我终归是在中央电视台干了很多年，所以大概了解灰度是怎样的情况，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并非说制片人一定有最后的话语权，也并非他的话语权总是正确的，只不过还是要根据制片人和导演当时的状态，彼此之间都处于对不同领域的理解能力，有一定的协商。

我跟周浩老师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来来回回的磕磕碰碰，我们就像谈恋爱一样，中间总是有一些问题，但是最后不管怎么样，《大同》这个片子相对是比较成功的产出，我一直也觉得这是我制片工作中高光时刻，所以我还是非常感谢周浩老师，我们有机会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题材上面合作，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是希望可以跟周浩老师有更多的合作。随着我的年龄渐长，脾气已经越来越温和了，特别是有我儿子天天折磨我，我现在已经非常温和了。

韩轶：制片人和导演最终谁有剪辑权，在于你们谈判的时候怎么谈，应该有一个相对的规则，每一个角色的分工应该是明晰的。但是至于合作的模式，其实取决于两方，有的时候可能导演比较强势，在谈判中，他可以做到他有最后的剪辑权，也是可以的，这取决于谈判双方在当时的情况下，怎么做出让双方都满意的决定。从一开始把事情说清楚是最好的，明晰下来，可以避免后面不必要的一些模糊的区域。

周浩：赵琦和贺珊跟我合作的时候，你们最不能接受我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制片人，范俭也谈一下，你们合作过程中，觉得最别扭，最后又掰过来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还是想跟制片人合作，但是每个人都认识不到我们的问题是哪里，我希望我的脾气越来越好。

图/周浩

范俭：我觉得可能会产生矛盾的其实是创作的一些观念，因为有的时候导演合作制片人是一个创意型的制片人，这是非常好的，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制片人一起合作，会在创作上给你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想法和指引。

但是与此同时，也会发生矛盾，因为你有你的创作，导演有导演的创作观念，制片人有制片人的创作观念，有时候两者会打架。有的时候你合作的制片人，不是创意型制片人，他在创意工作上并不做太多的干涉，在这个层面上就没有太多的冲突。对于导演而言，可能就是在创作层面上，一旦大家发生了这样的冲突时，会花一点时间磨合和调和。对于双方来说，都需要很多商量和妥协。

对于我本人而言，这样的案例还没有发生，但是有可能会发生。我现在合作的制片人是美国人，美国人有美国人的视角、文化去看待剪辑和表达方式，我是东方人，中国人，我会坚持中国人表达的语境，这两者可能会产生冲突。虽然现在没有明确的冲突，但是这个创作观念上一定会有冲突的，我和这个美国的制片人一定会有调整和调和的过程。当然还有欧洲的视角，又不太一样。

赵琦：当时《大路朝天》，最后在版本上就有很多意见。但是整体来说，所谓的创意型制片人不太存在，不用担心太多。可能只有自己导过片子，站在导演的角度会思考很多问题，最后又做制片工作，才能更多理解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和导演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以及他的解决之道。

我做《奇遇人生》，作为总导演，实际上我也是总制片人，在这样的体系里，需要商量的不仅仅是制片方对于一些内容的管控，还有市场、运营，每一次说到腾讯运营点，这个点要加进去，不加进去，就会很纠结。我也在创作过程中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把这个加进去我就不署名的情况。

这种矛盾由不同的市场决定，这种矛盾是天然的。还是在于开始如何制作规则，本着相互尊重、理解，并且一起想把这部片子做到最好，利益最大化，双方利益最大化，在互相认可的基础上，一起推动片子往前走，我想最后的结果应该还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好结果。

我对周浩没有什么意见，这是真话，在创作过程中整体还是比较通畅的，我们有两位剪辑师，后来用一个剪辑师剪辑主体线索，还有外围一些不同的想法，我们也有机加入进来，整个故事线索在创作上我们都在一个大的线上，中间可能涉及到具体操作上、管理上、具体事务性的事情上，可能有一些磨合，但是这都是一些小问题，都比较容易克服，事实上最后这部片子是非常好的产出。

周浩：我的逻辑是，每做一部片子，都可以让自己在影片中得到成长。这真不是噱头，我真心是这么感受到的。跟很多人的合作也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四个人，两个剪辑师，我和制片人，我们最后一直认同，这部影片是我们四个人“拉扯”出来的，“拉扯”这个词是台湾的剪辑师林欣民带给我们的。后来在Q&A环节中，我经常提到“拉扯”这个词，而林欣民去哪儿都说”混沌”这个词。就是大家都在学习，在合作过程中，可以从对方那里学到东西。我从赵琦那儿学到东西，他从我这儿得到一些东西，这种感觉是很美妙的。拍片子过程中，自己也不断在成长，这就是合作纪录片的快乐。

