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状元刘春霖
1904年7月4日，对于中国历史而言，这应该是可以留下一笔的一天。这一天清晨，273名表情肃穆且略显紧张的男子，由专人带领，从紫禁城的中左门进入保和殿，然后经过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一系列仪式礼节后，屏息凝神、蓄势待发地准备参加殿试。
彼时，这273名贡士谁都不知道，究竟“状元”的桂冠会花落谁家。他们更不可能知道，这次殿试是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次科举考试，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一年后的1905年9月，清廷正式下诏，废除科举、推广学堂。所以，这一届科举就成了“末代科举”；这一届状元便成了“末代状元”，或许有个更意味深长的称呼——“第一人中的最后一人”。
回到这一天的殿试考场。考生在保和殿内从上午写到傍晚，终于交卷，答卷收到了读卷官的手里。读卷官一共8人：大学士王文韶、鹿传霖，尚书陆润庠、张英麟、葛宝华、陈壁，侍郎李殿林、绵文。他们第二天会在文华殿里将所有考生的考卷阅毕，分出高下。
转眼到了两天后的7月7日。这天黎明，所有参加考试的贡士在乾清门外的台阶上集结，恭听最终名次的宣读，即所谓的“小传胪”。读卷大臣立于台阶之上，捧着一张写满名字的黄纸，开始高声宣读。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第一个被报出的名字——那就是这一科的状元郎。读卷大臣的声音刺破了黎明的寂静——“刘春霖”。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刘春霖得的这个状元，背后一直有一些传闻。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那个“状元”原来并不是刘春霖的。
按照殿试的规则，在宣布名次之前，还有一个必经步骤——面呈钦定。但考虑到光绪当时的处境，在面呈他之前，是要先给慈禧太后看的。传闻由此而来：按照排列顺序，第一名的卷子放在最上面，那是一个叫“朱汝珍”的考生的。但慈禧一看这个名字，不禁眉头一皱。首先，“朱汝珍”犯了一个“珍”字的忌讳——慈禧对光绪当年的宠妃珍妃可谓心怀怨恨，以至于在庚子年逃难前，要让人将她投入井中溺毙。其次，朱汝珍来自广东。慈禧不喜欢广东籍的人——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那里来的。
慈禧拿掉了朱汝珍的卷子，看了第二张卷，顿时眼前一亮：这个考生的字写得相当好看，有名家风范，而且名字起得也好：刘春霖，“久旱逢甘霖”。再一看籍贯：直隶省河间府肃宁人——肃静安宁。于是，慈禧把两张试卷换了一换：原来的榜眼刘春霖成了状元，而原来的状元朱汝珍成了榜眼。
这个版本的传闻流传很广，散见于多种资料，似乎有不少漏洞，但一时也难辨真假。还有一些其它版本，总之，种种说法给刘春霖这个状元的头衔加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无论如何，客观结果是不变的：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一位状元，就是刘春霖。
刘春霖
刘春霖，字润琴，1872年生，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人，是标准的“苦出身”，他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保定府的一个皂役（衙门里的普通当差），母亲为了补贴家用，还要给别人家做女仆。按照清朝的规定，皂役的后代是不能参加科举的，所以，刘春霖被寄养到大伯家里，送入保定著名的莲池书院读书，师从书院的总教习吴汝纶。
吴汝纶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在他的主持下，莲池书院虽为中式书院，却引入大量的“西学”，《万国史要》《西国哲学史》《世界文明史》《海上权力史》等都让刘春霖受益匪浅。
刘春霖本身有读书天分，又非常肯吃苦，他曾自刻一枚印章，上刻“平生志不在温饱”。而“苦心人，天不负”，他的读书之路最终还是相当平坦的：18岁中秀才，30岁中举人，32岁金殿夺魁，获状元之名。《神童诗》有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就是刘春霖这样的人了。
然而，时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云激荡时代，即便是高中状元，又哪有什么时间和机会让刘春霖“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呢？在授了个翰林修撰后，刘春霖并没有按照惯例被派官，而是很快被派往日本的法政大学留学了——同行者包括他这一科的其他进士。
其时，大清帝国已摇摇欲坠，面对民间呼吁的“预备立宪”，清廷知道无法回避，在这个时候，不管是状元、榜眼还是探花，全都要去“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当时的日本，虽然也有不少纨绔子弟混在留学的中国学生中，但毕竟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思想比较进步。刘春霖以状元的履历认真刻苦学习，在“共和”和“君主立宪”这两派观点中，他渐渐倾向于后者。其实，无论哪种观点，相对于当时腐朽的清朝统治而言都是进步的。而刘春霖的选择应该还有另外一层因素——毕竟他是皇帝钦点的状元郎。
等到刘春霖学成回国时，他已是“君主立宪”方面的专家和活跃分子了。1909年，他被选为顺直咨议局议员，1910年担任咨政院议员。虽然咨政院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幌子下毫无实权，只是一个受制于皇帝的御用机构，但刘春霖却一直努力在里面发挥作用。
1910年11月，湖南巡抚杨文鼎不经省咨议局决议就发行国债，刘春霖坚决反对，其间，军机处建议“不必追究”，但刘春霖又顶上军机处。到后来摄政王载沣也要求咨政院不要“多管闲事”，刘春霖却又直接杠上了摄政王。
