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旭舟：高儒生平家世与《百川书志》
：百川书志 高儒 家世 生平
叶德辉校刊本《百川书志》
《百川书志》是明代重要的私家书目，收录向不为人重视的戏曲、小说，开书目著录之先河，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书籍。
此书的作者高儒，字子醇，号百川子，河北涿州人，生平资料甚缺，黄虞稷、周在浚《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仅记云：“儒，涿州人，志其家藏书，如晁公武之例。”
王士祯《居易录》卷十六云：“涿州高儒，武弁也，家多藏书，有百川书目。”1
《居易录》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记云：“儒字子醇，自号百川，系涿州人，官武弁。”2 历来记其生平者大约仅如上数条，皆语焉不详。
近几十年来，论者多着眼于其书的目录学价值，仅钱亚新先生对作者家世进行了相关推断研究。
对古代书目的研究，离不开对编写者的考察，考索高儒家世，不仅能加深对作者的了解，而且能进一步探寻书目编写的综合背景，进而对《百川书志》这部古代重要书目的产生有新的认识，拓宽对古代书目的认知视野。
本文力图勾稽史料，探知高儒的生平、家世，以期推进《百川书志》的相关研究。
建国后，北京相继发掘了高儒家族的一系列墓志，但多年来，高氏一族的墓志淹没在大量出土文献中，其蕴藏的重要历史信息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这些重要墓志包括：
《大明故司礼监太监高公墓志铭》（以下简称《高凤墓志铭》）、《明故昭勇将军锦衣卫指挥使高君墓志铭》（以下简称《高得林墓志铭》）、《大明高都督之妻夫人苏氏墓志铭》（以下简称《苏氏墓志铭》）、《□军锦衣指挥使高公配淑人左氏合葬墓志铭》（以下简称《高荣墓志铭》）、《大明诰封锦衣卫指挥使高室左淑人墓志铭》（以下简称《左氏墓志铭》）。
此外，明代重要武官档案《武职选簿》也记载有高儒与家族相关重要信息。
《明史》
对这些重要史料加以充分解读，并参以《明史》《明实录》等，多方综合考究，正可填补高儒生平、家世以及高氏藏书、《百川书志》编写的诸多空白。
一
高儒家世
（一）父亲高荣
《高荣墓志铭》乃高儒之父高荣最直接的生平资料，惜此墓志铭上部有残损，缺字较多，但高荣正妻左氏之《左氏墓志铭》清晰完整，正可补其阙漏，如，《高荣墓志铭》叙及高荣仕宦：“正德初，诸父讳凤者官司礼监，见宠□……□中书舍人。供事□……□二王楷法，与修《历代通鉴纂要》。书成叙劳，晋尚宝丞。”3
缺字甚多，《左氏墓志铭》保存完整，记录明晰：“兰坡得淑人淬砺，故贤声茂著，大为犹父司礼公凤雅重，推恩授中书舍人，晋尚宝丞，继晋今职，摄卫政。”4
故两墓志相参，高荣生平大略皆可考知。
高儒于《百川书志》对其父生平略有记载。卷十九所录《兰坡聚珍集》注云：“先父讳荣，字邦庆，涿鹿人也。先任尚宝丞，后转锦衣卫，积阶镇国将军。”5 墓志所载与此相合，确知墓主绝非同名之他人。
《明实录》亦载高荣生平资料数则：
正德二年五月，“丁卯……太监李荣传旨，荫顺天府涿州学生高荣为中书舍人，文华殿办事。”6
正德二年十一月，“癸亥……高荣由中书舍人升尚宝司丞。”7
可知，正德二年（1507）五月，高荣由学生荫升为文华殿中书舍人，同年十一月又升至尚宝司丞职位。
尚宝司乃明宫廷重要机构，《明史》卷七四“志五十·职官三”载：“尚宝司……司丞三人正六品，……勲卫大臣子弟奉旨仍得补丞，其后多以恩荫，寄录无常员。”
高荣半年内恩荫此职，得力于叔父高凤无疑。
以《高荣墓志铭》《左氏墓志铭》为基础，并参高氏家族相关墓志以及《百川书志》《明实录》，可得高荣较详尽之生平：
高荣，字邦庆，别号兰坡，涿州人。生于明成化癸巳十二月十六日（成化九年1474），卒于嘉靖乙未九月（嘉靖十四年1535）。
