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越族有没有文字？如果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这些问题在古代文献中，缺乏记载。后来在吴越青铜器上发现了一种被称之为“鸟书”的特殊文字，学术界广泛认为，这种特殊的文字就是春秋战国时代越族使用的文字。
紫禁城珍藏的“鸟书”，印有“乾隆御鉴之宝”和“嘉庆御鉴之宝”玺
关于“鸟书”的文字性质、流行时间、适用范围、结构形式，以及集录和释读，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容庚对“鸟书”积累了30年之研究，对40件有鸟篆字的青铜器做了逐渐著录，在1964年著成《鸟书考》[1]。马国权对“鸟虫书”出现的时代背景、源流演变、形体特点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著有《鸟虫书论稿》[2]。曹锦炎对已知鸟虫铭文逐一考释论述，著成《鸟虫书通考》一书[3]。董楚平对传世与出土的有铭文的吴越青铜器进行了全面的搜集整理，著有《吴越徐舒金文集释》一书[4]。
秦始皇御笔鸟书“寿”字（现存于成都青羊宫）
“鸟书”，又称“鸟篆”、“鸟虫书”。鸟虫书原来又通称“虫书”。因为在上古时代，“虫”的含义一度很宽，它不但可以把“鸟”统摄在内，而且还可以包括所有的动物。因此，浑言之为“虫书”，而析言之便成为了“鸟虫书”。这两种名称最早出现在许慎的《说文解字· 叙》，他在叙述“秦书八体”时提出了“虫书”：“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音书 shū 古代的一种兵器，用竹子做成，有棱无刃。 — 编者注）书，八曰隶书”。他在叙述“新莽六书”是由提出了“鸟虫书”：“及亡新居摄，……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佐书，即秦篆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段玉裁为《说文解字· 叙》的“鸟虫书”作释时说：“上文四曰虫书，此曰鸟虫书，谓其像鸟或像虫，鸟亦称羽虫也”。所谓“羽虫”，就是有翅膀的动物，即指鸟类。如《孔子家语 · 执辔（音配 pèi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 — 编者注）》中就有：“羽虫三百六十，而凤为之长”的说法。《大戴札记·曾子·天圆》说：“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音裸 lǔo同裸）虫之精者曰圣人”。连人也被称之为“倮虫”，虫的含义已经扩展到了一切的动物。许慎《说文解字》对“虫”字解释说：“虫，一名蝮，博三寸，手大如擘（bò 大拇指。旧时比喻杰出的人物。 — 编者注）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细，或行或飞，或毛或蠃（音裸luǒ 蜾蠃，蜂类的一种，常用泥土在墙上或树枝上做窝，捕捉螟蛉等小虫存在窝里，留作将来幼虫的食物。旧时误认蜾蠃养螟蛉为己子，所以有把保养的孩子称为“，螟蛉子”的说法。 — 编者注），以虫为象”。范围也相当广泛。至于“鸟书”，晋人卫恒在《四体书势》叙述“新莽六书”时，只说“鸟书”而不兼及“虫书”，他说：“王莽时，使司空甄丰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鸟书”也叫“鸟篆”。《后汉书·灵帝记》云：“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鸿都门学生”。李贤注：“鸿门，门名也。于内置学生，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也”。同书《蔡邕（音拥yōng）传》也说：“初（灵）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赎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招，遂至数十人”。
