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游记对考古学研究也很有帮助
这套《近代游记辑刊》,收录近百种民国时期撰著的游记,集中汇印,推送给读者。现在付印在即,我想在这里先向前追溯一下,谈谈对中国古代游记类文献的一些想法,供读者参考。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地理类”下列有“游记之属”书籍,云录之以“备考核也”。《四库全书》在这一类目下实际收录的书籍,仅宋张礼《游城南记》、元纳新(廼贤)《河朔访古记》以及明人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计三种十五卷。著名的《四库全书》著录这类书籍如此之少,固然与其类目的划分有关。譬如宋人范成大的《骖鸾录》和《吴船录》、陆游的《入蜀记》以及郑刚中的《西征道里记》,其书中所记,与前述“游记”同样,是以路途经行的见闻等项要素为最基本的内容,《四库全书》却将其划分在“史部传记类杂录之属”项下。另外,更早在《隋书·经籍志》的史部地理类书籍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像郭缘生《述征记》、戴延之《西征记》、沈怀文《随王入沔记》、江德藻《聘北道里记》等专门记述道路行程的书籍。近年北京大学入藏的《秦水陆里程简册》,则可以说是这类著述的早期渊源。这些,同范成大、陆游和宋人郑刚中上述书籍自属同类。在对书籍做类别划分时,若是更多地着眼于其游其行的“游记”属性,未尝不可以将这些“杂录”与“游记”归并到一起。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宽泛的“游记”概念。抛开这样的认识不谈,我们若是再看《四库全书总目》在所收录书籍之外的“存目”书籍中,于“史部地理类游记之属”之下尚开列有《古今游名山记》《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名山游记》《名山注》《五岳游草》等计“一十一部一百二十三卷”书籍,就很容易明白,这类著述即使在中国古代“地理”书籍的总体构成当中,也是占有相当比例的。从纵向的发展过程来看,就上述比较宽泛的“游记”概念而言,中国古代游记的渊源,至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把《穆天子传》视为早期游记的突出代表,而合观上述《四库全书》中的“地理类游记之属”书籍和“传记类杂录之属”中的纪行纪游著述,便不难发现,这些现在我们在很大层面上可以用“游记”来概括的书籍,进入明朝以后、特别是到了嘉万天崇年间,出现了蓬勃的发展:出版印刷的书籍,数量猛增;其行踪所及的地域范围,也大幅度扩展。全面、合理地认识中国古代游记类著述的历史发展状况,对于认识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其具体载录的行踪事项这些内容,历史文献价值不仅是显而易见的,往往还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我想姑且排开这些内容不谈,仅仅从文献学史或是学术史的角度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阅读和利用这些游记类著述的必要性。前些年我在研究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时候,对于怎样给这件新近发现的出土文献拟定一个名称,就主要参考后世同类文献的称谓,建议将其定名为《南郡道里记》,或是《南郡北行道里记》《道里记》之类的篇名(别详拙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性质和拟名问题》)。前面提到的江德藻《聘北道里记》和郑刚中《西征道里记》,就都是主要的参照对象。不了解也不参考古代同类著述名称的人,当然会另有不同的想法,但这类早期著述本来没有书名篇名,我们为其拟定名称的时候,理应以后世与其最接近时代相近的著述为参照。这是只可以与知者道而未可与不知者言的事情,在我看来也是我们在认识古代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时时刻刻都要持有的观念。又如,如上所说,至明朝嘉靖万曆年间,游记类著述进入了一个全面勃兴的时代。就在这一时期,有一个名叫“吴承恩”的人,写了一部书,书名叫作《西游记》。由于书名和讲唐僧西天取经的章回体小说相同,在清乾隆年间,学者吴玉搢就认为这位吴承恩先生写的这部书便是庶民社会众所熟知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晚近以来,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等大学问家都沿承此说来讲述俗文学史,直至今天,世间仍然很普遍地流行这样的说法。实则这位吴承恩先生撰写的《西游记》,见于清初人黄虞稷所撰《千顷堂书目》的著录,而在《千顷堂书目》中它却是同大量游记一道被列在“地理类”下。显而易见,这部书只能属于游记,而绝不可能是讲述唐僧和孙猴子故事的章回体小说,二者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不同性质的书籍(详见章培恒先生撰《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及业师黄永年先生撰《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两文)。前述《四库全书》在史部地理类“游记之属”下仅著录有张礼《游城南记》等三种十五卷书籍,同时又在“存目”书籍中另列有同类书籍“一十一部一百二十三卷”,两处这样悬殊的比例,显示出当时四库馆臣对这类书籍是相当轻视的,所以只择取很少几部书籍写入丛书之内。《四库全书》的纂录宗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学术风尚,而吴玉搢就生活在编修《四库全书》的那个年代,自然很容易受到这种学术风尚的影响。至鲁迅、胡适等晚近学人,似乎仍未能从中完全摆脱出来。不然的话,看到《西游记》这样的书名,是很容易联想到它或许属于纪行纪游之作的,这样就很自然地会去覈查一下像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这样的书目,从而也就很容易发现它绝对不会是什么章回体小说,与所谓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同名书籍毫无关系。再比如著名的《徐霞客游记》,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丁文江先生起,直至当代的各路学者,绝大多数人都近乎不遗余力地对其加以表彰,以为此书在地理学上有重大贡献,体现了明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而且还把徐弘祖誉为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先驱。但实际上只要对明代以及明代以前游记类著述的总体情况有充分了解,就不难看出,徐弘祖在各地的行走活动,不过是同那个时代众多“旅游爱好者”一样的游山玩水而已,甚至还颇有放浪形骸的味道,同《金瓶梅词话》体现的明末世风,相联相通。