初为涿州学生，屡次科考不第。正德二年（1507）五月，因叔父司礼太监高凤，恩荫为文华殿中书舍人，十一月又升尚宝司丞。
正德七年（1513）高凤卒，恩赏升任锦衣卫指挥同知。
正德十年（1515），受钦命参与巡勘博野王朱俊櫍不法事，事毕得升任锦衣卫都指挥。后告病家居，陶情诗酒，不言时事。
嘉靖五年（1526），其兄高得林病卒，无后，故得袭兄锦衣卫指挥使职。
高荣墓志
（二）伯父高得林
高儒伯父高得林在明史上较为有名，他在正德间大太监刘瑾当权时掌锦衣卫。其生平于《高得林墓志铭》所叙甚详。
高得林之入掌锦衣卫同样得力于高凤，《明史》卷一八八“陆昆”本传载：“正德元年（1506），帝允司礼中官高凤请，令其从子得林掌锦衣卫事。”
《明实录》
《明实录》亦载有官员因此弹劾事，如正德元年十月，“癸丑，都给事中艾洪等劾都指挥佥事高得林，以司礼监太监高凤之侄命管锦衣卫事，内外偏重，恐非国家之福，乞并赐罢黜。”8
高得林正妻之《苏氏墓志铭》有云：“尝以为朴斋（得林）之所以累立战功，官跻极品，恩典及于三代，传祚可至疆，是固若祖、若考及叔考司礼公垂裕之休。”9
此亦明言高凤为得林之叔考。显然，高得林之得升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皆因高凤荫庇之故。
据墓志并参相关史料，可知高得林生平。
高得林，字邦秀，别号朴斋。生于景泰丙子六月初一日（景泰七年1456），卒于嘉靖丙戌八月二十六日（嘉靖五年1526）。
成化十六年（1480），因叔父高凤奏带获军功，得任锦衣卫百户，后历升锦衣卫副千户、正千户，正德元年因高凤提请，掌锦衣卫事，升锦衣卫都指挥同知，最高官至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累右都督，协佥府务，贵极一时，故三代而下，皆获追赠。
正德七年（1513）高凤卒，高得林乃持人子礼，殓殡祭葬。而后上疏辞任，家居不预时政。至嘉靖初落职改授锦衣卫指挥使衔。
有二子，皆早卒，故其亡时无后嗣，“兹犹子锦衣指挥儒，以君卒之年十月二十日吉，奉柩葬都城西玉河乡之原。”10 执人子礼，为得林扶柩下葬的正是其侄高儒。
对于高得林、高荣的确切关系，这里有必要专门提出加以辨清。学界一直有“高儒的叔父高得林” 11的说法，未明所据，现可明确断定绝对错误。
《苏氏墓志铭》有云：“朴斋（高得林）悼亡不已，思所以永其传者，乃令厥弟大锦衣邦庆（高荣），奉刑部侍郎张公纶所为行状来请铭。”此处明言高荣为高得林之弟，为兄嫂向梁储请撰墓志铭。
《高荣墓志铭》载高氏“谱牒散失，先世莫征。曾大□……。大父泗。泗生父英。”可知高荣父为名高英者，而《高得林墓志铭》亦载：“高祖而上，谱无考。自曾祖下逮父英前，俱赠后军都督府右都督。”
据此可知，高得林之父亦为高英，高得林乃高荣之同父兄，高儒之伯父无疑。且据两人墓志所载生年，高得林年长高荣18岁。
前举学界之误推，皆是未见相关文献所致。
高得林墓志
（三）叔祖高凤
《高凤墓志铭》乃李东阳所撰，今所辑《李东阳集》《李东阳续集》皆未见此文。
李东阳画像
据墓志，高凤，字廷威，号梧冈。生于正统己未六月四日（正统四年1439），卒于正德壬申十二月初十日（正德七年1513）。侍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四朝，弘治年间高凤已官至司礼监太监。
同时，高凤又是明武宗朱厚照为太子时的亲信，武宗登极后，对刘瑾为首的几位前邸随侍太监格外恩宠，《明史》卷三四○“列传第一九二·宦官”载，正德间，“刘瑾……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张永，并以旧恩得幸，人号‘八虎’。”
高凤位居“八虎”第三位，可知其得势，而武宗对高凤的恩宠自然也泽于高氏亲属。
高凤恩荫其子侄辈为官者甚众，《高凤墓志铭》明载：“从子五：景春、景文、得山，皆义官；得林，初以军功历都指挥同知，掌锦衣卫事，奉敕缉访，功进都督同知；荣，以恩历中书舍人，皆至今官。从孙六：淮、友、才，俱锦衣卫百户；万良、瓒、安贤，为涿鹿卫百户。” 12
