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地理考，12
（二十三）《禹贡》治梁及岐，为吕梁、狐岐，证古称狐岐为岐山。
胡渭①的《禹贡锥指》、阎若璩②的《古文尚书疏证》都重复了旧的说法，认为梁岐是雍州的山脉。沈彤③的《尚书小疏》驳斥胡说，而《汾州府志》辩驳地更为清晰。其文中说：“《禹贡》的文法，始于西方迄于东方。所以先说壶口，其次梁岐，其次太原岳阳，其次覃怀④，其次衡漳⑤。列举的或者是山，或者是地。源于梁岐的河流向西汇入黄河，向东汇入汾河，这两座山是汾河以西群山自北向南的山脊，列举出来以表示汾河以西黄河以东的地域已经治理完成，岳阳在汾河以东沁水以西，覃怀则位于沁水以东、南部靠近黄河，衡漳流过漳水、向北注入黄河。这几句话涵盖了冀州全部需要治理的地域。”这段论述非常明白。《山西通志》再去辩驳这个论点，显得不恰当。
① 胡渭：1633—1714，初名渭生，字朏明，一字东樵，浙江德清人。徐乾学奉诏修《一统志》，开馆洞庭山，延胡渭与阎若璩、黄仪、顾祖禹分郡纂辑。他一生著书仅四种，《禹贡锥指》二十卷，附图四十七幅；《易图明辨》十卷；《洪范正论》五卷；《大学翼真》七卷。他的学风，不尚泛博，专就一个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开后人法门不少。几部书中，后人最推重的是《禹贡锥指》。
②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清初著名学者，清代汉学（或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徐乾学奉敕修纂《清一统志》，阎若璩应邀参加，并随书局前往洞庭东山、嘉善、昆山等地。这一时期阎若璩与精于地理学的顾祖禹、黄仪等晨夕相处，对地理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修纂《大清一统志》的同时，阎若璩还与万斯同、顾祖禹、胡渭等学者相与讨论，排比正史，参考诸书，协助徐乾学完成《资治通鉴后编》184卷。阎若璩一生治学，多有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尚书古文疏证》。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句读、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异同等多方面考证，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得出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是后世伪作的定论，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肯定和重视。在清初的学术史上，阎若璩上承顾炎武、黄宗羲，下启惠栋、戴震。作为清代汉学（或考据学）的直接先驱，阎若璩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③ 沈彤：1688-1752，字冠云，号果堂，江苏吴江人。乾隆元岁（1736年）荐举“博学鸿词”。与修《三礼》及《一统志》。彤笃志群经，尤精《三体》。著有《果堂集》十二卷，《周官禄田考》三卷，《仪礼小疏》一卷，及《春秋左氏传小疏》等，并传于世。
④ 覃怀：地名，夏代的称谓，秦汉称河内郡，唐宋称怀州，今河南焦作市温县周围为覃怀。
⑤ 衡漳：孔颖达认为，衡即古横字，漳水横流入河，故云横漳。另一种解释，衡是称其重量，漳是河流之意，衡漳就是黄河称起的地方。
（二十四）狐岐由狐戎得名。
有没有考证岐山被称为狐岐的呢？《通志·古迹考》二：“《左传》中狐戎称为大戎，平阳西山一带，在春秋晋国时有狐厨县，在汉代时有狐讘县，魏晋时期有狐古亭（原注参见《左传》僖公十六年，杜预注是魏晋的地名），其命名都有个狐字，不是来自于狐戎又是为什么？狐讘是今天的永和县，狐厨就是狐谷，今天的乡宁县，那么古狐戎国在什么方位大概也可以知道了。”
