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牛山上牵“牛”记——开国中将陈康回忆千里跃进大别山
暴风骤雨的一九四七年。
八月初，英雄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大反攻的序幕。下旬，我们陈赓兵团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强渡黄河，挺进豫西，把又一把钢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
人民解放的怒火更旺盛地燃烧起来了！惊慌万状的蒋家王朝，竭尽全力作垂死挣扎。在仓皇应付各战场我军攻势的同时，蒋介石急忙调来了李铁军的第五兵团三万之众，妄想把我兵团赶回黄河以北。
打完河南郏县，我军刚进至南召、方城一带，李铁军就气势汹汹地扑了上来。打，还是不打? 这是关系着豫西根据地的开辟，也是影响整个中原战局的问题。
这时，在领导同志中，有两种主张：一种意见认为，必须集中主力，就地歼灭李铁军，才有可能在豫西立足，否则只有进伏牛山。陈赓司令员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豫西根据地必须而且可以建立，但是，目前和李铁军决战的时机尚未成熟，贸然行动，不仅没有把握全歼敌人，而且可能使自己陷于被动境地。
首长的决策是：放长线钓大鱼——派一支小部队伪装主力，迷惑敌人，把李铁军这条“大牛”牵走；另抽一支部队，乘机分散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主力部队则隐蔽待机，随时准备出击平汉线，策应大别山的斗争。一旦时机成熟，就一举歼灭李铁军。这项决策，立即获得党中央的批准。
“牵牛”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十三旅和二十五旅。首长们一再强调指出：要想法把敌人牵进伏牛山去，为主力争取活动时间，为更大的战役创造条件；同时把“牛”拖疲、拖瘦、拖垮，也为“杀牛”准备好条件。
困难并不是没有，我们两个旅总共不过五六千人，而李铁军则是全副美械装备的三万大军。但是我们不是和它斗武，而是和它斗智；就凭这几千人，也非把这条“大肥牛”牵走、拖垮不可。
任务传达下去后，当天黄昏，部队便从南召出发了。二十五旅奔袭石佛寺，我们十三旅南下镇平方向。为了造成声势，部队分成许多路，浩浩荡荡地展开成一幅宽大的扇面向前推进，大路小路，几乎到处都是我们的队伍。
初冬时节，山区的夜晚已经是寒气袭人了。战士们扛着枪抬着炮，一会儿爬上山岗，一会儿中蹚过小河，一会儿又穿过那光秃的栎树林子，飞快地向南行进。
远处传来了一阵狗叫声，前面有村庄了。“往后传，拉开距离，放慢脚步！口令依次传下去。一反夜行军不准讲话的惯例，干部特意告诉战士们，为了暴露目标可以放声讲话。于是，连平时不大爱说话的战士，也都热烈地谈笑起来，有的甚至唱起各种各样的家乡调来了。
拉大炮的马匹不知是嗅到了村里同伴的气息，还是和人们凑趣，也放开嗓门，引吭长嘶。村庄里的狗吠得更热火了，老乡们想必也从梦中醒来了。
半夜，我们离开南召已有四十多里，但后面并没有发现敌人，只好驻下来等，并且派出一部分部队，专意绕路返回到已经走过的村庄去驻，还在沿途的大小村庄都号上房子。
部队一驻下来就马上动手垒修锅台，连里修，排里修，班里也修。有的一个班就修上好几个，做饭的做饭，烧水的烧水，不烧水不做饭的也烧上一堆火。霎时间，满村子烟气弥漫，红火映天，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驻上几个排便热闹得不可开交。
第二天，老乡们便到处传开了：
“老八路过来啦！光骡子、马就过了半夜！”
“我们村夜黑住了好几千，村口路边修的尽是锅台。”
“……”
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快，越传越远，越传越神。
这天下午，我们进到了刘村镇，刚收拾了当地的一小撮土顽，一个侦察员兴冲冲地跑来报告说：“旅长，敌人来啦！”我们跑到山上，拿起望远镜一看，果然，敌人像一片黄蚂蚁，正沿着山沟往这里爬。不一会儿，山下便传来一阵枪声，我们的后卫部队和敌人打响了。这时，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心想：这条“牛”的鼻子总算给穿上了。
我们给后卫部队作了一番交代后，命令部队继续前进。战士们知道“牛”跟上来了，情绪立刻活跃起来。一些打仗劲头特别大的小伙子嚷着：“嘿，李铁军这小子真来啦，咱们回去揍它一顿再走吧！”有的战士说：“才穿上鼻子，就想杀牛吃肉，真是个馋死鬼!”休息时，几个小鬼放下背包就打着竹板唱起来：
李铁军，好大胆，一心想把便宜沾，
陈赓首长指挥巧，将计就计把牛牵。
牵牛牛就跟着来，把它牵进伏牛山，
拖得它精疲力又尽，一刀杀死大会餐！
正唱着，几个人把一个小胖子突然按倒在地，前面的扭耳朵，后面的拖大腿，牵起“牛” 来。小胖子急得哇哇叫，战士们乐得一个个哈哈大笑。
但是，同志们高兴得太早了。当晚，我们刚进到大石桥，侦察员又赶来报告说，敌人在刘村镇吃了顿饭便缩回去了。
第二天，敌人依然没有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我们的行动有了漏洞，还是敌人在耍什么花招?