所记甚明，高儒之父高荣升中书舍人，高儒伯父高得林升锦衣卫指挥，皆因高凤贵显而得恩荫。
高凤与高荣、高得林的确切关系，亦可从上述数种墓志铭得到证实。
《高荣墓志铭》云其父高英之上为“大父泗”，《高凤墓志铭》亦载：“世居顺天之涿州，谱逸不可考。考四翁，赠荣禄大夫、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
“四”、“泗”同音，《高凤墓志铭》所云“四翁”当与《高荣墓志铭》所云“大父泗”为同一人，据此，高凤乃高英同父兄弟，为高荣、高得林兄弟的叔父，为高儒叔祖无疑。
高凤墓志
综上可知，高氏一族至明武宗朝骤贵，显赫一时，高德林至正德七年（1513）已官至后军都督府右都督，正一品，而正德二年至正德七年，仅六年间，高荣即从一介平民骤贵至锦衣卫指挥同知，从三品。
高荣兄弟皆至高官，高氏家族此种显赫全因叔父司礼太监高凤得宠之故。
高凤于正德七年去世，高氏一族享受的此种恩泽自然失去依靠。《高得林墓志铭》载，高凤去世后，高得林即“力求解任，乃连疏恳辞，……退而家居。……绝口不及时事。”此实为高得林自保之举。
失去了朝廷重要依托，高氏一族已然开始走下坡路。至嘉靖朝，高得林已被降授锦衣卫指挥使，正三品，高荣也“谢事家居”。
朝廷既已无所依靠，遭人打击似乎也成为一种必然。高荣正妻左氏之《左氏墓志铭》有云：“嘉靖来，兰坡谢事家居，屡遭强族妄词，怀抱怏怏。淑人深以为忧，每引否泰往迹譬晓，以慰解其意，世之善事夫君如淑人者，岂多见哉。”
此节虽叙高荣妻左氏之妇德，但“屡遭强族妄词”显然透露出嘉靖以来，高氏一族已屡受打击，高得林、高荣之家居不预政，恐怕是无可奈何之举。
二
高儒生平及家族没落
可惜的是，已发掘的高氏家族墓志中并未见高儒墓志，但从上述多方墓志中，亦能辑得高儒相关材料数则，可补充推考高儒生平：
《高荣墓志铭》有云：“以故，儒虽荫武，而能博极群书，旁通诗赋，且深究诸兵家方略，武科之□……□。”又云：“子三：长即儒，本卫中所副千户，侧室张出，娶本卫管事都指挥锜□……□。”
高荣正妻之《左氏墓志铭》云：“子二：长即儒，聘本卫管卫事张都指挥锜女。”
可知，高儒乃高荣长子，庶出，生母为张氏。因正德间高氏一族官位显赫，高儒亦得恩荫，嘉靖五年（1526）伯父高得林去世，无嗣，由高儒执人子礼扶柩安葬。
至嘉靖十四年（1535）高荣去世，高儒已是锦衣卫“中所副千户”，从五品。娶锦衣卫都指挥张锜之女为妻。
据《左氏墓志铭》，高荣娶左氏乃在其“总丱游州学”时13 ，荣生于成化九年（1474），若以年十六游学计，则其成婚当在弘治二年（1489）前后，而生于成化辛卯（成化七年1471）的左氏仅为高荣生下三女，因未得子嗣，方为高荣置妾。
《左氏墓志铭》有云：“兰坡胤嗣不繁，乃广置姬鬟，此尤妇人所难。”赞美左氏为高荣置妾而不妒嫉，实乃是膝下无子嗣的无奈之举，故高荣娶高儒生母张氏为侧室，当在左氏生女之后。如此，则高儒生年不会早于弘治中期。
再如前文所述，高凤正德七年十二月（1513）亡故时，其墓志提及恩荫从孙多名，尚未提及高儒，可知至正德七年，高儒尚幼甚或尚未出生。
嘉靖五年（1526）高得林卒，其墓志记高儒为“锦衣指挥”，可知至少此年高儒已袭职或恩荫得职。
据梁志胜考证，明代武官出幼袭职一般为十五岁14 。可推知，嘉靖五年，高儒至少已年满十五，以此上推其出生之年，正在正德七年（1512）。
综合考虑，推测高儒生年约在弘治十二年（1499）至正德七年（1512）之间。
《武职选簿》
高儒的生年只可推断，其卒年却可确知。最近，笔者翻检明代《武职选簿》，于“锦衣卫”册中寻得高儒之孙高应爵记录一条，正可获知高儒下落，转引如下：
高应爵
年二十岁，涿州人，系锦衣卫故指挥同知高儒嫡长孙。查得本舍伊曾祖高得林，成化十六等年以太监侄奏带，节次斩首五颗，兼以缉捕功，历升都指挥佥事。
至伊祖高儒，革袭副千户，又以缉捕功，升指挥同知，嘉靖三十二年，参发柳州卫充军故。