不仅从传统的学术研究角度看徐弘祖其人说不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学术贡献,即使是那些徐氏仰慕者很推崇的所谓“地理考察”,实际上同近代科学也根本沾不上边儿(别详谭其骧先生《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重要发现》与拙稿《徐霞客史事二题》《谭其骧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谭文见其文集《长水集》,拙稿见敝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部》与《困学书城》)。要想对《徐霞客游记》与徐弘祖其人做出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不能不对中国古代游记类著述的来龙去脉和它在每一个时代断面上的基本情况有一个通盘的了解,不然的话,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很难做出客观的判断的。当然,古代游记类著述更普遍的史料价值,是它载录的经行之地的地理状况和社会风貌。这些行程记录,在时过境迁之后,就都成为我们研究过去的地理面貌、复原昔日地理景观以及了解各地旧时风情的最佳资料。特别是这些旅行记录,往往都是逐时逐地,次序井然,这样的经行次序,更有利于准确地再现昔日的空间关係,史料价值尤为突出。民国时期的游记,在充分继承古代游记传统的前提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出现很多新的发展变化,内涵更丰富,史料价值也更大,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概括地说,同中国传统的同类著述相比,民国时期的游记,具有如下两个大的特点。首先是数量大幅度增多。大家看仅仅是很有选择地汇印在这套丛刊里的游记,就将近百种,印成了煌煌四十大册。而如前所述,在《四库全书》中,包括著录和存目两类,也仅有游记十四种一百三十八卷,即使再包括诸如列在“史部传记类杂录之属”下面的那些相近性质的书籍,数量仍然十分有限。可以说今非昔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同旧时代相比,民国时期的游记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变得更为丰富,所以在评价这一局面的时候,我们必须再回过头来,对“游记”这一著述体裁的性质予以认定。我认为,从深层内涵上看,不拘古今,所谓“游记”的内在性质,都可以概括为按照时间的进程来记述空间位移过程中的不同景象。当然在很多时候,还会附着记述者的主观印象与感想。众多游记类著述能够产生并广泛流行于世,首先是晚近以来社会环境和文字表述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近代历史,一般认为是以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为起点。这样的时代划分,固然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清室倾覆,民国肇建,也是中国历史一大转折;或者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变动到这时出现了更具有转折意义的进展。在这当中,就包括新式教育的普及,还有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文体变迁,使白话文写作成为时人著述的绝对主流。社会环境的变化,造成人员往来的急速增多;特别是火车、汽车和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日渐通行,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也缩短了空间距离的限制,扩展了旅行的范围。另一方面,新式教育的兴办,使教育普及的程度大为提高。南来北往的文化人多了,写下的行程记述自然会随之增长。同时,白话文体文言文高度接近的特点,又使得人们笔下的文字更容易贴近眼前的景象和表达心中的感触。因而,随着行走的脚步而留下经行的记录,也就成为更多出行者的选项。造成民国时期游记数量大幅度增长的另一项社会因素,是新的西式印刷方式取代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成为文字印刷的主流形式。新的印刷方式,不仅成本大幅度降低,而且印刷效率大幅度提高,书刊的印制更加便捷,新式书刊的装帧形式也更便于阅读和携带(对于游记类著述很重要的照片,也得以成为文字的重要补充,这也更能传达旅途的景象),这样就能够非常及时地把行人写下的见闻和感想在社会上发布出去,让读者迅即接受,而读者的积极反馈,反过来自然会大大促进游记的撰述和刊行。其实前面讲到的明朝嘉万天崇年间游记数量的迅猛增长,就是与当时在雕版印刷技术上所出现的革命性变化相伴随的。前后通贯看历史,我们更容易看清现象背后的社会因缘。民国时期游记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这些游记所记述的内容远比旧时要丰富许多。这既与新式书刊印制方式和白话文体所提供的便利条件有关,更与社会生活的改变具有深层的内在联係。古老的专制大帝国,骤然间走向民主共和,不管是制度建设,社会的组织管理形式,还是伴随着社会体制改变而大规模涌入的外来文明,直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形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的剧烈程度和新鲜感觉,在许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程度各异,这些社会变化在不同的地区,又具有巨大差异。于是,这些游记的撰述和刊布,对不同地区的人们了解其他地区的社会状况,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和有力的支持。充分认识这一历史背景,我们纔能更好地领略民国游记的内涵,而对于研究和认识民国时期的历史来说,这一点正是这套游记核心价值所在——它向我们展现了那个转折年代里中国社会的全貌(当然更准确地说,还不止中国,因为这套《近代游记辑刊》还包括一部分时人游历世界的记录),相当具体,相当细致,特别是能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不同地域所呈现的不同状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套《近代游记辑刊》中的许多游记还配有照片,这更是难得的直观影像。这套游记的内容如此丰富,价值如此之高,可就像其他很多近代史料一样,其撰著时代离我们虽然很近,但人们想要阅读和利用,却往往比古代的著述更难。究其原因,是这些著述不像古籍那样受人重视,以至许多著述传世的数量并不多,而且其刊发印行的形式和途径与收藏处所都很分散,甚至连到底都有过哪些书,也不是十分清楚。现在编选汇印这套《近代游记辑刊》,就是基于这种现状,希望给人们利用民国时期的游记提供一些便利。我相信,这套《近代游记辑刊》的出版,一定会大大促进民国时期诸多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