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三大才子之—徐渭

　　在徐渭传世作品中，精者甚少而粗者却屡见不鲜，这也正是明代人趋仿古人时的共性现象。强劲粗犷的线条，舞蛇走地。驰纵跳腾:间架完全被打散.服从于更整体的章法效果，字的可识性显而易见地受到了削弱:而且提按顿挫的笔法也被更含混，更博大的审美意识所取代。局部的技巧美忽然丧失了原有的价值。一切取决于视觉整体感，这就是徐渭的反叛内容。在书法史上还很难找出这么一个典型，无论是二王，还是颜柳苏米等，即使是张旭、怀素，在徐渭的气势面前也不得不慑眼。当然，缺陷也显而易见:注重整体的同时带来技巧的不够精到，时出败笔，而且创作的成功率极低。精者可谓惊天地动鬼神，粗劣之作则如村夫态。

　　

　　徐渭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命运的困蹇更激发了他的抑郁之气，加上天生不羁的艺术秉性，“放浪曲蘖，恣情山水”，一泄自己内心的情感，悲剧的一生造就了艺术的奇人。他的苦难与狂狷转化成了巨大艺术的能量而相继迸发，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他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

　　徐渭在书画结合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运用他的书法的功力和技法入画，有的画甚至是书意多于画意。其二是利用落款，增加画的内容和变化，并起到严谨结构，增强气势的作用。

　　

　　徐渭的《四声猿》不仅内容横放杰出，在形式上对传统也有重大突破。从元朝以来，杂剧的通常格局是每本戏用四套北曲唱演一个完整的故事，仅有正末或正旦唱曲。《四声猿》的四个剧本都不规规矩矩遵守传统杂剧的格局，而是兼用南曲和北曲，规模也不拘四折。如《狂鼓史》仅一出，用北曲一套。《雌木兰》共两出，由很多角色分唱七只【清江引】，这是北曲套曲从来没有过的做法。《女状元》有五出，既用北曲，又用南曲，更是创格。

　　在其生命的最 后几年，徐渭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追溯这些作品的笔墨意趣，我们会发现他的绘画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草书入画”，及对书画同源的理论的精辟见解。

　　

　　在《中国通史》中有记载，徐渭““6岁授《大学》，日诵千余言”。“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指掌之间，万言可就”，所谓出名趁早，相较初唐四杰少年成名，徐渭一点也不差，更是被远近乡里尊为少年神童，将之与东汉杨修、唐朝刘晏相提并论。徐渭聪颖异常，文思敏捷，六岁读书，九岁能文，十多岁时仿扬雄《解嘲》作《释毁》，小小年纪，竟能写文与杨雄针锋相对，一时之间引起轰动。但是纵有才情满腹，但家庭破损、家道中落，少年时的徐渭在世态炎凉之中，也渐渐形成了孤傲自赏，郁郁寡欢的性格。

　　徐渭自称自己“书一，诗二，文三，画四”。只是现在很多人更感兴趣的是书画成就，而并非是徐渭在诗上面的成就。虽然徐渭的书画是极为突出的，但是，徐渭的诗也绝非只是一般，徐渭的诗也可以说是有杰出的成就。　因此，当别人在徐渭的书画中专研徐渭一生模糊的身影时，还不如投身于徐渭的诗中研究徐渭那不为人知之事。徐渭的诗虽然没有像其他有名的诗人一样出名，但是，徐渭的诗在明代文学史的评价上也是极高的。从袁宏道将徐渭的诗合成一本书也可以看出，徐渭的诗是很有文学价值的。徐渭在他的一生中，一直追求创新、变化、奇特，他的诗亦是如此，别具风味，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