又查得见行事例：在京在外官旗军舍人等，但系例外奏带报功及称报效，在各边各处，一人数处，或一时而两三处报功或并功升授官旗者，除原祖职役照旧，其余尽行查革。又查得，凡缉捕传升等项，职级不由军功，例应减革。今照本舍伊曾伯祖奏带获功升级，伊祖革袭副千户，缉捕功升指挥同知，俱例不准袭，相应照例革发15 。
明代卫所武官实行世袭制，《武职选簿》是明代隆庆四年（1570）由兵部主持统一修造，其作用在于记录卫所世袭武官历代立功、升迁、犯罪减革、袭替时间等诸多信息。
此条所载甚明：高儒官阶最终升至锦衣卫指挥同知，从三品。不幸的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高儒因事被参充军柳州卫而亡故。
隆庆四年《武职选簿》大造时，高应爵二十岁，既然为“革发”，则高应爵当已袭祖职为正千户16 ，兵部查高氏世袭经历，断定高应爵曾伯祖高得林、祖父高儒所得武职均未从军功来，不当世袭，故将应爵革发为民，并记录在案。
据此亦可知《高得林墓志铭》中所谓高得林“甚为威宁王公所器，会西征，奏参幕下，获以军功，授锦衣百户。”（此处威宁王公指成化、弘治时西北名将威宁伯王越）乃是由叔父高凤奏带获功17 ，高得林实际并未往西北立军功，墓志虚饰耳。
此条记录高应爵先祖武职，仅有曾伯祖高得林、祖父高儒，并无其父信息，可知高儒于嘉靖三十二年充军柳州卫亡故后，其子当是未能承袭即已卒，故由其孙承袭，谁料又遭革发。
正德初高凤去世后，高氏一族已然失去最大依靠，但直至嘉靖朝，高氏仍得以“死而未僵”，如高得林仍能得锦衣卫指挥使衔，高荣复能承袭其兄锦衣卫指挥使职衔，这当得力于高氏的苦心经营，一方面结交新贵，一方面与权贵联姻。
结交新贵方面，如与武定侯郭勋关系紧密（详见后文），在联姻方面，如高儒本人即娶锦衣卫高官张锜之女为妻，高儒弟高位娶锦衣卫皇亲张晟之女为妻，高儒二姐嫁给光禄寺正卿袁某之子，三姐也嫁给锦衣卫南镇抚司都指挥张铭之子张茂概18 。
高儒岳父张锜在嘉靖朝颇受重用，官至锦衣卫都督佥事，正二品。
《明实录》载，嘉靖十八年（1539），张锜与严嵩等督造皇穹宇19 ，嘉靖二十年六月，“己巳，锦衣卫掌卫事右都督陈寅，都督佥事张锜、张爵、黄秀，正千户张柏龄，俱以潜邸扈从来京，愿各分舍余一人往奉隆庆殿香火，请给田舍如例，从之。寅等又进所编《皇考圣母御制事迹》及《上龙飞礼仪》，诏：留览。”20
可知张锜曾为嘉靖帝护驾往返安陆潜邸，《百川书志》收录“圣迹录一卷”，作者之一即为“都督佥事张□”，实乃敬讳留白，参以《明实录》此处即其高儒岳父锦衣卫都督佥事张锜。
因此，高氏一族在嘉靖前期的境遇自当不错，可惜的是郭勋在嘉靖二十年（1541）突然被黜，嘉靖二十九年（1550），高儒岳父张锜也被罢免，《明实录》载，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癸亥，……锦衣卫堂上官以考选军政各疏自陈，兵部覆拟……都督佥事张锜……宜罢。诏：天章等供职如故，恕锜致仕。……”21 高氏进一步失去依靠。
高儒于嘉靖三十二年被参充军柳州卫，高氏一族从此彻底破败。其著作《百川书志》之仅留抄本不得刊行，亦在情理之中。
《武职选簿》“高应爵”条
三
高氏藏书与《百川书志》的编纂
（一）藏书来源
高儒于《百川书志序》有云：“闲居启先世之藏，发数年之积，不啻万卷。”22
可知其藏书一部分是得之家族积累，即“先世之藏”，一部分则是高儒本人的“数年之积”，序中又提到对于书籍“锐意访求，或传之士大夫，或易诸市肆，数年之间，连床插架，经籍充藏。”
透露其书籍收藏有两大来源，一是从士大夫之家获取，一是从市坊间购得。从坊间购买藏书且不论，藏书来自官宦之家的特点在《百川书志》中十分明显，有几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卫所武官著作。因为高氏一族皆任职锦衣卫，身在卫籍，与卫所系统的卫籍人士交往自然不同于民间，也可以得到民间大约不易得到的卫籍人士的著作。这应该是高氏藏书与众不同的特色之一。