下午，侦察员们抓来了一个俘虏，经过审问，才知道昨天跟上来的只是敌人的一个旅。李铁军真是老奸巨猾，我们一从南召出发，他就得到了情报，但却按住大兵不动，只派了一个旅远远地来盯我们的梢。
这个旅一出来，只见东一个箭头，西一个箭头，到处是我们的路标，岔来岔去；又见沿路各村我军使用的锅台多得无数，弄不清我们究竟过了多少部队；加之在刘村镇又挨了我们的当头一棒，便断定我主力在此，慌慌忙忙缩回报信去了。然而李铁军仍未遽然相信，又派出谍报人员四出活动，打探我们的虚实。
我和雷荣天政委一听到这个情况，感到事情还非常棘手。因为这时，我兵团主力正向方城、叶县一带移动；如果我们不能很快把敌人牵走，时日迁延，让他们识透我们的意图，事情就不好办了。下一步一定得把这个目前还在举棋不定的李铁军牵到我们这条路线上来！我们一面把情况报告首长，一面连夜召集会议，进一步研究迷惑和引诱敌人的办法。
第二天拂晓前，村外忽然响了几枪。正准备查问，一个参谋来报告：“三十八团三营抓了一百多俘虏。”我一听禁不住一阵高兴，急忙问道：“敌人几时跟上来的？怎么我们都不知道?”
参谋平静地回答说：“是一伙土顽，听说我们打了刘村镇，吓得往镇平城里逃，深更半夜里把我们当成'国军’，闯进三营驻地，被三营收拾掉了。”
原来是“小鸡”碰上了“牛刀”，真正的“牛”还没有来。
刚问清情况，首长指示，要我们坚决打下镇平。镇平是南阳西面的门户，是南阳通内乡、西峡口的孔道，拿下镇平，南阳就完全暴露在我们的铁拳之下；只要镇平一打响，李铁军定会硬着头皮闯过来。
我们仔细琢磨了一下这个指示，越发觉得首长们对敌人真是洞若观火。 “请将”不如“激将”，这一着正打中了李铁军指挥上的弱点，定然使他就范。大家异口同声地称赞：这真是个绝妙的计策！
十一月十六日半夜，我们到了镇平郊外，部队按计划将镇平团团围住，随即拉开架势，布置火力。当时，我们的炮还不多，一般攻坚战是轻易舍不得用的。可是这一回却例外地把所有的重火器都集中起来参加“表演”了。
黎明前，几乎是在同一分钟里，城周围几十个司号员的冲锋号一齐响了起来。接着便是震天动地的炮火急袭。成群的炮弹，飞落到城墙上、碉堡里，掀掉了墙垛，炸飞了碉堡盖，震垮了城楼。
激烈的枪声，密得就像爆竹店着了火。短短几分钟，镇平城便被一道硝烟与烈焰交织的火墙包围了。甚至我们那些趴在工事里准备冲锋的战士也猜疑起来：是不是我们的大部队真来啦?
