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现代化失败是因为传统文化的惰性？真正的根源是清廷的决策
有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学者都认为清朝现代化、工业化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惰性太强，清朝统治者对中国现代化失败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责任。
那西方学者怎么看待清朝现代化失败与中国传统文化惰性、清朝统治者的关系？
首先要厘清一个问题。
著名的国际学家、社会学家亨廷顿在自己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认为：专制政体并不是阻碍现代化的根本原因之一，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各国政府对国家和百姓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
换句话说，亨廷顿认为强权政府、强势政府反而更容易实现现代化。
的确，沙俄帝国和日本都用历史证明了实现现代化反而更需要一个高度集权、高度专制的强权政府。
为此，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清朝现代化的失败是主要是根源于清朝统治者的决策，而只有少部分是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
为此西方学者列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在17和18世纪，清朝在中国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基础上，在北部、西北和西部进行扩张，其疆域范围开始向唐朝、元朝看齐，远远超过当时汉人生息繁衍所在范围的庞大帝国。
到19世纪，清朝已在大部分征服地区建立起一套中国式的文官管理制度。
作为一个以创立帝国起家的蛮族政权，清朝扩张后的余威一直延展到20世纪的帝国奠定了基础，远非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和荷兰帝国所能比拟。
尽管西方世界于19世纪威胁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但当时国际上通行的关于主权的西方观念，还是认可并确保了中国在内亚大陆部分所属的版图。
如果没有蛮族人建立的清朝，没有清朝在内亚大陆用武的决心，中国的领土扩张在宋朝之后是不可想象的。
从宋代理学开创以来，汉人的扩张欲望越来越小，而清朝能进行大规模扩张疆域行动，这说明清朝统治者本身有着抗拒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思想力量。
再看看顺康雍乾时代迫害知识分子的高压手段，更加验证了这一抗拒力量的存在。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云南。
在18世纪中期，清朝成功地在云南强行展开了一场全面的开发计划。
云南是西南边陲的一个省份，因其铜矿资源而突然在战略上身价百倍。铜是清朝货币体系的支柱(白银以锭和两在全国流通，但不用来铸币)。
1700年左右，从日本进口的铜作为主要来源被切断，引起一场危机，迫使中国开采新发现的云南铜矿。
当清廷决定以驾轻就熟的“传统”手段在一个省份内实现全面的社会发展时，一个官僚体制督导下的前现代社会的发展能力，被证明是相当惊人的。
国内向云南的移民受到了鼓励，地方和省级官府的新机构大量配置起来，土著的自治地区转变为行政直接管理的地区，学校和文化设施得到建立，路道和运河被修筑开凿，铜矿在短时期内就开了工，生产出大量的铜以解决国家困难。
可是19世纪，发展却终止了，云南省重又陷于凋敝。
内陆亚洲的领土扩张，和行省范围内有计划发展的云南一例，都可以证明清朝其实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改革，只要它愿意这样做。
然而现实是看不出清朝统治阶层在其他方面也有决心充分发挥国家能力的突出例证。即使在其最强大有力的18世纪，清朝除了为安全原因进行恐吓和监视全国百姓这些带消极性的措施外，对于国家任何经济发展方面的目标几乎不感兴趣。
到19世纪，它的期望和目的更加消极并带有防御性，它的手段也大大削弱。
因此，清朝在建立现代化的需要变得更为迫切时，就不太可能被很好地加以使用。
实现现代化的前提之一是，在结构和理论上由封建时期的经验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能够发挥新的职能并罗致数量充裕的有能力、有志向的人才以执行各项任务。
这种封建王朝乃是影响现代化变革的关键性条件之一。
沙俄帝国和日本的官府在现代化之前就起到了特别有效的职能，包括控制物价，控制对外贸易和高度发达的通讯运输网络，这种控制在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中是不多见的。
在一定程度上，日俄官府也指导着日益扩展的教育体系，并具有管理大规模公共工程和土地开发规划的经验和组织能力。并且，官府对社会伦理的指导有助于使人们的行为和态度规范化。日俄两国都有较多受过适当训练和负责任的精英阶层人物去执行需要他们完成的任务。
19世纪的清朝比较起来如何呢?
答案大体已经给出或已不言自明。在涉及官府不同寻常的广泛作用时，我们可以指出一些明显可比的发展情况。
早在19世纪以前很久，尽管清朝幅员广阔，或者正是由于这种幅员广阔，中国就已经发展了一种同时为官府和私人利益服务的复杂的通讯和运输系统。
在现有体制、公众态度和可用人才三方面，都具备实现公共教育制扩张的基础。
中国拥有在世界历史上最丰富的建设大规模公共工程和进行土地开垦规划的记录。
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社会本来似乎应该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处于一个有希望的起点，尽管这些不同凡响之处都发生在封建社会。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别的倾向就明显了。
比如清帝国早在18世纪就建立了一套报告制度，按月把全国各个地区基本商品的市场价格的数据呈奏给皇帝，不管这数据是机密的还是公开的。可是这些信息看来主要是用来核查省级和地方官员的忠诚和可靠性，而不是用来控制价格和管理经济，属于政治用途，而不是经济用途。
又比如清朝有一个从古典观点来看很有效的控制对外贸易的制度。这种制度在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主要几个西方列强眼中是如此固执而不合理，以至这几个列强国家一再发动战争以便将其贸易惯例和法规强加给中国；最后这些列强国家凭武力控制了中国的关税管制，从税收这个稳定财源中提取中国为战争所付的赔偿，而正是这些战争才使西方列强获得干预中国的权力。
还有一个例子，即清朝在信用票据、资金转移和其他银行服务等各方面都在中国本土上发展出了一个水平很高的银行体系。这个体系长期以来支持了中国企业家，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参与了像转运食盐和戍边军队后勤供给这类基本的朝廷经济活动。然而在19世纪当政府必须筹措大宗贷款的时候，却在外国债权人的压力下，被迫到西方列强银行去借钱。
中国本土的银行家们，其中有的正在试图使他们的旧式钱庄变为现代银行，未能发展起足以供他们与西方银行在中国的势力相竞争的现代银行能力和手段。中国朝廷的贷款一直由外国银行安排；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任何中国的银行拥有大规模动员中国财源的组织能力。
因此，从中国的历史记录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内在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要么是未被认识，未被用于我们所说的发展现代化的目的，要么这种能力被中国人无法控制的条件所糟蹋了。
这两种情况都表明清朝这个苟且偷安的朝廷没能肩负起对现代化发展特别重要的那种领导作用，而在成功的现代化后起国家中，那些中央朝廷都发挥过这种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