如：卷五载：“状元记事三卷 皇明扬州卫指挥使玩浙野桥宾馆张干山编述。”卷六载：“花影集四卷 致仕应天卫指挥事夕川老人陶辅廷弼著。”卷十七载：“秋碧轩集五卷 南京济川卫指挥使陈铎大声著。”卷十八载：“虚舟词二卷 皇明金吾左卫指挥张闲作。”书皆当朝人士著作，且卫籍官阶记录清晰明了。
二是藩府著作。明代藩府著作，《百川书志》收录甚多，计有唐藩、秦藩、周藩、宁藩、晋藩、益藩、蒲藩等。其中尤其是周藩周宪王朱有燉著作收录最全，有燉所作杂剧三十一种皆首次详细录载，普通人士似非能得周王著作如此全备。推测此类书籍当直接得之于藩府。
锦衣卫多有奉皇命使藩府事，高儒父高荣就受命参与巡勘博野王朱俊櫍，此外，高儒叔祖高凤亦多次出使于各藩府，其墓志就记有“致祭襄府”“理岐王就邸”“奉使辽府”等事。故高氏家族当与藩府多有往来，并得到藩府著作。
三是望族著作。此处不能不提到武定侯郭勋。郭勋（1475-1542）23 ，号苍嵓24 。明开国勋臣郭英之后，正德间袭封武定侯，因助嘉靖登基，嘉靖初年甚得嘉靖帝青睐，权倾一时，累加官至翊国公、太师，甚至祭礼诸如享太庙、祈谷、祭太社、祭太稷等，嘉靖帝也多以郭勋代为。嘉靖二十年（1541）下诏狱，后死于狱中。
《百川书志》收有武定侯郭勋家族多部著作。卷五收“书庄记一卷”，注“国朝武定侯家藏书目也。”卷六又收“三家世典三卷”，注“大明武定侯郭勋辑”。又“郭氏家传四卷”，注“大明功臣武定侯定襄伯二勋之家传也。”卷十六收“芸阁稿六卷”，注“赠武定侯临淮郭珍化重著。附驸马郭镇亲贤集一卷。”又“宾竹稿十卷 诗余”，注“袭封武定侯郭良存忠撰。”卷十八收“宾竹诗余一卷”，注“皇明武定侯郭珍著”。
郭镇乃郭勋高祖，郭珍乃郭勋曾祖，郭良乃郭勋之父。
《百川书志》大量收藏郭氏家传、谱牒以及家族著作，乃至郭氏家藏书目，皆非市井流通之俗书，若非关系密切，恐难得到，当皆得之于郭氏馈赠，据此足见高氏与郭氏结交颇深。
据《高得林墓志铭》，嘉靖五年（1526）为得林墓志篆书顶盖者恰是郭勋本人，亦可知高氏一族在嘉靖间与郭勋关系密切程度。
《水浒传》在流传中有所谓“郭武定本”，虑及此层关系，《百川书志》所记“忠义水浒传一百卷”或即源自郭府，甚或即是“郭武定本”亦未可知。
四是内府刻书。高儒叔祖高凤任职司礼监太监，而司礼监有一个重要的下属机构——经厂，乃是内府刻书处。
《酌中志》
《酌中志》“司礼监”条下有经厂，“经厂掌司四员或六员，在经厂居住，只管一应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
另，司礼监提督职权之一即是“职掌古今书籍、名画、册叶、手卷……”25
《日下旧闻考》卷四一载：经厂“隶司礼监，写印上用书籍及造制勅龙笺处。内有廨宇、库藏、作房及管库、监工等处官员所居，藏库则堆贮历代经史文籍、三教番汉经典及国朝列圣御制御书诗赋、文翰、印板、石刻于内，作房乃匠作印刷成造之所。”26
《日下旧闻考》
可知经厂既印书也藏书。其刊印书籍后世称“内府本”或“经厂本”。
高凤在司礼监的任职，无疑为高氏家族藏书特别是内府本的收集带来了极大便利。
据此反观《百川书志》，并参以嘉靖间周弘祖的《古今书刻》所载内府本书目，可知高氏藏书中其实有相当数量为内府刻本。
《古今书刻》
如《皇明祖训条章》一卷、《孝慈录》一卷、《稽古定制》一卷、《教民榜》一卷、《洪武正韵》十六卷、《诸司职掌》十卷、《明伦大典》二十四卷、《大明会典》一百八十卷、《含春堂稿》一卷、《昭鉴录》五卷、《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养生杂纂》二十二卷、《诗韵释义》五卷、《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经史海篇直音》五卷、《大学衍义》四十三卷、《埤雅》二十卷、《事文类聚启札靑钱》十卷、《历灋通书》三十卷、《唐诗鼓吹》十卷、《唐贤三体诗法》二十卷、《饮膳正要》三卷、《对类》二十卷等。卷四所录《少微通鉴外纪》四卷、《少微通鉴节要》五十卷高儒则直接注云：“二书俱内府板，与外本大同小异。”
（二）藏书年代
《百川书志》收录书籍一万多卷，计2112种27 。如此大的收藏量，除开高儒本人的搜集，当然更得力于高氏家族的世代累积。