贺珊：如果这个主题是导演跟制片人的爱恨情仇，我的感受是，只要存在这两个特质，从长远来说，做片子做多了，合作多了，就会发现这都不是问题。有两个前提，一是你跟导演的价值观是趋同的，对他的美学和价值观是趋同的，不可能跟一个完全不认同的人合作。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知道导演创作一个题材的动力源自哪里，这需要制片人用心观察和发现导演的潜质和能力，并且很认同他，这是一个基本。

这个过程里的拉扯是常态，其实不用把这个端上台面来说是谁对或者谁错，因为一个好的东西，一定是在这种拉扯和博弈过程中发生的。所以只要两点都具备，导演跟制片人的关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从长远来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局部吵一个小架，后来又反思这个架不值得吵。

图/贺珊

周浩：就像我跟赵琦一样，我现在回想一起，我们曾经很美好过，我们还是“相爱”过。

观众提问：谢谢各位的分享，我想请问赵琦老师，您在《奇遇人生》的经历，现在让你回过头想，你想做哪种片子，或者说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赵琦：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总是有活着不同的维度，我也很希望还有机会可以做出来像《大同》这样的片子，这种东西留在时间里面，它的重要性日后越来越会被认识到。反过来说，《奇遇人生》这样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深，但是一瞬间有比较广的到达度。

我们做的日本的一期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的一篇导演手记上面写着“我只认识你”，做完到现在大概两三年，点击量才200来万，对于纪录片来说，其实已经很高了。但是这一期节目在腾讯的播出也都有4500万，因为一般人未必会那么深入体会一个人的情感，从泛泛来说他认识到这个问题，知道这是大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社会的基础认知会有一个培养。我们希望《奇遇人生》达到这样一个功能就可以了，我可能都会做，主要是看时间怎么安排。

周浩：赵琦做完这个片子后，我看见各种评论，让我觉得他（赵琦）难道比范立欣还火吗？还有很多人问赵琦结婚了吗？

观众提问：我来自上海纪录片学院，对于各位老师刚刚说过的制片人的光环没有导演大的问题，从现在中国国内教育这一块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不知道各位老师是否了解，现在国内对于这样一些专业的设置，有一个编导专业，有编有导，但是制片人可能需要懂的东西更多一些，资金的控制、招商等等，现在制片人并不是学出来的，所以现在很多非科班出身的进入这个产业，赵琦老师您本科也是学法律和英语的，周老师之前是从纸媒转过来的，并不是学院派出身。所有科班相关专业者，如何在这个行业中把握住自身的优势？不断的在行业中更好的成长？现在制片相关领域，在国外可能有设置相关的东西，但是国内从教育这一块就有一些缺失，不知道各位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范俭：国外应该有这个专业吧？

赵琦：《大同》这部片子，本身有导演协会，也有制片人协会，我国有没有制片人协会？我们都不是members（成员），纪录片体系里面，制片行业没有自己的规范，没有它的经验，大家都是自己在产业里面摸爬滚打，就像你说的，我只是机缘巧合在这个体系里面，2002年正好在英国学习，学习了一定的国际制片信息，反过来能跟周浩在一起合作，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在一起做的最根本的基础，在于我们俩都有国家媒体体制内的经验，导致我们看待问题都会相对理性，不至于某一个人过于偏，导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真的这个产业需要发展，肯定这个人是不够的，缺乏系统性的培养，单独靠外头一点点做起来，每个人的机缘不一样、潜质也不一样，虽然英雄生于草莽，但是数量和质量是不可预期的，从产业的角度来说，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作品产生，所以还是需要忠实的。

 赵佳：很多东西在学校里学了后，还需要实践。如果有机会，亚洲也有相当多这样的，在中国也有中国电影节或者创投会，这真是实践的一个行当，我现在每做一次提案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是学不完的，每一个提案都不一样，人家给你的反馈也不一样，学着学着就高明了。我也是半路出家，我是学科学的，所以不用怕。

韩轶：你做一遍很多就知道了，至少知道下一遍做的时候，很多坑不会再跳了，一次一次就可以避免更多的坑，我们也不是一出来就都会的，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现在不一定非要学这个专业，我同事里面还有学医的，现在是非常优秀的制片人，所以不是直接对等的关系，但是这个实践的行业，必须不停的去做、去试错，趁着年轻，确实需要交点学费。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团队内部的问题，还有一点是团队外部的问题，当你面对真正投资人的时候，别人凭什么给你钱，给了你钱后给你提要求，你怎么应对这些要求，所有外围的东西还有很多，所以实践是最好的办法。