论国学修养，刘春霖是堂堂状元；论西学知识，他又是日本法政大学的“海归”，所以，那段时间是刘春霖在政坛最活跃的时刻，也是他离政治中心最近的一刻。然而，没过多久，武昌一声炮响，天翻地覆。原本还属于“进步”和“革新”一派的刘春霖，忽然发现自己多了一顶帽子：前清遗老。
夹缝之间
辛亥革命对刘春霖的打击是相当大的。那一年，他才39岁，正值壮年，恰是可以做一番事业的时候。但他却在自己北京的寓所里隐居了起来，终日读书吟诗，品茶下棋，似乎已决定“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但凡熟悉刘春霖的人，可能都知道他这样做的矛盾和苦衷：他是皇帝钦点的状元。可如今，皇帝没了，朝廷没了，他该向谁效忠呢？这个问题困扰了他至少两年，直到1914年，他才终于出仕了。而他出仕的对象，就是当时全国最有权力和实力的人：袁世凯。
袁世凯对刘春霖算是有“知遇之恩”。当初在清廷，是袁世凯提议让刘春霖参与“君主立宪”方面的工作的，而刘春霖的老师杨士骧在世时和袁世凯是好友，刘春霖对袁世凯也执弟子礼。刘春霖担任的职位是大总统府的内史（相当于秘书长），但在他做的诸多事情中，唯独只有一件事让人印象深刻——且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在袁世凯筹备称帝期间，各地组织“劝进”，刘春霖作为直隶省的“请愿团”代表，也加入了“劝进”的行列。
如果说，“劝进”是因为刘春霖和袁世凯有着各种难以言清的关系才做的，那么另外两件事，似乎也可以成为刘春霖渐渐远离“进步”和“革新”的佐证。一是1917年张勋复辟，刘春霖作为前朝遗老的一分子，在张勋拥立溥仪登基之时，是穿着清朝的四品官服去太和殿磕头的。二是1931年淑妃文绣提出和溥仪离婚，轰动全国。在辛亥革命已过去20年的时代背景下，59岁的刘春霖愤怒指责：“实属大逆不道，于情于理均不合清祖宗法制。”
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立志投身改革的状元郎，似乎已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中迷失了方向。当然，在那个时候，刘春霖自己未必没有这样的感受。在袁世凯去世后，他还担任过一系列的职务，包括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总统府秘书帮办兼秘书厅厅长（徐世昌、曹锟当大总统期间）、直隶省教育厅厅长、直隶自治筹备处处长，等等。这些职务看上去似乎都颇有些名堂，但实际上呢？刘春霖曾自嘲，自己在政府任职，不过是个“执戟郎官”——就是一个空摆设。
1928年，刘春霖看不惯北洋政府的种种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索性辞职，赋闲在家。赋闲在家后的刘春霖反而过得舒心了，除了读书写字外，还尽己所能兴办教育，捐建学堂，捐赠图书，为灾民募捐，等等，做了很多好事。本以为，“末代状元”能就此安然终老了，没想到，那个变幻莫测的时代还要给他一个考验，这一次，不光朝廷没了，国家也要没了。
1934年，郑孝胥来找刘春霖。当时，中日已签订《塘沽协定》，东北沦陷后，华北也有落入日本人之手的趋势。而郑孝胥当时的身份，是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刘春霖当年支持的那个溥仪皇帝，已经以傀儡的身份在满洲“建国”了。
郑孝胥来找刘春霖，是想请他出任伪满洲国教育厅厅长一职。郑孝胥对于这一邀请充满信心。毕竟，从私人交情上说，两人都是清末立宪派的代表，在很多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颇有惺惺相惜之感。从君臣道义上说，无论是张勋复辟还是文绣离婚，刘春霖都是坚定地站在溥仪这一边的。现在溥仪都建立新的“国家”了，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辅佐他？
然而，刘春霖的态度令郑孝胥大吃一惊：他不仅仅对这个“诱惑”嗤之以鼻，更宣称要和溥仪决裂：“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郑孝胥悻悻而归，但刘春霖毕竟顶着“末代状元”的头衔，日本人还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兼赈济部总长的王揖唐来到刘春霖的家，这一次，王揖唐许给刘春霖的官也不小：北平市市长。王揖唐同样也是有信心的：他和刘春霖同为1904年的进士，一起在保和殿里答的卷，在乾清门听的宣，然后又一起去日本法政大学留的学。
然而，王揖唐却直接被刘春霖当面怒斥：“筋骨软的东西！”不知是否出于狼狈离开的王揖唐的授意，第二天日伪军就找上了刘春霖，用刺刀逼着刘氏一家离开，然后将他的书法、藏书、文物一抄而空。刘春霖后来动用了多层关系，花了重金，才把被抄去的物品赎了回来。这件事对刘春霖的打击颇大，但原则上的事情，他还是丝毫没有动摇：汉奸，是绝对不能做的。
晚年，刘春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卖字。他的字写得确实好，时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的说法；加上有个状元头衔，前来求字的人络绎不绝，维持生计倒也不成问题。
1944年，刘春霖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2岁。他并没有等到他期盼的那一天。在滚滚的时代洪流面前，个体的抉择确实显得微不足道，哪怕贵为状元，也只是一朵被推着前行的小浪花。但是，聚焦到个体之上，难道真的一点抉择空间都没有吗？1904年的那一科进士，出了王揖唐那样的汉奸，但也出了沈钧儒、谭延闿这样颇为著名的政治人物，哪怕像刘春霖、朱汝珍和商衍鎏这样的“三甲”，看似平凡，但至少也有一个共同点：守住了自己的气节。
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下，“刘春霖们”的脚步只要稍微放慢一些，可能就会显得有些“落伍”，但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恰恰是时代才能检验出个体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