所谓鸟书，指的是以篆书为基础，仿照鸟的形状施以笔画而写成的美术画字体。鸟书既已鸟形为特点，不管是寓鸟形于笔画之中，或附鸟形于笔画之外，只要有鸟的形状，都称为“鸟书”。例如“越王周句（音勾 gōu）矛”的铭文：戉（音月 yuè 同钺。古代兵器名，像斧，比斧大些。 — 编者注）王州句自乍矛。这里“戉”、“王”、“州”、“自”、“用”、“矛”七个字，鸟形都是附于笔画之外的，取掉鸟形仍然可以成字。除“州”、“矛”二字的鸟形比较相近外，彼此形状简繁都不一样。“戉”字左上为小鸟；“王”字上左右各一小鸟；“自”字下双大鸟；“乍”、“用”二字鸟在字下，形状不同。“句”部首则以鸟足成之，笔画与鸟形已浑然一体。可见鸟的搭配，往往有很大的不同。马国权《鸟虫书论稿》把鸟书的结构概括为13种[5]：（1）寓鸟形于笔画者。如“越王者旨於赐戈”的“於”字，“越王周苟矛”的“句”字，“王子于戈”的“戈”字。（2）寓双鸟形于笔画者。如“宋公得戈”的“宋”字。（3）附鸟形于字上者。如“越王周苟矛”的“戉”、“州”、“矛”字，“越王剑”的“用”字，“越王者旨于赐矛”的“赐”字。（4）附鸟形于字下者。如“越王州句矛”的“乍”、“用”字，“吴季子之子逞之剑”的“元”、“用”字。（5）附鸟形于字左者。如“蔡侯产剑”的“侯”、“产”字。（6）附鸟形于字右者。如“越王者旨于赐矛”的“旨”字，“王子于戈”的“子”字。（7）附双鸟形于字上者。如“越王周苟矛”的“王”字，“越王者旨于赐戈”的“赐”字。（8）附双鸟形于字下者。如“越王周苟矛”的“自”自。（9）附双鸟形于字上下者。如“越王句践剑”的“用”字。（10）附双鸟形于字之所有者。如“王子于戈”的“王”字，“吴季子之子逞之剑”的“季”字。（11）寓双沟鸟形于笔画者。如“越王者旨於赐剑”的“戉”、“王”、“於”、“赐”字。（12）附双钩鸟形于字旁者。如“越王者旨于赐剑”的“旨”字。（13）附鸟形于二字之间者。
曹锦炎《鸟虫书通考》把鸟虫书构型重新归纳，分为六类[6]：关于鸟书流行的时间。容庚《鸟书考》对40间传世有鸟书铭文的青铜器和少数金石书上有鸟书铭文的著录进行研究后说：“以上列各器观之，其有人名可考者，始于吴王子于（即位于公元前256年），楚王孙渔（卒于公元前525年），其次则宋公栾（公元前514年 - 前451年），楚王酓（音言yān 指酒味苦。 — 编者注）璋（公元前488年 - 前435年），蔡侯产（公元前471年 - 前457年），越王者旨于赐（公元前464年 - 前459年），越王亓北古（公元前458年 - 前449年），宋公得（公元前450年 - 前404年），终于越王周句（公元前448年 - 前412年）。假定王子于及王孙渔作器于公元前554年，至宋公得之卒于公元前404年，则鸟书之流行不过一百五十年”[7]。曹锦炎《鸟虫书通考》则说：“鸟虫书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波及中原一带。以先秦国别而言，见于跃、吴、蔡、楚、曾、宋、齐、徐等国；就年代可考者，最早的应属楚王子午鼎（公元前558年），最晚的为越王不光剑[越王不光即越王翳（音义 yì 1.遮盖；2.眼角膜上所生障蔽视线的白斑。 — 编者注），公元前411年 - 其376年在位]，口型事件已接近二百年”[8]。以上是有关鸟书出现及其盛行年代和地区比叫可信的记录。这段时间也大体上是越国的兴起和强盛时期。鸟书以越国的青铜器最丰富、最多样。越国青铜器铭文是研究鸟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吴越文化志》收录具名越国青铜器72件，器类6种[9]。越国兵器铭文全部是鸟虫书，无一例外，而且有6件礼乐器也铭鸟虫书，如越王者旨于赐钟有铭文52字，诸咎编钟有铭文93字。
礼乐器铭鸟虫书，迄今仅见于越国。在已发现的鸟虫书铭文青铜器中，有国名可考者，虽有越、吴、楚、蔡、宋等国，但吴、楚、宋等国有鸟书的青铜器却只有少数几件，而且受越国的影响，到蔡侯产时期，才大兴鸟虫书。而越国的情况则于吴、楚、蔡、宋不大一样，在有铭文的青铜器中，绝大部分有鸟书。不但有青铜器，也有石器；有兵器，也有礼器。越国是鸟书最发达的地区。于越对鸟书真可谓情有独钟。吴号称与越同族，传世之吴国有铭文的青铜器，据董楚平《吴越青铜器铭文集录简释》[10] 统计有59件，数量超过越国（49件）。但其中有鸟书的青铜器却只有少数几件，即“王子于戈”（2件），“鸟书者四字”；“吴季子之子逞之剑”，“鸟书者三字”；另有“攻敔（音与yǔ 古代一种打击乐器，用以止乐。 — 编者注）太子姑发剑”，文称“鸟篆分铸于剑腊两旁”，但见图无一鸟书。所以，吴国不但有鸟书的器物少，只3件，而且字数寥寥，仅11字。而越国的情况则与吴、楚、蔡、宋大不一样，再有铭文的青铜器中，绝大部分都有鸟书。越王句践剑 剑身近格处铸有2行8字鸟篆铭文：“戉（越）王鸠浅（句践）自乍（作）用鐱（剑）”。