根据这个我们推知狐岐的名字，也是来源于狐戎。说它是岐山，则是因为山势盘曲，山体有分岐。另外狐岐山也叫薛颉，或者谷积，或者骨脊。《说文解字》：“吕，骨脊也。”那么骨脊的训和吕梁的意思是通的。《汾志》中“（梁岐）山是汾河以西群山自北向南的山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了。
就此我怀疑《禹贡》中的“治梁及岐”，不必确指离石东北的吕梁山。后来的学者必定是根据后世的地望，非要套入古书中的山川，于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如果从大势上通而看待，才会比较清晰，那么岐山位于山西，固然就没什么好争论的了。
（二十五）豳字本作邠，因临汾水为邑而得名，（支邑）酆一例。
邠是汾水边的城邑，如同靠近岐山的城邑被称为（支邑），灃(沣)水边上的城邑被称为酆。
《逸周书·度邑解》“维王克殷，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永叹”等等。汾有时候也写作邠，《史记·周本纪》引作豳字。豳邠是古今字，而汾和邠也是相通的，像滈镐灃酆的例子一样。梁玉绳的《史记志疑》说：“汾靠近朝歌，就是《郡国志》颖川郡襄城县的汾丘。如果是在栒邑的豳，怎么可能登上山顶去遥望商邑呢？”《度邑解》下面又说：“王至于周。”栒邑还在宗周的西面，不应当还未回到宗周，反而先去登豳地的山丘。梁玉绳认为武王所登的山不在栒邑，这是对的。
但是襄城汾丘，和朝歌也不算近，为什么(武王)先要绕道南方来呢？我怀疑周人既然已经攻克殷商，在回去的途中路过晋地的汾阜，这儿是当年公刘居住的故地，因而登上山丘遥望商邑，并感叹不已等等。“乃升汾之阜”是武王克商以后几天的事，(武王)登上汾阜，既不是九牧之师在殷都之郊朝见武王的日子，该地也不一定就靠近殷商都城的郊外。这是周代初年邠邑不在西方的证据之一。
（二十六）春秋时周人自述先世西土所极，至于岐毕，不举豳，证豳在岐毕东。
《左传》昭公九年（前552年），周王室的甘人和晋国的阎嘉争夺田地，周王派詹桓伯到晋国致辞说：“我周族从夏代的后稷开始，魏、骀、芮、岐、毕，是我西边的土地，到武王克商，蒲姑、商、奄，成为我东边的领土。”
《史记正义》：“《周语》说：以前我们的先祖后稷，服务于虞舜和夏的朝廷，到夏朝衰败，不务农事，我先王不窋因而失去官位。按照周本纪，不窋是后稷的儿子，自承父业，世代是大的诸侯国，所以拥有这五国（魏骀芮岐毕），是西方的诸侯长。解释说魏是河东的河北县，芮是冯翊的临晋县芮乡，毕在京兆的长安县西北，骀在武功，岐在美阳。如果是这样的话，芮在魏西南方向一百多里，岐在骀西北的近一百里处。《诗经》说后稷封在邰，和岐、毕相近，周族是这块地域的诸侯长，是可能的。计算魏在邰的东方六百多里，却让邰国之君为魏国的诸侯长，道路太遥远了。公刘居住在豳，又在岐西北四百多里处，《左传》的这一条只是说那很远很远，记载中根本没有提及豳，不知道为什么。”《正义》中对此的怀疑如此，这是前人的说法无法解释得通的。考证《正义》中后稷不窋的辈分，姑且不去详细地分辨。至于后稷所封的邰，本来在晋地境内，《正义》所说的“魏在邰东六百余里，却让邰国之君为魏国的诸侯长，道路太遥远了”，这个疑问可以解释了。太王迁到岐，文王居住在毕，都是以后的事，詹桓伯说到很远很远，所以连在一起说。而公刘居住在豳，本来在汾水流域，并不远涉到扶风，这根据詹桓伯的话，可以推知的。
雷学淇说：“《诗谱》说周代的魏国，南枕着黄河曲，北抵汾水。《水经·河水注》说商代的芮国、周代的魏国，都靠近黄河。《汾水注》说汾水的南岸有稷山，相传后稷在此播种百谷，也就是《左传》中晋侯治兵于稷山之处。大概古代魏国靠近汾水，芮国靠近黄河。后稷先被封在魏，稷山就在魏国境内，汉晋的时候属于闻喜县，不属于河北县。在河北县的是周代的魏国，商代是芮人分封之地。周克商之后，收服了芮和虞的部队，开始把芮地封给同姓的魏国，又把同姓宗族的芮伯封到了河外(西)的芮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