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新庆：驿站与邮传
驿站是古时掌管投递公文、转运官物及为往来官员提供食宿的机构。驿站起源很早，商朝就有官办的邮传，到战国时已很发达。《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说：“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这是说，德政的流行，比驿站传达政令还迅速。据载，汉时各地都有传舍供往来官员歇宿。通路上每三十里设一所驿站，另有邮亭传递文书。唐承汉制，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驿连四方，共有一千六百三十九所。唐代在水路设水驿。古时驿站的运作实际是靠向民间征发徭役维持的。当时的驿站有驿田，所用的车、马、船都是从民间征来的。驿站的差役也是从老百姓中抽派的。《汉书·王温舒传》载：“令郡县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到宋代每十里或二十里设邮铺，由铺卒传递文书，大路上还置马供铺间使用。宋陆游《卜算子·咏梅》词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是说他在驿站抒发不得意心境的。明代时，驿站放到各府州县，置驿丞掌管。清因明制，各省的驿站也都隶厅州县。但盛京（沈阳），不隶州县，单置驿丞掌管。自隋至清，驿站一般都隶属兵部。古时驿道上还修有驿亭。秦汉十里置亭，亦谓之长亭，为行人休憩及饯别之处。唐宋《白孔六帖九馆驿》说：“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白居易《蓝桥驿见元九》诗曰：“每别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看来当时文人骚客在驿亭送客和休息时常会即兴在墙柱上挥毫作诗，以助雅兴。驿站是官办的，春秋战国时王公贵族为了招待宾客还单独建有客馆。后来为了方便一般人出行，民间出现了商业性的客栈，向来往旅人提供食宿。古时能出外旅行或游学的大都是富家子弟，可许多人大多时候，也是要风餐露宿，为三餐和路费发愁。
古时一般人的书信不是用官邮，而是碰巧托人捎带的，偶而也能借传递官方文书的邮差寄信或捎东西。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载：“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前往）长安与晔，并赠花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唐代岑参《逢入京使》诗说：“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是让人代话捎口信。我们遍观《柳宗元集》，好多篇章都记载托好友和访客传递和捎寄书信、诗文的事。
古时供传车、驿马行驶的大道称驿道。道路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的。最早的路是远古人步行走出来的。后来人用车代步，相传是由原始交通工具撬演变来的。我国是最早使用车的国家之一。传说在四千六百年前的黄帝时代已经会制造车。当时人驯化野兽，其中有牛、羊、驴、马、骡、骆驼、象等，用畜力拉车和进行交通。人类使用牛车的历史比马车久远，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据史书记载，中国在夏朝就有了专门掌管车辆的官员，称车正。《左传》中说的薛部落的莫仲就曾担任过夏朝的车正。《墨子》、《荀子》和《吕氏春秋》中都有莫仲造车的记述。到了商朝己能制造有辐车轮和车厢相当精美的两轮车。《诗经·小雅·大东》说：“有栈之车，行彼周道。”这是用竹木做的栈车。《诗经·周颂·有客》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这是周王为客饯行时唱的乐歌，说来客骑白马，随从多，举止有礼。已经住了两天了。后来驿站留客天数的规定为两天大概沿习此说。《唐会要》卷六一，贞元二年（786）载：“贞元二年三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第五琦奏。使人缘路。无故不得于馆驿淹留，纵然有事，经三日以上，即于主人安置馆存其供限。如有家口相随，及自须于村店安置，不得令馆驿将什物饭食草料，就等彼工给擬者。”东汉和三国时期出现了一种适用于山区小道的独轮车。公元 230年左右，诸葛亮出兵北伐时，曾派人造“木牛流马”，即木制的独轮车和双轮车，用来运送粮草。汉代杰出的科学家张衡曾发明了一种能记里程的鼓车。车每行一里，车内的木人便自动击鼓一次，以显示里程。这一时期有人还造出了能指示方向的指南车。马车被广泛地用于作战是公元前的事，我国商周至秦，用马牵引的战车都是当时主要作战工具。中国战国时期曾以战车的数量来衡量国力的大小。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当时的齐国就以“万乘之国”而称霸。
随着道路交通的发展，人们开始进行有组织的筑路活动。道路的出现，最早始于中国。公元前2500年前， 中国就有了掌管道路的“司空官”，并开始有组织的修筑道路，发展交通。到了周朝时，筑路水平已经相当高了。《诗经》上记载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是说当时的道路平坦如磨石，笔直如箭矢。《周礼·地官篇》说：“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是说通向当时周朝国都的道路四通八达。春秋战国时，征战频繁，各诸侯国纷纷修筑通行战车的道路。栈道是当时沿水在山岩上架木而成的道路。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64年，秦在伐蜀时，曾在极其险峻的秦岭山区开辟了著名的“金牛道”。《战国策·秦策》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秦统一六国后，大修驰道，实行“车同轨”，车辆交通畅行全国。 秦朝驰道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延伸到全国各地。据记载，当时通向全国主要城市的干线道路达到二万九千六百七十里(约12387公里)，其中驰道一万千九百二十里。驰道由“中央三丈”(即皇道，约6.93米宽，一般官属不准通行)和两边旁道组成，道宽五十步。