《百川书志序》有云：“读书三世，经籍难于大备，亦无大阙。”28 学界据此语，推测高氏藏书当始自高儒祖父辈29 。
《校刻百川书志序》
而《高荣墓志铭》载，高儒祖父高英及以前先祖，皆“隐农弗耀”，此语藏春秋笔法，可见高氏先祖俱是未有功名者，或即在乡农耕之贫苦人家，设若家势稍可，似也不致高凤净身入宫为宦官。至高凤得势，荫侄高得林官至锦衣卫大员，方恩及于三代。
虽然高儒血缘上的父亲为高荣，祖父为高英，但是，从前述高氏家世看，高凤亡故，高得林执人子礼营葬，高得林亡故，高儒执人子礼营葬，不论是从家族传承还是从《武职选薄》反映的职位承袭，事实的高氏三代当是高凤——高得林——高儒。因此，高儒继承的高氏家族藏书不能局限于其父高荣一辈，其实当始自于高凤。
高凤墓志载其“受学内书馆”，“蚤嗜问学，所治官自壮至老，皆文翰事。”在太子东宫时，更是“侍今上讲读，夙夜勤恪，凡讲官所进授，日为温习。”可知高凤虽身为宦官，绝非粗陋不文之人，相反精于文墨。
至正德朝时，高凤子侄辈皆恩荫至高官，高氏家族显赫一时，便更有财力、地位广为收集书籍，高氏家族藏书当随家族的贵显而进一步充盈，其主体部分当得于正德、嘉靖间。
据钱亚新先生统计，《百川书志》中收明人著作较多，体现了高氏藏书相对“厚今”的状态30 ，可知高氏家族藏书构建历史并非久远。若以高凤得内监职始藏书计，则高氏家族藏书年代上限不早于成化十一年（1475），因为此年高凤于宫内始得授“奉御”低职。
而高凤于弘治十一年（1498）方任职管辖经厂的司礼监太监，恐怕高氏藏书的上限还要后延至弘治年间。
由于《百川书志》首次著录了《水浒传》一书，故“水浒”研究者对《百川书志》的成书及所收书目的上下年限并及高氏家族情况探讨颇多。似乎为了尽可能早地证明《水浒传》的产生，也有意无意地提前了《百川书志》收录书籍的下限。
由于高儒《百川书志序》作于嘉靖十九年（1540），有学者断定其“访书截止时间为嘉靖十三年(1534年)”，并据此将高氏得到《水浒传》的下限也定为嘉靖十三年31 。
但是，《百川书志》所收书籍显然并不截止于书序完成的嘉靖十九年，此后仍有书籍补录，这有一个时间明确的例证。
《百川书志》卷四“史·故事”类载：“圣迹录一卷 嘉靖辛丑六月十二日锦衣卫掌卫事右都督陈寅都督佥事张□等纂修……”32 嘉靖辛丑为嘉靖二十年（1541）。
就此条目来看，至少到嘉靖二十年，《百川书志》仍在修订增补中，恐怕还有相当数量未载明年代的书籍，还会晚于嘉靖二十年才增补进去。
因此，《百川书志》所收书籍的出现年代下限，要进一步下延至高儒亡故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
前有学者断定“《百川书志》所揭示的高家藏书时间就在1445-1540这段长达95年的时间范围内。”33 综以前述，则要加以修正，高氏家族藏书区间当在1475-1553近80年间。
（三）《百川书志》的编纂
整理收藏书籍，并编定成书目，高儒自叙其动机来源其父高荣的遗训。
《百川书志序》云：“追思先人昔训之言曰：读书三世，经籍难于大备，亦无大阙。尔勉成世业，勿自取面墙之叹。”
《高荣墓志铭》中亦提及高荣逝前训诫高儒之事：“后前疾作，知不能起，顾进儒教□…□出纨绮，匪知为学用罔利。尔毋废诵读，有受用处。言已而逝，他无所及。”
此处原墓志文有残缺，但可知高荣亡故前确有训示高儒勿忘读书事。高儒序中所云：“以勉成先志。”当非虚指。
《高荣墓志铭》云：“锦衣指挥使高公以疾终于正寝，治命停柩三越岁，许葬。”可知高荣于嘉靖十四年（1535）去世后，并未下葬，直至三年后方由高儒扶柩安葬。
《百川书志序》有云：“六年考索，三易成编。”所谓“六年考索”，从书序写成的嘉靖十九年上推六年，正在嘉靖十四年，可知高儒父高荣去世后，高儒方才着手整理家藏书籍，并加以编写成目。
所谓“三易成编”，当是这六年间，高儒有三次重大修订，足见《百川书志》的撰写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因此，嘉靖十九年后有所增改也成为自然之事，这或许也是《百川书志》最终只能以抄本传世的另一重要原因。