这时，截听敌人电话的侦察员来报告说，城里的敌人正声嘶力竭地向李铁军求救：“共军主力围攻镇平，几百门大炮正向城上轰击，万望火速增援……”我们一听，都忍不住笑了。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天明，我们打开了镇平，捉了一千多俘虏，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粮食。
果然不出首长的所料，我们刚打开粮仓，把粮食分发给群众，宣传队、民运组的同志们才开始到大街小巷向群众进行宣传，纵队就来电告诉我们：李铁军的大部队已经急急忙忙向镇平赶来了。
但是，当敌人气急败坏地赶到镇平城下时，我们的部队已经补充了弹药，吃饱了饭，睡足了觉，又浩浩荡荡地西进了。
“牛”终于被我们牵来了。
以后，差不多每天都是这样：我们前面牵，敌人后面跟。停停走走，走走停停。相距远不过半天路，近不过三五里，有时甚至只是一河之隔。反正总是叫李铁军可望而不可即。
尽管李铁军老奸巨猾，用兵谨慎，我们还是逐步摸透了他的行动规律。后来甚至他每天要走多少路，在哪里宿营，我们都能够一言料定。
敌人也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打探我们的虚实，地面、空中的侦察活动不断。我们想了不少方法对付，弄得敌人越打探越糊涂。
一天，我们抓住了敌人一个便衣侦探。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还想冒充是“自己人”，说是“一○五师师部”的。一句话就露了马脚。原来当时我们普遍扩大了番号，“一○五师” 实际是三十八团对外的代号。看来敌人是真把我们当成几个师对待了。
为了迷惑敌人的空中侦察，从镇平出发后，我们索性白天行军，队伍拉成一条条长龙。飞机来了，战士们扔下背包，钻进林子里去隐蔽，牲口、辎重全部丢弃在路上。行军休息时，我们又让战士们大量烧起篝火。这样，白天看来烟尘滚滚，夜晚看来，更是火光冲天……
当然，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也并不像长途旅行那样轻松。因为既要想办法牵上“牛”，又不能叫“牛”咬住，所以常常是米刚刚下锅，又要前进；背包刚刚解开，又要出发。特别是后卫部队更是艰苦，一天不知道要和敌人打多少次仗，有时即使一枪不发，也要大量修筑工事留给敌人“参观”。但战士们都知道陈司令员在亲自指挥着我们，都知道这一行动的重大意义，因而始终情绪饱满，信心十足。
我们不轻松，敌人并不比我们好。他们成天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后面，我们说走，他不敢休息；我们一停，他就得赶快拉开挨打的架势。敌人部队臃肿，辎重累赘，一天赶个两头黑，走不了三五十里，还累得一个个龇牙咧嘴，脚跛手软；夜晚，刚想伸伸腿、缓缓粗气，又被我们的小部队不断袭扰，弄得日夜惶惶不安，越来越狼狈，一天天跟不上队了。
为了把“牛”牵得更紧，让它跟得更快，十九日，首长又命令我们奔袭内乡。当天夜里，我们就将内乡包围。这时，二十五旅已经和我们会合，由他们担任主攻，我们以炮火支援。这一夜，我们的火力急袭，比攻打镇平更为猛烈。
不到天亮，外围据点便被我们扫了个一干二净。但我们并没有向城里发起冲锋，只是和敌人时打时停地相持着。
下午三点多钟，本来已经被吓破了胆的敌人，突然活跃了起来，甚至把老乡们逼到城墙上来向我们喊话，说我们已经“被包围”了，要我们赶快投降。战士们气得嗷嗷叫，干部们也纷纷跑来要求立即下命令发起总攻。雷荣天政委笑着向他们解释说：“怎么你们又忘了，咱们的任务是'牵牛’啊!咱们围内乡，不过是虚晃一枪给' 牛 ’看，看敌人那股疯狂劲， '牛’马上就要来了。赶快回去给战士们解释解释，咱们又该走啦!……”
果然，部队刚刚转移，整三师先头部队的炮弹就从湍河那边打过来了。
接着，我们又把敌人牵到了赤眉镇。
赤眉镇是由内乡通向伏牛山深处的一个隘口，再往里走，山大林密，沟深路窄，大部队运动不便。我们估计在这里李铁军很可能又会愁思苦虑，举棋不定。而我们如果不继续把它牵进去，就会前功尽弃，达不到预期的战役目的。因此，离开赤眉不久，我们就连夜派了一支侦察部队返回去诱惑敌人。另外还派三十八团三营在鱼关口布置了一个小口袋，准备狠狠揍它一顿，显露一下力量，引诱它坚决进山。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枪声在赤眉镇方向响了。一会儿，侦察队从鱼关口对面的大平川跑了过来，后面紧跟着一大片穿黄衣服的敌人。这时，在最前面的八连迅速迎了上去，准备把敌人拖进口袋。
狡猾的敌人并没有照直进口袋，却扭头向九连的阵地爬来。一场激烈的战斗展开了……
从早上到下午，敌人连续发动了十几次激烈攻击，进攻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最后竟然整连整营地干上了。但是，在我们英雄的九连面前，敌人只是一次又一次地留下大批尸体，没有得到半点便宜。李铁军以为这下是揪住我们的主力了，便亲自赶来督战。
大炮咚咚哐哐一直轰到太阳偏西，敌人才一步一步地爬上山来。可是，在这里除了专门留给他们“参观” 的密密层层的工事以外，一个人影也没有了。
李铁军满以为大功即将告成，第二天，竟然丢掉辎重，扔下大炮，拼着老命往山里追赶。这时，国民党的造谣公司中央社也在那里大吹牛皮：“国军已把陈赓主力逼进深山穷路，共军士气低落，逃亡严重，粮食困难……”
其实，这时我们旅已到了夏馆镇。分工开辟根据地的部队已全部展开，陆续建立了七个分区，豫陕鄂军区也成立了，在伏牛山东麓隐蔽待机的我兵团主力，向平汉线靠拢，已经和华东野战军的部队会师。震撼中原的平汉线破击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估计敌人可能不会再跟得那么紧，因此，在夏馆休息了两天，想等它一下，看看情况。不料，李铁军派出了两个旅由西面包抄过来，准备把我们合围于夏馆。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真使我们又惊又喜，惊的是差点没给敌人裹住，喜的是敌人到这时候还没有醒悟过来，而且还在寻我主力“决战”呢！