秦始皇三十五年( 前212)，为了加强北方地区的屯戍，命大将蒙恬修了一条 长达一千八百里(约752公里)的直道。直道从秦都咸阳以北的云阳 (今陕西省淳化县)至北方的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直道“堑山堙谷”，工程相当艰巨，先后用了两年半时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在我国古代道路中，最有名的是丝绸之路。它是中国汉朝时开辟的一条经西域通往西方国家的道路。我国精美的丝绸等物品由这条通道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波斯和罗马。丝绸之路从中国的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敦煌，然后向西分成南北两路：南路由敦煌西南出阳关，经楼兰(今若羌一带)、于阗(今和田)等地，西行过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再往西行可达条支的西海(今波斯湾)和罗马。北路由敦煌西北出玉门关，经高昌(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市)等地，西行到罗马。还有一条支线，由敦煌经哈密，渡伊犁河向西到东罗马。丝绸之路一直开通到十三四世纪，对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我国的四大发明都是通过这条道路的驮队传向世界的。今天十五个国家修建的亚洲公路，中国新疆南部建筑的公路和铁路，都是沿着当年的丝绸古道行进的。古时交通不发达，山隔水阻，战祸灾害频发，在外远行的人，与亲人朋友通信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普通百姓，尤其是戍边的兵卒，尽乎是不可能的事。汉《古诗十九首》有一首《十五从军征》，记述一位“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老人，由于不能通音信，不知家人都在战乱中死光了。归乡后，他望着自己家的残垣断壁，老人拔野谷作饭，采野葵作羹。可羹饭作熟了不知和谁一起吃，只好“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太凄凉，太惨痛了！
古时驿站和邮传应该是按照当时已有的路陆和水路的交通向四处辐射的，可惜史书上找不到与此相关的详细记载。幸好《柳集》卷第二十六有一篇《馆驿使壁记》，详细记载了当时京畿周边驿传的情形。《馆驿使壁记》是柳宗元为好友韩泰掌传驿所作。馆驿使是掌管邮传和驿站的长官。《新唐书·百官志》载：驾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传驿。“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为驿千六百三十九；阻险无水草镇戍者，视路要隙置官马。水驿有舟。凡传驿马驴，每岁上其死损﹑肥瘠之数。”唐时京都长安属关内道，道管州三十七，县百三十五，与山南道相接，通达四方。京畿驿站原归京兆尹掌控。代宗大历十四年（780），两京以御使一人掌传驿，设馆驿使。自此，京畿之驿，不隶州县，专设驿官管理。贞元十九年（803），韩泰上书德宗铸驿使印正其名，接任馆驿使。转年，柳宗元作此文记之。开篇说：“凡万国之会，四夷（少数民族）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指京畿及附近地区）之内。奉贡输赋，修职（处理政事）于王都者，入于近关，则皆重足错穀（极言车马多，人拥挤），以听有司之命。征令赐予，布政于下国者，出于甸服（边远地区），而后按行成列，以就诸侯之馆。”当时传驿热闹的盛况可见一斑。柳宗元文中记述了当时京畿周边的四十七个驿站：“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屏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自华而北界于栎阳，其驿六，其蔽曰同州，其关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兰田，其驿六，其蔽曰商州，其关曰武关。自长安至于盩厔，其驿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关曰华阳。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畤，其驿三，其蔽曰凤翔府，其关曰陇关。自渭而北至于华原，其驿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阳而西至于奉天，其驿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内，总而合之，以至于关；由关之内，束而会之，以至于王都。华人夷人往复而授馆者，旁午（交错，纷繁）而至，传吏奉符（证件）而阅其数，县吏执牍（文件，书信）而书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寓望迎劳（馆驿迎送）之礼，无旷于日。”枯燥庞杂之事，记的驾轻就熟，点次明白；叙记之妙，处之若掌。文中分二头叙说驿馆的繁闹情形，把外边来的人和京城出去的人都写的极详悉。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写驿馆说：“不漏不蔓，数笔写尽，每一笔是一处驿馆，详叙夷人华人之多，役使去来之众，迎劳之烦，传馆之备，饮燕之丰美，缮修之完固，出入之井然，不烦不简，亦是数笔写尽，每一笔是一节文字。……章法详密，无逾斯篇。”读起来不但上口悦目，还好象情不自禁地融进了四方流动的传驿人流，和古人同进同往，同哀同乐，“遂觉古光照人”。如若没有柳宗元这段壁记，唐时四十七个古驿早就莫名于世了。庞元英是欧阳修的女婿，他在《文昌杂录》卷五说：“柳子厚作《馆驿使记》云：……言唐都畿之制如此，虽《六典》所在，亦不得其详。令司门、职方谓宜举唐制，而复京畿之壮观焉。”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卷二六说：“虽综记点缀簇密，而纵横用意甚严，非大有笔力者，不易为此。” 《馆驿使壁记》是柳宗元早期作品，其词藻之丰，取材之广，于经史百家，无所不探。评家称其“雄健”。由于这篇文章的存世，让今人得见大唐雄视天下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