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而不化：韩愈在宣城的文化遭遇（下）
过而不化
韩愈在宣城的文化遭遇
厦门大学中文系 李菁
摘要：
韩愈求仕前曾在宣城寓居数载，但据方志所见，他对宣城历史文化的影响并不大。北宋梅尧臣尊韩师韩，但其《宛陵先生集》对韩愈曾在他的家乡寓居一事只字未提。名士的成长地不同于地望和贬谪地，它不像地望，可承载祖先世代积淀的声望，也不像谪地，能寄寓名士生命中最厚重的悲欢，一段顺遂的成长期，很难被赋予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韩愈在宣城的身后寂寞，梅尧臣等人对韩愈寓宣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其间缘由或许就与后人对名士不同生活空间的价值判断有关。
关键词：
韩愈 宣城 文化遭遇 宣城地志
宣城自古诗人地，其诗风之盛，与吴越堪称伯仲。就唐代而言，寓居宣城、任职宣城、游历宣城以及未至而诗涉宣城的文士多达163名。 然而，如此盛况在历代宣城方志中的记载却杂乱零散挂一漏万，韩愈所遇，即是一例。有长达七年的寓居经历在前，又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的盛名在后，然而韩愈对宣城历史文化所应当具有的影响力与当地方志所载所见，着实不成比例。
唐以后，仕宣者对于韩氏别业以及韩氏遗迹未加留意，使得“阳宇阴竁，文堂耕舍，莽莫知其区处”，直到明正德己卯年（1519），韩公别业才得以恢复，宣城第一次为韩愈设立了专祠。这一“千年之旷典”的动议者是正德丁丑年（1517）出任宁国府同知的魏浚，他摄宣事之三年，“布蕙施政，修乡约以轨民”“又欲图所以风之者”“从旷没湮霾之后，恢继绝表徵之心”，于是“考寻韩公之别业，将复其故”。“图所以风之者”“恢继绝表徵之心”二句值得注意，很明显，魏浚希望通过对韩愈寓宣的回顾和倡扬，借韩愈之盛名，发挥此事对邑民的风教作用。随后，提学监察御史林有孚具体落实了这项恢复工程，他“愍圣道之不昭，愤塞氏之从横”，选定州北十二里处的敬亭山翠云佛祠，撤去佛像，变置韩公别业，“人其人，庐其居，栗其寓神，以公易之，而榜曰‘韩公别业’”。再后，邑人梅鹗将这一“旷典”以《韩公别业记》的形式写进了宣城史册。 梅鹗深得魏侯、林公二人此举之旨，他在这篇记文中进一步阐明了韩氏别业复故对宣民的教化意义。他说：公之宦学始於宣地，公之初服培於别业，则“宣城不有功於公哉”？而韩公既去，“惓惓怀顾，形於篇什，赋则复宣之志，诗则归宣之田，其不忘兹土，有如此仁之至也！”
宣地与韩公既有如此深厚的机缘，自今而后，邑民及宣之为政者，当昭示后辈，追踪韩公盛业，“溯洪源景高山，瞻公之庐如见其存，味公之言如见其心，感奋自砺以仪刑丕彝，必约六经之旨以起八代之衰，必辨二氏之非以济天下之溺”，如此，“方为有以发公之心，而亦不负今日光复之意也。不然，则屋庐有韩□（阙文），中心畔之，吾不知其所得矣”。
那么，正德己卯年的这一盛举对宣城邑民起到了风教作用吗？梅鹗文末“屋庐有韩□，中心畔之”的忧虑是否就是当日可见的事实？《县志》缺载。林公之后，宣城为政者“虑无以守” “仍置僧以司”，可是时隔不久，翠云僧徒私崇其教，擅自徙公像於旁舍，文儒教化让位于佛祖神通，韩公别业复归“荆榛肆侵，风雨飘摇”之势。基于此，21年后的嘉靖己亥年（1539），地志所载韩祠第二次得以修复：“嘉靖己亥，白坡何侯以量移至，嚹然叹曰：‘公力排释氏，而顾寄释氏以居，神其饗之乎！’遂捐俸鸠工，相地甃基，而南冈曹侯适来，协图厥成，为堂为门为垣，匾曰‘唐昌黎伯韩先生之祠’。”祠堂更新之后，韩氏别业新址也一并择成，“祠左一径，夹竹而行，窅然出祠，后构亭其上，曰‘敬亭仰止’。门右循山麓而上，松泉迂曲，甫半里许，设绰楔於桥，大书曰：‘昌黎别业’”。