部队连夜撤离夏馆，迅速进到伏牛山深处形势险要的二郎坪。我们原以为李铁军会“不到黄河心不死”，奇怪的是，他却又不来了。
正在疑惑间，从纵队突然传来了叫人欢喜欲狂的消息：平汉线破击战大获全胜，郑州至信阳八百多里铁路被我军破坏，敌人的重要屯兵基地许昌、漯河等二十三座县城被我攻克。带着三十二个旅“清剿”大别山的白崇禧，不得不仓皇抽兵回援。围歼刘、邓大军的阴谋彻底破产，鄂豫两省的敌人已完全陷入瘫痪状态。李铁军这时才像醉汉喝了酸汤似的，清醒过来，星夜“驰援”平汉线去了。纵队命令我旅立即尾追整三师，由“牵牛”改为“赶牛”，务必将“牛”赶到预定地区。
牵了这么久的“牛”，现在到杀的时候了。战士们高兴得一蹦三尺高。驻地通宵灯火不熄，歌声不断，到处在忙着磨刺刀，补鞋子，准备出发。几十天来，我们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牵着比我们强大几倍的敌人在伏牛山兜了个大圈，爬过了多少山，趟过了多少河。
在无后方的条件下，鞋坏了只有赤着脚走路，粮食缺了就紧紧裤腰带，没有谁发过一声怨言，没有谁讲过一句怪话。今天，“牛”终于被拖垮了，谁不想马上扑上去，一刀把“牛”斩掉呢！追击的命令一发出，部队就像决堤的山洪，一泻直下。战士们一个个像长了飞毛腿，一昼夜就赶了二百多里。
这时，正赶上下大雪，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号称蒋介石嫡系精锐的整三师，被我们拖来拖去，早已弄得精疲力竭，加上缺衣少食，挨饿受冻，当兵的一路走，一路开小差，到处是散兵，到处扔的是枪支、弹药。
敌人原来留在内乡的大炮，也在向李铁军靠拢的途中，被我们的游击队改换路标，引到山沟里缴了械。李铁军万万想不到，他赶去平汉线，不仅是给他的难兄难弟奔丧，也是自己去进坟墓。当整三师日夜兼程赶到西平县西南的祝王寨、金刚寺一带时，陈、粟大军和我陈赓兵团的主力早已摆开了聚歼的阵势。我们旅也已绕路赶到前面“恭候”着了。
一天黄昏，整三师两万余人全部陷入了我军的重围。李铁军成天梦寐以求的“寻找共军主力决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李铁军原想依靠新式的美国装备来上个把回合，挽回被歼的命运。但是他没有想到，美械并不能救他的命，仅仅一天一夜的战斗，他的兵团部和整三师就全部被我歼灭了。
李铁军的中将参谋长李英才被我们俘虏后，不胜感慨地说：“唉，说实在话，敝军这次失败，一半是打垮的，一半也是拖垮的……”
陈康同志简介：原名陈五和。1910年4月7日生于湖北省广济县（今武穴市）郑公塔镇闸口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姐妹8人，他排行第五。幼年因家境寒苦，与学堂无缘，7岁起就当起了放牛娃。1927年参加本村赤卫队。1930年7月，鄂东红8军第4纵队到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活动，他报名加入第4纵队，成为红军一员。随后，红8军第4、5纵队与阳新县沿江游击队合编为红15军，转战至鄂东北，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并于1931年1月与红1军合编为红4军。此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部征战，参加了双桥镇、磨角楼、黄安、苏家埠等战役战斗和苏区反“围剿”作战，曾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师29团排长、第73师连政治指导员。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入川，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作战，任红31军92师274团营教导员、营长。1935年3月嘉陵江战役中，他曾在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直接指挥下，率全营勇猛拼杀，一举夺占被国民党军称之为“插翅也难以飞过”的川陕要隘剑门关，为夺取战役全胜做出了重要贡献。同年5月后参加长征，历任红9军25师75团副团长、第27师80团团长，红31军第91师276团团长。到陕北后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1938年调任新四军补充营营长。1939年1月奉调八路军第129师，任随营学校教员、营长兼主任教员，翌年10月起任第386旅17团副团长、团长，第772团团长，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太岳区反“扫荡”。抗战胜利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13旅旅长，第二野战军13军副军长，先后参加了上党、豫西、淮海、渡江、广东、广西、滇南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第13军军长。1954年于军事学院毕业。1956年起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代司令员，参与指挥了中缅勘界警卫作战。1968年8月起任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后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77年12月重回部队任职，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81年11月离职休养，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