图/韩轶

观众提问：我想请问赵琦老师，今年我发现一个新的形式，旅游vlog，它是不是一种新型的形式，未必要遵守一些传统纪录片一定要有的真实的东西、一定要有故事，一定要有一个团队，把发行搞好，他们什么都没有想，就过去了，然后交给旅游卫视《行者》栏目，也交给别的发行平台发行，梦想就这么简单地实现了。

赵琦：这个问题让周浩回答吧。我们俩在这方面是有共性的，我认为没有那么多束缚，周浩老师有观察类型的，也有介入到生活里面去的，创作形式是各种各样的，他的片子做得比较多，体会肯定比我更深，所以可以让周浩老师解答。

周浩：刚才你说我浪费了这个时间，我不那么同意。我一直鼓吹三十岁以前，所有的经历都是你的经历，如果这时候就指望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子，反而过了20年后，发现自己走错了。很多东西就是埋下了机缘，只是现在还没有结果。也许我是过来人，会劝你说，根据你的想法再走下去。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世界有怀才不遇的人，满身抱负最后一无所获不可能的，你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会结果的。

观众提问：他说你才进这个行业一年半，我们花五年时间甚至更长时间，也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周浩：根本不用在意是不是纪录片，我记得有一个采访，说赵琦做《奇遇人生》，我说你管它是不是纪录片，它表达你的某种理念，同时它有这么大的传播量，你的人生价值和跟这个社会的链接更紧密了，也许在为下一个事情做什么铺垫，我也不清楚，我根本不会在意说他做的《奇遇人生》是纪录片还是综艺节目，他在表达自己，在这个阶段他做这个事情是一个成功的选择，本质上就是这样的。干嘛非要在30岁、40岁做人生总结，我们的人生总结是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

观众提问：我是来自上海的制片人，我自己是编导专业毕业的，我可以在两个视角，导演的视角、制片人的视角，可以看到这两个视角。作为纪录片，如果想在中国运行发行，也需要拿到龙标，为了拿到龙标，制片人和导演关于剪辑的观点如何做平衡？

范俭：拿龙标的矛盾点不在于导演和制片人。

观众提问：但是我遇到过我制片的片子，在国内有运行院线，导演需要明确意识到这个片子一开始如果要在中国放映，必须要通过龙标，而不是说拍着拍着，当中如果产生割裂式分歧，为了进入电影节或者个人的表达，这当中会产生变化，是很致命的分歧。

韩轶：你前面想好就可以了，你到底要什么，你要作者型电影，放弃中国市场可以的，没人说不可以，如果你希望这个片子被中国看到，就得接受你要经历龙标这个过程。

观众提问（陈玲珍）：大家好。我是跟台上每个人都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制片人，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点资格说话的。

我赞成范俭说的，龙标矛盾不在导演和制片人，龙标的矛盾在制片团队和审查，只要能过审查，制片团队有共识就可以了。做纪录片和剧情片不一样，纪录片是你尽可能拍摄你想拍摄的东西，最后再操心你要什么，不要什么，你的主旨。

我代主持人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座有多少人是制片人？（举手统计）大概12个不到。有多少人是导演？比制片人还少。有多少人是想要当制片人的，在当制片人而且要继续当制片人的？有多少人是当导演，想继续当导演的？有多少人想继当导演还想当制片人的？举的手越来越少。大家不操心，没有人抢饭碗，饭碗是绝对足够的，重点是你自己够不够好而已。

我就穿插一个娱乐节目。作为《大同》的Producer之一，我是在赵琦约我去喝咖啡，说我给你看一个片花，看了后问我要不要加入这个项目。我看了后很喜欢这个题材，但是我说国内肯定不能播，而且这里面没有主人公的个人生活，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让它在国际上的话，有可能是要加强的地方。我那时候口袋也没有钱。后来赵琦跟周浩再给我看一个版本的时候，已经有他一部分的家庭生活了，我们就加入了。

但是两个人在台上都没有提到，所以作为Contribution的事、作为Producer，首先要有很大的心，你要相信做纪录片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所以他要做的事情只要他的出发点就是好的，作为Producer就要有支持的心，至于最后谁得到名谁没有得到名都不重要，重要是这个片子想讲述的重点，核心价值是不是体现了，最后让多少人看到，影响了多少人。这个片子得到它应有的影响力，这才是作为制片人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周浩：今天圆桌论坛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图片来源：GZ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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