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布拉顿｜大筛选

文｜本雅明·布拉顿

《真实的复仇》

译｜蓝江

第二章：   大筛选

你们所有人都在不同的地方度过了这场疫情，在不同程度上被隔离。疫情之后的政治必须考虑的问题包括：各个国家在危机期间做了什么，病毒如何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群人转移到另一群人，特别是疫情对公民身份的观念产生了何种影响。

每个人都去了哪里？在这场疫情中最具决定性和令人不安的现实是，一个大筛选，即整个人口，本来是流动和混合的，被重新分类回到他们的国家。在为期几天的时间通知里，让他们回到的他们护照所归属的国家。

将人们重新过滤和重新分类到公民身份的组成国家类别是这场疫情的主要社会学事实。美国人被筛选回美国，印度人被筛选回印度，韩国人被筛选回韩国，巴西人被筛选回巴西。根据正式的公民身份（或合法的居住地）和他们在后殖民国家政治秩序中的位置，对人们进行实际的组织，考虑到它最终意味着我们解决共同问题的能力，我们对此感到恐惧。

它使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一个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不仅受制于我们自己在这个时刻的个人经历，而且还受制于我们的护照国对危机的正式的政治反应。因此，对重要资源的获取是有条件的或任意的，取决于音乐停止时你碰巧站在哪里。那些被送回佛罗里达的人与那些被送回新加坡或新西兰的人面临着非常不同的生命政治现实。

大筛选也导致了许多看似不可能的事件和例外状态。到了去年春季末，人们正试图回到或前往中国，不惜一切代价躲避病毒，以及某些西方国家的无能反应。新西兰作为“末日准备者”（doomsday prepper）阶层的首选后备计划的地位得到了验证和肯定。墨西哥关闭了与美国的边界，不允许有传染性的美国人传染给他们。巴巴多斯仍然为那些愿意并能够在海滩上等待的人提供特殊的疫情签证。

由于全球人口被这样分类，因为似乎没有其他选择，最广泛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弱点和能力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将入境和迁徙的权利固定在国家身份证明上是历史上新进的发展，它建立在将移民与本地人隔离，以及将专属公民身份确立为迁徙条件的基础上。作为我们的默认设置，这并没有什么必要或明显的意义。没有其他明显的选择是对我们在共同利益和合作中的集体管理能力的指控，更不用说我们对谁或什么构成需要照顾的人或人口的想象力了。考虑到这一流行病的全球范围，除了那些基于“公民身份”这一极富争议的条件的应对措施外，还必须有其他组织方式。

病毒也在迁移。它有自己的职业，很少有地方能为它提供庇护。它一波接一波地从“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移动，并进入更多的农村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它绘制了自己的人类社会地图。我们中许多在中国有家人、朋友和同事的人，在疫情增长时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然后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们自己的国家袖手旁观，沉浸在与世界其他地区毫无道理的心理距离中。这提供了一种卡桑德拉情结（Cassandracomplex），你清楚地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因为你在远处看到它在其他地方发生，但却无法说服人们相信什么正在向他们走来。但这股浪潮是真实的。

撇开预见性不谈，在许多地方，获得医疗服务是非常有限的。即使人口继续在漫长的历史弧线上交融，照顾和监督任何一个人的危机责任都由可能在世界另一端的国家来承担，而且只有在这个人回到他们的出生地时才能提供照顾。即使如此，也不能确定能否获得。因此，对于其他移民来说，被迫返回是阻碍获得护理的原因。

除了人为地将人类分割到地球表面的彼此隔离区域之外，其实还有其他选择。原则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提供最佳的医疗服务。与自生自灭的谬论相比，人类有可能在各种不同的空间逻辑基础上被合并和分离，聚集和分散，自我分类和自我组装。随着“公民”的许可同时被当代地缘政治学所加强和削弱，以及其他证件取代了它的位置，或使它成倍增加，一系列可能的后疫情的立场已经被创新，无论好坏。

问题不在于这个世界是否应该永远不被分类，而在于它还可以如何以一种更可行的方式被分类，因为惩罚性和限制性更小。鉴于云平台可以提供国家规模的服务，不受地点的限制，鉴于国家服务越来越依赖云，也许它们也会在正常边界之外出现。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移民都像疫情的筛选那样自愿或被胁迫——远远不是这样。例如，气候移民的未来，以及采取何种主动和反动措施来应对它，有可能成为本世纪最棘手的人口问题之一。允许向或离开护照国家移民的政策是否会给直接出售护照的国家带来基础性经济？就像巴巴多斯一样，出境的好处是否会超过成本，包括入境的字面价格？

这些先例和可能性有几个方面。为实现一个可行的“后人类世”（post-Anthropocene）世界而进行的动员，在所需的全球规模上，将需要一个卓越的计划，对公共和私人理由的广泛和深入的承诺，包括陌生形式的牺牲和行为改变，对什么是和什么不是“必要”的务实愿景，以及技术系统对公平和效率的关注。与一年前相比，大筛选和疫情不平衡的大规模动员的一个好处是，这似乎更有可能，甚至是可能。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那些怀疑“疫情”是对气候变化相关紧急情况的地球治理的试运行的人，希望在各方面都没有错。让我们允许在未来几年，“新世界秩序”一词的价值和内涵将以有趣的方式转变，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基础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调整，而不是作为一个基于“666”[2]符号学的精英阴谋。

至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公民权”是如何被重新设计，地缘政治的重组可能包括退出的权利和入境权，甚至可能以相互不相容的形式出现。这可能会开放一些边界，同时增加其他的边界，强化历史上的公共国家，增加私有化的城市领域、平台和网络。这些可能是令人钦慕的，也可能是不那么令人艳羡的：一个开放的全球表面点缀着私人的飞地，或者反过来说，一个主要是私人表面的公共飞地，每个都有不同的成员条件。代表这些和其他地缘政治的询问并不是反对治理，而是代表它的重新想象——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类似于一个长期延迟的下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