越王剑（之一） 剑格正面鸟篆铭文为“戉王”2字，反面鸟篆铭文3字和剑首鸟篆铭文9字，其意义尚不明白。凡铭文仅有“戉王”2字而无具体名字者，可能都属于越王句践。越王剑（之二） 剑格左右各铭鸟篆“戉王”2字，正反面共8字。越王剑（之四） 正面纵部有略似鸟篆的铭文 “戉王”2字。越王矛 中脊两侧3组蝉纹之下各铸一鸟篆铭文“戉”字，中脊下铸一鸟篆铭文“王”字。越王石矛（2件） 脊部左右阴刻鸟篆铭文6字，末部左右各刻一“戉”字，中段和本部均刻“戉王”2字。戈愆（音千 qiān1.罪过，过失。2.错过，耽误过去。 — 编者注）具丸之子越王者旨于赐剑（2件） 有错金鸟篆铭文12字：“戈愆具丸之子越王者旨于赐”。“戈愆具丸”即句践，“者旨于赐”即鼫[音时 shī 古书上指鼯（wǔ）鼠一类的动物。 — 编者注]与。越王之子剑（2件） 剑格正面左右各铭鸟篆“戉王”2字，背右铭“之子”2字，背左铭2字不可识，共8字。可能是句践之子剑。越王者旨於赐剑（之一） 剑格正面左右各铭“戉王”2字，背右铭“者旨”2字，背左铭“於赐”2字，8字皆鸟篆。越王者旨於赐剑（之三） 剑格正面左右各铭“戉（越）王”2字， 戉字从邑，与“越王句践剑”同。背右铭“者旨”2字，背左铭“於赐”2字。有鸟篆2字。越王者旨於赐剑（之四） 铭鸟篆8字：“戉王王戉者旨於赐”，除“者”之外，其他5字皆鸟篆。越王者旨於赐戈（2件） 两戈正背面各有铭文2行6字，共12字，皆错金，鸟书数字。越王於赐残钟 存一“於”字，鸟书，审其篆体，与越器“於”字相似，可能是“越王於赐”之“於”。越王丌北古剑 剑格正面左右各铭“戉王亓北古”5字，背面左右各铭“自作用□自”5字，剑首环铭“戉王亓北自作元之用之佥（剑 音千 qiān）□”12字，共32字，皆错金，鸟篆者约10字。“越王丌北古”即越王盲姑，盲姑即不寿，句践之孙。越王州句剑（之一） 铸有2行8字鸟篆铭文：“越王州苟自乍用剑”。“越王州句”即朱句，是不寿之子，句践曾孙。越王州句剑（之二） 剑格两面各铸“戉王州句自乍用剑”8字，鸟篆。越王州句剑（之三） 剑格上面两侧各铸“越王州句”，另一面两侧各铸“自作用剑”鸟篆铭文。越王州句剑（之四） 剑格正面右铭“越州句”3字，左铭“王州句”3字，背面左右各为“自作用剑”4字，共14字，鸟篆者10字。越王州句矛 有错金鸟篆铭文2哼8字：“越王州句自作用矛”。者汈（音刁 diāo）钟（系编钟，共13件） 上海博物馆收藏1件，铭文49字，各器铭文不全，合13器则全文为93字。“者汈”，容庚认为是句践之子鼫与，郭沫若认为是句践第五世越王翳（音义yì 1.遮盖；2.眼角膜上所生障蔽视线的白斑。 — 编者注）之子诸咎。
图为青铜器：戈（其上铸有鸟篆铭文）
曹锦炎认为，越国鸟虫书构型的重要特色：一是以尖嘴的、写实性的鸟为饰笔，早期的如越王之子句践剑，晚期的如越王州句剑、不光剑，一直沿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二是以几何线条化的饰笔（或者说简化的鸟、虫形饰笔）来取代写实的鸟饰，最早的可追溯到作于允常时期的越王子句践剑，而以亓北古剑达到顶峰。饰笔的普遍线条化，把越国的鸟虫书带到另一番境地，而成为越国晚期鸟虫书构型的主流[11]。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说：“到了春秋末年，特别是在南方的吴、越、蔡、楚诸国，竟出现了与绘画同样的字体，或在笔画上加些圆点，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应有字画之外附加以鸟形之类的装饰”；“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开始的”[12]。还认为这与春秋以后，铜器铭文由书史性质逐步转化为文饰作用的整个大的变革有关。他在《周代彝铭进化论》一文中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为而文饰，如钟镈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音哲zhé 1.分解肢体，古代的一种酷刑。2.汉字书法的捺笔。 — 编者注）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13]。马国权《鸟虫书论稿》中认为，鸟书“设计书写的主导思想是为了装饰”。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一书中认为：“从上面所揭示的六类鸟虫书的构型例子来看，真可谓是千姿百态。但是，其最终只是作为文字的装饰而已，其出发点都只是为了美化文字。可以说，这种美化是当时对字形的审美意识而兴起的一种潮流的反映，而不是文字本身的需要”[14]。常见的鸟书多见于青铜兵器，而戈剑一类兵器，旨在杀敌，务求轻快，不尚镂饰，所以装饰讲究的上层统治者的兵器，便多以错金的鸟书铭文做装点。传世鸟书多为兵器铭文，与此有密切的关系。鸟虫书的产生，起初原为装饰，但后来发现它的盘区的笔道，难于作伪，于是把用途扩大到“书幡新”方面去。《说文解字 · 叙》谈：“新莽六书”中说：“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四体书势》谈“新莽六书”时也说：“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那么，什么是“幡信”呢？段玉裁《说文》注说：“书幡谓书旗帜，书信谓书符节”。它是一种古代传达命令或门关出关的凭证。这是由于鸟虫书这一字体特别繁复于常体，不易伪造之故。