曾为宣地寓士的理学家邹守益为此撰写了《韩公别业碑记》，他撰文的目的同梅鹗一样，不为渲染韩祠及别业新颜初展后“郡之人士来游来歌，恍然若韩子之复见”的盛况，而欲借题发挥，阐明何（宁国府通判何其高）、曹（知府曹迈）二侯此举之大义，以训于将来。韩祠的“枯蒿栖鹳，冻雨浮埃”与秦桧的“偃月堂” 和元载的“芸晖堂”自然无从比较，但七百余载之下，“诸君子翦辟兴颓，竭虔妥灵而俎豆之”，可见修复韩公别业，“天下万世之其得其失，即是可以定矣”，此其一。韩愈之忠与皇甫镈、李逢吉之流的奸，有如“泰山北斗”之于“蝮蛇野葛”，故“南阳祠之，山阳祠之，潮祠之，袁祠之，孔庙祠之”，本邑“虽别墅荒基”，也不甘落后，“犹闵闵恐其弗传焉”。又可见修复韩公别业，“天下万世之真心，即是可以定矣”，此其二。其三，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今日恢复韩氏别业，正欲官民同心齐德，“师其忠”以“报主”，“师其惠”以“拊民”，“师其信”以“交友”，“师其文”以“翼典诰”，“师其学术”以“辟异端而闲圣道”，二侯此举非独以询宣城百姓，而乃欲天下万世，“人人可为昌黎子也”。
在邹守益看来，韩氏别业的更新，意义远在训示宣民之外。他这篇碑文很有些大张旗鼓阐发韩愈精神人格的意味，立意之高，与韩愈的历史文化地位是完全相符的。但，与正德己卯年一样，此番韩祠及别业修复之后，宣地民情民风是否受到教化，《县志》依然未及。这两篇记文可以说是《县志》所见涉及韩愈在宣城之影响与意义最为热烈的表述。如此慷慨提倡和热情宣扬，说明什么呢？一再的强调和反复的叮咛，有时往往发生在风气渐颓之时。于是，当我们看到下面这条资料时，便一点也不奇怪了。
清康熙壬辰年（1712），知府佟赋伟到此寻访古迹而不得，祠堂与别业再次“皆废” 。这一次，这位把地方文化教育看得很重、主持重修过县学和书院并留下不少劝学励志文字的知府，不知何故没有在韩祠和别业上下功夫，而是捐俸重修了敬亭山七贤祠。七贤祠，《县志》卷十作“十贤祠”，在敬亭山，原名“五贤祠’,“祀谢脁、李白、韩愈、晏殊、范仲淹为五贤，后增张慎言、姜埰为七贤。……道光间，知县王成璐复增梅尧臣、施闰章、梅文鼎为十贤。”
佟赋伟任知府时，祠祀七贤，其《重修敬亭山七贤祠记》云：此七贤“或推宦绩，或号寓公，或少而浮家，或終焉埋骨，率耽情于壑之邃美，寄兴于风泉云树之幽奇，所谓千秋万岁魂魄犹恋此者，故祀之敬亭云尔”。佟赋伟在这篇记文中非常高调地谈到地以人重的问题，充分肯定了宣城这份历代累积而来的丰富的地域文化成就：“自有兹山以来，代凡几易，疆域建置凡几更，达官迁客劳人韵士登临觞詠流连而凭吊者凡几辈，而敬亭之名至元晖始大显。方其高斋视事之暇，双旌五马，探灵异而问丹梯，赋田赛雨为民社福，自合没世不忘；其馀数公皆因其文釆渐被德望夐绝，邦人尸祝亦如仲卿之桐乡、鉅平之岘首，遂使敬亭一峰声齐五岳，又不独刘梦得所云宣城谢公一首诗而已，地顾不以人重乎哉？”
佟赋伟与邹守益一样，也是因任职宣州而在此地停留过的寓士，他的文字中流露出外乡人对宣地独有的地方文化的赞叹，同时也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着对这种地方文化上承下启延绵不绝的更多期待。佟赋伟没有特别提到韩愈，后者在他仕宣期间，只是七贤之一。
《县志》中有关韩愈的资料还有若干，略择数条以见本文题旨：
卷十“祠祀”门有“昌黎祠”条，云：“在旧州学内。”关于昌黎祠，明嘉靖刻本《宁国府志》卷九记曰：“初，宋时宣城有三皇庙，在县学西；昌黎祠，在旧府学；……魏公祠，在县学，祀宋令魏杞。今并废。”这部《宁国府志》校刻于嘉靖十五年（1536），因此，至迟在这一年，宋代立于旧州学内的昌黎祠已经废而不存。