此外，今传《百川书志》是否完整，尚可存疑，如高儒父高荣曾参与编纂的《历代通鉴纂要》并未收录，再如，《百川书志》“词曲”类收录《盛世新声》《词林摘艳》等，却未收与高氏关系密切的武定侯郭勋于嘉靖十年（1531）刊刻的《雍熙乐府》。
是《百川书志》抄本已有缺失，还是高儒因某种原因故意未加记录？未有新材料前，姑且存疑。
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百川书志》
高儒在嘉靖年间得以编成《百川书志》，有两方面的重要条件：
一方面是高氏家族拥有数量可观的藏书，此是编成书目的客观条件。而高家拥有丰富典藏的重要原因，即是高氏一族在正德、嘉靖间地位显赫。
正德帝对高凤的宠信，从根本上促成了高氏一族的发迹。高家的发迹，为藏书提供了必要财力，同时，其权势为收藏书籍亦提供了便利。
明宫廷对戏曲颇为雅好，高凤在宫内历任要职，直至司礼太监，高荣亦曾任宫廷尚宝司丞，这都为高氏收藏大量戏曲、小说等宫廷喜好的俗文学书籍提供了方便的来源。
另一方面是高儒个人成长环境优越，有一定的才学素养，此是编成书目的主观条件。高儒成长恰在高氏一族飞黄腾达之时，因此，高儒所处的家世背景非普通武官可比拟。
《高荣墓志铭》云：“儒虽荫武，而能博极群书，旁通诗赋。”高儒虽因父祖荫庇，得袭武职，但并非粗通文墨的“武弁”，而是“博极群书”。
前此学界未明高儒家世，为高儒编成此部重要书目而颇为惊奇，胡玉缙评高儒云：“武弁而能好学若是，尤当表而出之者矣。”34 语虽赞叹，但仍含诧异之意，无非因为在学人眼中，高儒之书目成就，与其武官身份颇不相称，如此种种皆因未明高儒家世造成。
此外，高儒得袭武职，也一定程度上使得他在思想上有一定的自由和包容，眼界并未如传统文人狭隘，这或许也是向来为文人所不齿的戏曲、小说得以在高氏书目中堂而皇之著录的重要原因。
附高儒家族谱系：
注释：
1 [明]高儒《百川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315、318。
2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页582。
3 [明]杜旻《□军锦衣指挥使高公配淑人左氏合葬墓志铭》，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页240。
4 [明]杜旻《大明诰封锦衣卫指挥使高室左淑人墓志铭》，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页228。
5 《百川书志》，页299。
6 《明武宗实录》卷二六，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页696。
7 《明武宗实录》卷三二，页796。
8 《明武宗实录》卷十八，页537。
9 [明]梁储《大明高都督之妻夫人苏氏墓志铭》，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页181。
10 [明]贾咏《明故昭勇将军锦衣卫指挥使高君墓志铭》，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页207。
11 陈松柏《也谈〈水浒传〉的祖本》，《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页129。
12 [明]李东阳《大明故司礼监太监高公墓志铭》，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页172。
13 《左淑人墓志铭》云：“兰坡总丱游州学，时父质庵公为择配，得淑人而纳彩焉。”
14 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页214。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79。