马国权《鸟虫书论稿》对宋国用鸟书认为与氏族图腾有关。但对越国用鸟书是否与氏族信仰有关不做肯定。他说：“宋是商的后代，商以玄鸟为族名，《诗经 · 商颂》便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话，宋用鸟书可说与氏族图腾有关。但越国及其他国家用鸟书与氏族或信仰有什么关系呢？是否仅仅是为了装饰？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探讨”。其实，越国盛行鸟崇拜，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于越先民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在骨雕和象牙雕刻制品上的双鸟连体的图形，应是鸟图腾的鸟崇拜的最早的表现。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音从 cóng）、玉钺上，神、兽合体的“神徽”两边刻着一对神鸟，也与鸟崇拜有关。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的土铜房子屋顶有图腾柱，柱端蹲一鸠鸟，应是鸟图腾的象征。说明根植于氏族社会的鸟图腾和鸟崇拜，从越王句践开始，到越国灭亡还继续保留着。王士伦在研究越王句践、句践之子者旨于赐、句践之孙亓北古、句践之曾孙朱句等祖孙四代的剑、戈、矛后，发现越王句践及其子孙四代的兵器上，“王”字写成双首联体鸟书。并提出是否与下列情况有关：（1）唐代唐云度《十体字》云：“越在文代，赤鸟集中于户；降级武朝，丹鸟流室。今鸟书之法，是二祥者也”。唐代韦续《五十六种书》亦云：“周文王赤鸟衔书集户，吴王丹鸟入室，以此二祥瑞作鸟书”。
（2）河姆渡文化中的双鸟联体纹饰明显是鸟图腾和鸟崇拜，这里肯定含有神秘的寓意，而这种寓意是否在越地一直流传下来？（3）晋人王嘉《拾遗记》等记载说：越王入国，有鸟夹王而飞，以为是吉祥。由此，王氏认为，“鸟书不仅仅是春秋战国时的美术体，而与鸟崇拜有关，甚至可以说是从鸟崇拜中产生出来的”。
注释：
[1] 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容氏早于1934年再《燕京学报》第16期发表过《鸟书考》一文。
[2] 马国权：《鸟虫书论稿》，《古文字研究》第10期，中华书局1983年版。
[3] 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
[4]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本社1992年版。
[5]马国权：《鸟虫书论稿》，《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6] 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16 -17页。
[7] 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8]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9] 董楚平、金水平：《吴越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124页。
[10]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0-366页。
[11]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2]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3]郭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论》，《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
[14]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我们意在文化传播和分享
若您有异议，请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