卷二十六“寓士”有“曾异撰”条，云：“曾异撰，字弗人，莆田人，寓梅朗中天逸阁。终日键户，饮酒赋诗，致足乐。文似昌黎，诗峭拔奇猛，有斩将搴旗之能。读《纺授堂集》。闽士当以異撰为冠。”如此明确地提到“文似昌黎”，然而曾异撰却非宣民。
卷三十一“艺文”门载知府刘应箕《敬亭山翠云庵赋》，其中有句：“基坯齐梁，功垂唐宋。恢蕞尔之重阶，栖神明以画栋。旁有昌黎，启祠於中。山斗凌云，遗像倚崧。”刘应箕嘉靖二十八年（1549）任宁国知府，可见嘉靖己亥年何、曹二侯之功十年尽废，昌黎祠复没入翠云庵中。
卷三十二“艺文”门载明人梁柱臣《游敬亭因寄王太守》，其中有句：“谢公昔为郡，兹正寄徜徉。纡组兼幽寻，风流至今扬。遂令贤达踪，韩李蹑其方。秀句落人间，高标郁相望。我来千载后，怀古意难量。芜祠一以眺，故迹悲徬徨。” “芜祠”或指韩祠？
卷三十二“艺文”门载明代邑民吴宗周《翠云庵吊古》，其中有句：“昌黎故里成空寂，太白遗墟费讨寻。”只此“空寂”二字，一切尽在不言。
卷三十四“艺文”门载清代邑民袁穀芳一百七十言五古《春暮大山湛公邀同孙尹圃进士张静圃经历惺斋上舍游敬亭小饮齐云阁醉中效昌黎体索同人次和》，似是地志所见邑人为诗效昌黎体的唯一例子。
……
相比于出生地孟州和贬谪地阳山、潮州、宜春，作为韩愈成长地之一的宣城，在对韩愈思想的接受方面，无疑是冷淡的，韩愈在宣城的文化影响颇为寂寞。显然，其间缘由，用宣城历史文化发展滞后来解释是行不通的，问题有可能出在后人对名士不同生活空间的价值判断上，名士的地望（或出生地）与成长地、贬谪地所具有的教化价值不一，后人对三者的意义建构也不一。
古人重视地望，这通常是名士传记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只要后人对家族血脉的延续与家族文化的传承心存一份敬仰，此“地”便会牢牢地和名士拴连在一起，永不分离。唐代名士多由诗赋入仕，当他们被贬谪到文化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时，与“身”俱来的博学和“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人格精神往往会是贬谪地接受他们的第一理由，有时，这种接受不仅迅速，而且深远，致使谪地成为名士生前的窘困乡、身后的荣耀所。
这两种境遇，在韩愈身上都实现了。那么，求仕之前的成长地呢？在学业未成、功业未就的影响下，名士的成长地不能不陷于尴尬处境。它不像地望，可承载祖先世代积淀的声望，也不像谪地，能寄寓名士生命中最厚重的悲欢，一段顺遂的成长期，不容易受到旁人重视，也很难被赋予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韩愈在宣城的身后寂寞，梅尧臣等人对韩愈寓宣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当然，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儒、释二教在宣城的空间之争使得韩公祠一再被翠云庵侵占，这反映了民间信仰力量与官方教化力量在宣城的斗争实态。这种情形还远非宣城独有，如清知府佟赋伟所言：“余游历吴越间，琳宫梵宇多有名贤尸祝，其间不独敬亭也。” 显见这是当时各地的普遍现象。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论题了。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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