16 按，《武职选簿》隆庆四年大造后，历代均有增补，特别是万历二十二年加以重修，直至明末。“锦衣卫”册隆庆年间原目录已残损，从目录不能获知高应爵条是否为隆庆大造时录入，但从抄写字迹及体例看，当系隆庆大造时所记，其记录未录何年高应爵年二十岁，当系隆庆四年当年之实时记录。此条列于“锦衣卫”册“正千户”类之末，当是大造时，高应爵已袭职正千户，高氏革发后，将其记录附于“正千户”类之末。
17 关于奏带获功，参见《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页424。
18 参见《左氏墓志铭》《高荣墓志铭》。
19 《明世宗实录》卷二二八，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页4729。
20 《明世宗实录》卷二五〇，页5021。
21 《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八，页6579。
22 《百川书志》，页3。
23 郭勋之卒年，《明史》卷一三○载“下勋锦衣狱，二十年九月也，……明年……其冬勋死狱中。”《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七记“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乙酉郭勋死于狱”。而勋子守乾之墓志铭却云“辛丑，苍嵓谢世。”辛丑为嘉靖二十年（1541）。备考。
24 [明张文宪《明故左军都督府掌府事武定侯郭公墓志铭》，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页274。
25 [明]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94。
26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645。
27 统计数参见钱亚新《试论〈百川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价值》，《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年第1期，页4。
28 《百川书志》，页3。
29 竺青，李永祜《〈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页82。
30 《试论〈百川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价值》，页5。
31 王丽娟《〈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页58。
32 《百川书志》，页56。
33 《也谈〈水浒传〉的祖本》，页130。
34 胡玉缙《续四库提要三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页119。
罗旭舟(1976- )，男，湖北当阳人，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发表过论文《〈永乐大典目录〉所列杂剧初探》（《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盛明杂剧〉的辑刊与流传》（《文学遗产》2013年第2期）、《朱有燉杂剧的整理与校勘——兼评〈朱有燉集〉的杂剧整理》(《戏曲研究》第100辑）等。研究方向为古典戏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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